旗開不得勝  

        十一過後，大學教學秩序正常。爸爸開始按政治課教學委員會製定的政治課教學計劃來上大課。那時沒有毛選，隻有一些小冊子。雖然在美國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其目的隻是了解。現在要當政治課來講那可就不容易了。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書籍更是現囤現賣。講了幾次課後，學生很不滿意。有人建議請解放區的教授來講。爸爸接受了。

         一個周末的下午爸爸說學校派一個小車送他去請解放區的一位教授，他住在西山。爸爸讓我們跟他一起去。我很高興，媽媽也想去。爸爸坐在副駕駛位置，我和媽媽坐在後排。

         這時正是稻米成熟的季節，汽車沿頤和園南牆外的土馬路開向西山。一路上聞著稻米香味，看著這美麗的西山風景，看著沿街整齊的民房，很快上了一個黃土高坡，這一排房子特別幹淨，都差不多。我們車停在一個房子麵前。下車後才發現房子很矮，門是開著的。敲了這小小的大門，從小北房走出一個又瘦又小的老先生。

         爸爸自我介紹後就讓我在外麵玩，我從開著的門看到屋裏，這是他的堂屋有一個四方本色的木桌，四條長木凳，非常幹淨間單。媽媽和爸爸一起和教授及他的太太談話，我站在屋外仔細看了這小小的院子。

          這小院一絲草也沒有，土地硬硬的掃得極其幹淨。在院子當中有一顆小樹。在小北房的窗下有幾個小花盆，種的是很小的草花。有一盆是小紅椒，看來是吃辣的人家。這個房子就是小北房三間，很樸素，簡單。站在門口看到外麵大片稻田，非常開闊。在附近其它人家有紅紅的棗掛在樹上，非常幹淨，沒見雞、狗、貓。這是解放區的幹部宿舍，大概是供給製，每家都一樣。對比我們家真是極大的區別。給我很深印象。這表明解放區幹部是人民的公仆，和人民同甘共苦。

         回家的路上，爸爸簡單的說他同意來講一次課，並商量了講課內容。

我真想對爸爸說：不用逞能，負責政治課並不是說必須親自講。可以請校內外的各種能人來講。不一定非由教授講，校外請共產黨的專家講，校內請黨員幹部、民主人士來講。對於政治課目的，學習內容，學習方法等問題應多到管教育的政府部門討論，到解放區辦的華北大學聽課，請教。這樣效果會好，壓力也會大大減輕。

     我是小孩哪敢說呢？爸爸一直花不少時間和精力，親自上課，學生意見不斷，沒有人來幫爸爸。看到爸爸心情不好，如此大的壓力，不知應當怎樣幫助他。

    他用了非常奇怪的辦法，來釋放和疏解內心的壓力：每次一回家見到妹妹就像鬥雞一樣的打鬥起來。兩人把手攥成拳頭，端在胸前。爸爸先進攻，妹妹後退，直退到牆角，妹妹反擊爸爸後退。我們站在旁邊為雙方使勁，幾個回合才會結束。

      解放前爸爸從沒這樣對待我們，總是很嚴肅，很自信，充滿朝氣。現在隻覺得在打鬥時放鬆，有笑容。但打鬥後就是皺眉頭，顯得無能為力，很是疲勞，缺少自信。我為爸爸擔心，但不知該怎樣說。因為我們在他眼裏永遠是孩子，不是討論工作的對象。

     經過了很長時間他才開始醒悟，請來一些著名的專家：沈誌遠、許立群、陳翰伯、艾思奇、魏巍，錢俊瑞、王雲生和褚安平等，但遠遠不夠。據說那時在學生中有一股暗流，希望一切政治完全退出大學和中學。所以誰來講都不會受歡迎。

          經過一段時間爸爸悟出政治課的目的應當是自覺用馬列主義改造思想，爸爸的講課也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不再是隻講那些條條，枯燥的理論。而是把自己擺進去，結合自己和學生的思想來講，生動活潑，親切精辟。受到學生的讚揚，學生給政治課教學委員會寫表揚信。

         解放後的政治課是爸爸在業務上第一次感到不能適應新政府的工作。沒過多久教育部門傳達教育方麵必須完全學蘇聯：保持蘇聯有的課，去掉蘇聯沒有的課。逐漸增加蘇聯有，中國沒有的課程。

        爸爸的社會學是蘇聯沒有的課，就必須下馬。這是爸爸一輩子奮鬥的學科。回想年輕時選擇社會學，就是為了救國救民，因為這個學科可以幫助中國落後地區的發展。他們已經到農村去調查，有了一些想法。大領導不是做了許多中國農村的調查嗎？用打倒地主進行土改的方法，極大的鼓舞貧下中農支援革命。社會學到農村去是和大領導的思路一致的。為什麽社會學係就不能繼續了呢？這些知識分子到農村發展，是不會把農民“教壞”的。隻能幫助共產黨把中國建設好。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決定！

         爸爸在組織上服從，但心理是不明白的。而且不能與教育部門探討，毫無民主，強迫執行。在業務上不講民主，讓爸爸也覺奇怪。解放前共產黨宣傳的口號是要民主、要自由，怎麽掌握政權後就不講民主了呢？

          據說蘇聯有勞動係，研究按勞分配，勞動者與領導的關係，勞動保護，各工種的工資製定原則等。爸爸係的大多數教師都願意做與社會學關係密切的民族學。蘇聯有這個係。這樣原社會係就分成民族係和勞動係。

         爸爸主動去承擔這個沒人敢做，沒人想做的工作去建立這個全新的勞動係。爸爸沒想清楚，舊社會來的大學教授怎能指導政府的工作呢？勞動係不由政府親自參與就是白做工。從這時開始，爸爸就掉進了這個難啃的吃力不討好的係，直到去世。

         如果爸爸也跟著大多數作民族研究，日子會好過些。但他從沒作這方麵工作，所以與那些人相比他就屬於老末。從一個係住任、法學院院長，變成老末，他怎會甘心，怎能放下架子？這就是爸爸解放後在業務上可悲的地方。說句實話就是英雄無用武之處。沒有了業務，一輩子重業務的知識分子，心裏能高興嗎？

         爸爸是典型的中國舊知識分子，他一輩子沒房、沒地、沒股票和其他投資項目。自己教書攢的養老金全部投到國家公債，支援建社，唯一具有的就是社會學知識，而且造詣不淺。現在的狀態爸爸連唯一具有的那點知識也視為零。除了有妻女外，是真正的一無所有！成了一切方麵的窮光蛋！！實在是太淒慘了！解放前是社會學界在中國排得上名的專家、學者、教授，解放後成了廢物，使不上勁的空教授。哪一個知識分子願意處於無用狀態？！社會學不是沒用的知識，在解放後就這樣人為的打入冷宮。

          既然爸爸已主動承擔這個新係，就不能讓它放空炮，必須有人來教這個課。爸爸知道新中國對工人階級的勞動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隻有再一次的邊學邊幹。對於一個四十多歲的老教授，又是院長、又是係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去學一門新課，已很不容易，更何況要對學生講。經過刻苦奮鬥，不久就很快招生，教起這個新課程，完成了自己說出口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