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話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說人生之盛衰難料。說法來自於唐朝一個傳說：平叛安史之變功臣郭子儀之孫自小嬌生慣養、揮霍無度，以此導致富麗堂皇的河東府門庭衰落，30年後萬貫家產被消耗殆盡，落得沿街乞討，最後被河西莊一家大戶收容。而這家河西大戶的女主人30年前曾是郭孫乳母，經過兩代人的勤儉持家發奮圖強，贏得糧囤座座，牛馬成群。世人由此歎息這兩家：“三十年河東享不盡榮華寶貴，三十年河西寄人籬下。”

雖然這個典故與我要說的意思並無關聯，但過了今日，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我到澳洲的時間和在中國生活的時間一樣長了，雖然還差一點不到30年，但的確讓我有河東、河西這種世事難料的感慨。最近我就時常在想：當初如果沒有出國，一直呆在“河東”，這一生又會是如何一番景象呢？

遙想當年“河東”的生活，盡管曆經文革，經濟體製改革和六·四，但比起大多數同齡人還應該說是順遂的：上小學趕上複課鬧革命；初中畢業趕上恢複重點；上大學時趕上思想解放。工作的幾年，社會潮流傾向自由，雖然領導作風保守但不腐敗，加上家庭生活的安逸，直至出國的時候，自己基本上還是一個政治不拘小節，思想自由散漫，事業不知所向，生活不能自主的女孩子。

我出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六·四事件(《http://我出國的原因-六.四》）。其實當時的情況，很有可能因為主觀上放棄或客觀受阻而不能出國。如若沒有出國，後麵的幾十年一直留在河東，無疑命運也會因此截然不同！

這個不同會是好的不同還是差的不同呢？真要看怎麽想。

僅以過日子來說應該也不會太差吧。看看現在留在北京的那些大學同學和好友，隻要還在學術機構或事業單位，如今的生活都差不太多的不錯：大多都有高級職稱，比如：大學教授，出版社主編，新聞機構的總編等；有房有車有別墅；很多從政的也都是處級以上乃至局級的幹部。依我當年的條件，如果乖一點，和大家一樣成為某出版社或報社的主編，拿一筆過得去的退休金，再出一兩本書鍍鍍金，就此退休，別無二話。

但是，我可以基本上確定，自己的結局不會那麽順理成章。80年代名牌大學畢業生留在北京分到一份好工作是想當然的事，作為當地人，家裏有房子住，有潛在的人脈，起點自然會比外地留京的高一個台階。不過這個台階既可以是快速攀升的資本，也可以成為一些人“作”的本錢，我不可救藥地屬於後者。

那麽如果不出國，又辭去了國家媒體的工作，在事業方麵，我的選擇很可能有兩個：或找一個企業做文案、或去一家企業型的媒體工作。如果是這樣，結果也有兩個：一是麵對現實，委曲求全，做個聽話的媒體人；二是繼續“作“，乃至焦頭爛額，一敗塗地，另謀出國之路。

自問：我會成為那個老實而無趣的媒體人嗎？老實講：也許，畢竟我膽子沒那麽大。。。可是，真的不敢保證！

從個人生活的角度，如果沒有出國，我想自己會早一些結婚，因為我非常不喜歡和父母同住。在河東的日子裏，我真正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時間隻有出國前那六年多，以前都是和奶奶生活。奶奶死後我上了大學，搬去大學宿舍，畢業才去父母身邊。那幾年我在單位有集體宿舍，回家也是和妹妹們住在一個單元裏，父母住樓上的另一個單元。即便如此，我仍感到受困於父母的嚴厲，渾身不自在。那個年代，如果不成家或去外地的話，女孩子很難有借口離開父母家，所以我斷定我那時會結婚；一旦結了婚，有孩子也是極有可能的，所以，結論是我可能不會成為現在的丁克一族。

好吧，既便這個情景用我今天的思維來斷是有說服力的，但是我想我的婚姻十有八九會很糟糕。首先我不能想象會嫁給任何一個那時交往過的男友，其次我那時幻想的擇偶標準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那種。實事求是地講，那個我理想標準的“偶“，既便存在，定不會擇我。

所以說，如果留在河東，我現在很可能是單身或單身母親。

還會發生什麽呢？我認為有這樣幾個可能：

• 離開北京去外地工作？，
• 和朋友自創報刊、雜誌？
• 移民他國（不一定是澳洲了）？

但是也有幾件事我知道絕對不會發生：

• 絕沒有野心走仕途，
• 絕沒本事下海經商，
• 絕沒心思讀博做學問；
• 最後，絕不會成為一名中學老師。。。

然而，人生沒有如果。有人說人生的每一天都好似走出一道拉門，出門往左走還是往右走的瞬間決定了你不可逆轉的終點。六·四後的一天，當眼前那道拉門打開，我選擇了出國那條路。順水漂流來到河西，從零開始。也曾寄人籬下，最終嫁給了洋人，成為丁克，還做了老師。。。

可曾後悔？

前兩篇博文寫了北京閨蜜退休前麵對職場腐敗的苦惱，很多博友都不約而同發出“幸虧出國了”的噓歎。我在心中暗自慶幸：咱縱然沒有一些國人那耀武揚威之氣勢，但從未經曆過給誰送紅包的壓力，從無需用心看誰的眼色！做主自己的生活，心底坦然、自得其樂。。。

無悔，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