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高考恢複前後，一批真正的高幹子弟開始陸續出國留學。為了幫助他們做好出國準備，在一位認識多年的教授,也是前鄰居的推薦下，我短暫地成了其中一位的英語輔導。

我剛才說，那時候出國的都是真正的高幹子弟，因為我說的是與鄧小平資曆相近的一批中央政治局委員，總理部長級高幹的子女。

我的學生是一位比我年齡大幾歲的女孩子。學生來見老師的那天是個下午。那時候還沒有手機，我按約好的時間走到陽台朝下張望，正好看見一個女孩子停了自行車，四下張望了一下，然後進了樓。很快門外就傳來了輕輕的敲門聲。我打開門，她笑嘻嘻地站在那，個頭不高，健康中透著一種樸實，自信和充滿生命活力的美。

那時這種受人之托的輔導是免費的。我每星期跟她見兩次，進行些簡單的英語對話，講解些簡單的語法和詞匯。她有時候興高采烈，有時候心不在焉，有時候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完成作業，有時候剛學的東西已經忘得光光了。但她總是按時來，從來沒有缺過課。現在想想，如今有了手機爽約或者編個借口是多麽容易！

一對一上課之餘，我們也談些不相關的事。隔三差五她會送我一張電影票。我這才知道，當時釣魚台國賓館附近的紅塔禮堂是他們經常聚集看不對外公演的外國電影的地方。在電影開演之前，經她介紹，我陸續見到了她的未婚夫，一位與鄧小平資曆相同的國家領導人的兒子和其他人們經常在報紙上讀到的國家領導人的子女。我是一介草民，她每次都是這麽把我介紹給她的那些朋友的，“這是我的英語老師。”聽得出她很得意有人輔導她的英語。在“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在中國的洋人如鳳毛麟角。像我這種靠收聽美國之音的《英語九百句》學了一口純正美式英語的也不多。那時候會英語的基本都是些才翻了身的臭老九。會英語忽然成了全社會都肅然起敬的香餑餑。

不知為什麽，外婆對我輔導這麽個來曆不明的女孩子，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堅決的反對。她老人家從來都是個對別人很熱心，也很熱情的人，可她對我的這個輔導生表現出了毫無掩飾的粗魯。外婆是個從舊時代一路走來的人。她從小博覽群書，記憶力超強。可她就是不願意我給這個國家領導人的女兒輔導英語。

我一再對外婆解釋我既沒有非分之想，也不想借此高攀。我隻是受人之托，盡力而為。外婆的回答始終如一，斬釘截鐵。“你少沾權勢的邊！你會招來殺身之禍，滿門抄斬！”我又急又氣，覺得老人不但落後了時代，也不近人情。

這個女孩子對這一切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不快。每次來家裏，她總是客客氣氣地，走的時候臉上總是掛著笑，謝謝我花時間輔導她。大概因為輔導不收費，她總是用別的辦法補償我的勞動。那是個物資供應依然短缺的時代，她卻能搞到緊缺商品的購物券，在賓館酒店和友誼商店才能用的外匯券。

不知為什麽，有一天她忽然神秘地告訴我，要帶我去一個一般人進不去的地方---中南海。那天下午約兩點半，我按約好的時間來到了中南海的北門。很快她像從天而降般地出現在了我麵前。她掏出一個證件，警衛舉手朝她敬了個禮，然後就讓我進去了。我連會客單都沒填！進了第一道門後，我跟著她又穿過了兩道小門，朝著北海方向往裏走。每過一道門都有警衛查驗她的證件，每次又都放行了我們。很快我們來到一個小院前停下來，她才敲了一下，門就開了。然後我隨著她進了客廳。房間不大，四壁潔白。牆上似乎貼了白紙。我剛在沙發上坐下，一個白發，白胡子的老頭就走進了客廳。他看見我似乎有點吃驚，也沒有跟我打招呼就又返身走回屋裏。我卻看得清清楚楚，那是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薄一波。我正暗自驚詫，薄熙來走進了客廳。我的學生顯然跟他很熟，兩個人嘻嘻哈哈地打了回招呼，薄熙來開始上下打量我，然後客氣地請我坐下。我原先以為她是領我去她家玩，現在才知道她把我領到了薄家。

薄熙來氣宇軒昂，眉清目秀，言談舉止大方，聲音朗朗，高談闊論。在我接觸過的高幹子弟中，他絕對是個才子。我已經不記得薄熙來說的話了。隻記得他說他在社科院讀新聞研究生，打算出國去澳洲進修。我這才明白過來，我的學生是想推薦我為他補習英語。那是我唯一一次見到薄熙來。幾年前他站在法庭裏聽著宣判時的表情已經跟我曾經見過的薄熙來相差甚遠矣！

在外婆的堅持和反對下，我最終終止了輔導。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她與跟鄧小平資曆相同的國家領導人的兒子結婚之後。他們倆專門騎著自行車來給我送喜糖。我連家門都沒讓他們進。當時我認識的高幹子女為人多麽誠懇，多麽樸實！

現在想想我錯失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

也許我因此得以一生安寧。

2018年11月28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