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七千人大會及黨內的兩條道路鬥爭
1 、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就在我主辦《群眾反映》後不久的1962年1月，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龔子榮通知我以《群眾反映》主編的身份，列席參加這個大會。
七千人大會的主會場在中南海的懷仁堂。第一天在大會上講話的是劉少奇。不過劉少奇那天在大會上隻是做了口頭講話，他代表中央向大 會做的報告，是事先印發給大會代表的，並沒有在大會上念。
劉少奇在講話中閉口不談他自己在“大躍進”期間所做的事和所講的話。反而假借群眾之口講“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當談起責任的時候，他隻是說，這些責任全都應由中央來承擔，卻絲毫不說他本人應該承擔什麽責任。 這在當時會議的現場上就給人一個明顯的感覺，他把責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別是他講得激動的時候，一副慷慨激昂樣子，好像錯誤都是別人的，而他則是糾正錯誤的人。我當時在現場聽了心裏就覺得很不是個滋味。
在劉少奇講話的時候，會場裏到處都在竊竊私語，很嘈雜。 由於劉少奇的講話是口頭講話，後來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有個文件，裏麵匯集了中央領導在大會的講話，我看了一下，劉少奇在會上說的那些尖刻的話上麵都已經沒有了。
我後來知道，劉少奇的這種表現可以說是一貫的。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劉少奇也同樣是表現得很“左”的。當年毛主席寫的批 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九篇文章裏，就點了胡服（即劉少奇）的名的，可是到了延安整風的時候，他也是像個沒事人那樣的大批王明，一點不提自己所犯的錯誤。後來在“五一六通知”通過以後，他就說“五一六通知”裏麵講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就是朱德，在中央的會議上批鬥了朱德。
緊接著，第二天林彪就在大會上講了話。林彪那天的講話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當時林彪手裏拿著幾張稿紙，可他並沒有照著稿紙來 念，而是脫開稿紙講的。林彪的聲音非常洪亮，一點都沒有生病的樣子。他前麵說了幾句以後，緊接著他就講，不是毛主席犯了錯誤，是我們自己犯了錯誤。你說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沒有事先提醒過我們？都是我們沒有按照他的意見去做，所以才出現了錯誤，才遇到了困難。他說，刮“共產風”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們糾正的，虛報糧食產量也是主席首先發現了提出糾正的。接著他就說，曆史證明，凡是我們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們就取得成績，就取得勝利；凡是我們沒有按照主席指示去做的，我們就犯錯誤，就遭遇到困難。
他這幾句講得鏗鏘有力，全場鴉雀無聲。我在現場聽了之後，所感覺到的效果要比後來看到的印成了文件的效果好多了，這與劉少奇講話時的會場氣氛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此林彪在黨內的威信就大為提高了。
過了幾天，毛主席在大會上作了講話。毛主席的講話照例是高屋建瓴，博古通今；他語言生動，詼諧幽默。把整個會場的氣氛都帶動起來 了，會上所有人的情緒都隨著他的講話起伏跌宕，時而滿堂大笑，時而靜默無聲。毛主席講到，所有中央所犯的錯誤，都由他第一個來承擔責任，因為他是黨中央的主席。所有與會的人聽了無不為之動容。
毛主席講話的主題是要加強黨內的民主集中製。為什麽毛主席要在這個時候強調這個問題呢。建國十幾年了，前麵幾年走得都很順。當時擔任黨和國家各級主要領導人的基本都是從長期的戰爭中摔打出來的，這些人既是戰功卓著，也有思想覺悟。但是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對於國家政權的運作，和組織大規模經濟建設都是沒有經驗的，對經濟管理和科學技術則都是一竅不通，有的甚至連文化水平都還是很低的。
他們有的隻是戰場經驗和對部隊的管理經驗，最多也隻是在根據地做群眾工作的經驗。但就是憑著這樣一股革命熱情和幹勁，他們也還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硬是把這麽大的一個貧窮落後，千瘡百孔而且外部條件也極其惡劣的中國搞得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1956年召開“八大”時，毛主席讓田家英起草開幕詞，中心的意思要求在成績麵前不要驕傲。經過了“大躍進”的髙潮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低穀，這些在管理上、技術上缺乏經驗和知識的問題都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像在大躍進時期的“命令主義”、“瞎指揮”，有些表現不但是幼稚，甚至是無知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有意想把事情弄壞的，而是他以前在戰場上就一直都是這麽幹的。在戰場上，你違背客觀規律，那是會立見勝負，馬上就看到後果的。但在經濟建設中，你違背了客觀規律，那不是馬上可以知道結果的，可能要過些時候才會嚐到滋味。
所以， 從“大躍進”到“三年自然災害”，給全黨包括毛主席都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不過，對於在“大躍進”時期的錯誤，毛主席始終認為，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好的，是要幹社會主義的，是急於想讓國家擺脫經濟落後情況的。所以，當彭徳懷在廬山會識上要把它提升到“路線鬥 爭”的時候，就被毛主席認為那是企圖分裂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所以在七千人（在這個七千人當中，可以說絕大多數的不是紅軍指戰員、就是抗日老幹部）大會上，毛主席主要是強調了要加強黨內的民主，要克服官僚主義，要加強黨內的民主集中製。毛主席主動承擔了中央的一切責任，也主要就是為了不過多追究底下人的責任，而讓大家從錯誤和失敗中總結出經驗教訓。
2 、 小組討論
我是以《群眾反映》主編的身份列席參加會議的。同時，中南海後樓研究室的《情況反映》王青林編輯和我一起列席會 議。我們兩個是可以任意到各個小組，參加旁聽他們小組討論的，因為這樣可以方便我們把所了解到的情況，及時地反映給中央領導。
由於安徽的問題多，在困難時期死的人最多，群眾來信也最多。所以我特別注意安徽組的討論，去參加他們的小組討論的次數也最多。在 安徽小組的討論會上，我親眼看到，那些參加會議的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們，對曾希聖可以說是憤怒到了極點了，他們控訴他在大躍進中怎麽虛報成績，怎麽打擊迫害抵製他搞“浮誇風”的幹部；以及當後來發生饑荒的時候，群眾沒有吃的，都餓死人了，他又是怎樣下令封鎖消息，不讓上報；誰要是說了真話，他就殘酷打擊誰，不但把人家的職務一擼到底，有些還被打成反黨集團或反黨分子。
那些縣委書記們在批判曾希聖時那個激動的樣子，簡直無法形容。有幾個人在說到激動的地方幾乎就要衝上去和他拚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樣。 都幾十年過去了，那個場景在我腦子裏還是清晰如當年。
我參加小組討論後，就把所聽到的這些情況，通過“情況反映”匯報了上去。劉少奇也知道了有關的反映，他聽說由於曾希聖本人也在小組討論的會議上，所以還有好些人不敢在會上發言。後來安徽小組再開會，劉少奇就不讓曾希聖去參加了。這樣在後來的小組會上，發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開除曾希聖的黨籍，送他去勞動改造。各個地、縣都有人提出這個要求，而且也沒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劉少奇知道了後說，這個問題大家不要講了，曾希聖對黨有特別的功勞，不能隨便開除黨籍，大家有意見可以講，但處理由中央來研究決 定。 我從一些老同誌那裏得知、曾希聖在長征時候是負責電台的，是他領導破解了國民黨軍隊來往電報的密碼。他這個人非常聰明，經常是別人破解不了的密碼，他都能破解出來。那時有人甚至開玩笑說，這個曾希聖一定是國民黨派來的，不然他怎麽什麽都知道？曾希聖後來是從部隊的情報部門調出來當省委書記的。這麽一個聰明人，而且又是老革命，怎麽餓死了那麽多老百姓他都不關心，還要把反對他搞浮誇的人打成反黨集團呢？可見一旦地位變了，人也容易變。
在七千人大會上，追查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是會議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毛主席在大會上說，對出現餓死人的省、市要進行檢 查，並責成他們匯報對群眾生活安排落實的情況。如果哪個地方餓死人而隱瞞不報，或者看見群眾餓死而不管的，查出來要受嚴厲處分。
他還多次強調：不準餓死一個人是我們的一貫政策。 在這次會議期間，毛主席就親自派了在他身邊工作的葉子龍、林克，去河南信陽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中央派了董必武（董老當時是中央監委書記）親自帶人去安徽調查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但是曾希聖想方設法掩蓋真相，聽參加會議的安徽代表揭發，當地政府把中央調查團可能要去的地方的挨餓的村民，都集中到幾個偏僻的村裏，每天供應他們一些稀飯喝，等中央調查團走了，才讓他們回去。而那些饑民們由於被集中了以後還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吃，所以也沒有什麽意見。這樣中央派下去的調查團，最後也沒有能把全部的真相都調查清楚。
在七千人大會一結束，中央就決定把曾希聖調離安徽，讓他到華東局去當第二書記，實際上是閑置了起來。中央決定調李葆華擔任安徽的 省委書記。李葆華是個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他是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搞集體經濟的。毛主席對李葆華的父親李大釗是很有感情的，他親口對我們說過，李大釗是他的老師。後來在文革中，我和李葆華談過一次話，他說他當時在安徽搞的是“責任田”，不是“包產到戶”。他搞的責任田是集體的。他對“包產到戶”是加以限製和抵製的。李葆華一上任，就處理了原來曾希聖底下的一些人。李葆華的工作作風與曾希聖完全不同，下麵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到了文革的時候，安徽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保李葆華的是“保守派”，可安徽的“保守派”力量很強大。而在安徽的造反派裏麵，卻反而有很多是被李葆華處理過的原來曾希聖的那些人，他們在文革中也跟著造反派一起造起李葆華的反來了，可是安徽的造反派的力量始終很小。而毛主席在文革中也一直是保李葆華的。
在會議期間，我也去參加了幾次四川的小組會議。因為在1959年的時候我去四川種過糧，盡管四川在“大躍進”的時候也有“浮誇風”， 虛報糧食產量，在困難時期也有餓死人的情況發生。但在最困難時期，四川還拿出了很多糧食支持其它的省市。在大會期間，李井泉專門跑到我的辦公室來找我，他對我說：1959年，你們在四川作的調查是對的，我錯了。當時我還跟田家英爭論，被主席批評了。現在我已經給田家英道了歉。因為那個報告是你寫的，我也要向你道歉。
李井泉是個老同誌了，那時頭發就已經都白了，他態度那麽好地來給我這麽個小幹部道歉，我當時是很感動的，對他的印象很好。在幾年後的文革中，我也沒有怎麽說過他不好。
3 、調查各地餓死人的情況
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會以前就已經在做了，在七千人大會上，追查餓死人問題也是一個主要議題。會上有很多 反映，許多人聽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衛員說，主席在讀會議簡報時，看了地方上的發言，眼中含淚，飯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這個餓死人的具體情況。當時先有個初步統計說餓死的人是三百多萬。主席說了，都不得隱瞞數字，不然要受嚴厲處分。後來叫大家放下包袱說實話，又報上來一些，再加起來就有四百萬。安徽最多，八十萬。 七千人大會是第一次對餓死人數字匯總。
七千人大會之後，相關的調查更加細致地展開了。當時後樓研究室的綜合組，匯總了全國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材料。這件事是由陳麒（qí 瑞獸）章具體負責，王青林協助他，我剛去後樓研究室的時候也是協助做這方麵的事，當時還有一個姓周的記者，也是個老幹部，他也一起參加了這項工作。我們的任務就是搞清楚，困難時期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因為這事正好是在1963年我寫《評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而且事情又是特別重大，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會是全國五級幹部大會，全國的縣委書記都來了。開過了七千人大會，全國的幹部都不怕講實話了，餓死人是過去的事，都知道隱瞞已經沒有什麽意義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就說了，誰瞞報就要受嚴厲處分；我們這時又特別向各地打招呼，統計數字要真實，誰不講真話要負責任的。
那時，曾希聖已經調離安徽了，他被調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虛報數字。安徽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聖不在了，安徽上報的數據也比較真實了。其他地方的上報數據也都比較真實。所以，1963年各地上報的數字是可靠的、可信的。隻是個別地方實在很難統計出來，是用估計的。 我們所得出的數字，比七千人大會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600萬。我們打算向主席、總理報告600萬。但有一個姓曹的地委書記說，實際上恐怕還不止這些，因為有一些邊遠地區可能統計不出來，是估計出來的。我們接受了他的建議，在600萬的基礎礎上，增加了20%，這樣就達到720萬。事實上，到那個時候的氣氛完全都變了，誰都怕因為瞞報而受處分。有人提出在720萬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過800萬。所以最後上報總數是800萬。這800萬也是了不得的，當時我們心裏是很不好受的。
漢朝末年的大災荒，死了2，000萬；抗日戰爭的死人總數 是3，000多萬。而在和平時期，三年死了800萬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覺得，當時的調查報告是由綜合組根據各地上報的數據和材料經過反複的集體核實，研究做出來的，是很嚴格的。如果說數據還有不準確的地方，那800萬隻會是多了，不會是少了。因為真正在邊遠地區，人煙稀少，而且可以當作食物的動物、植物又很多，所以餓死的人反而是少的。那個20%的修正值實際是放得太寬了，何況在這個放寬了基礎上又增加了80萬。
參加當年調查的人，有個叫靳耀南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委書記，我和他關係很好，在後樓研究室解散之後，我曾把他調過來當了我的秘 書。他也是一個重要的見證人，可惜現在已經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後人會知道一些相關內容，如果是這樣，就希望他的後人有一天能出來說話。
4 、關於餓死人的時間和原因
一直以來，有許多人都錯誤地以為是大躍進辦食堂餓死了人。其實，辦食堂是不會餓死人的，隻會撐死人。當然，這是造成了一定的浪 費，但這些浪費根本不足以導致後來發生的饑荒。
1959年開春我到四川新繁縣去種試驗田，一有空餘的時間我就騎著自行車去周圍的農村搞調查，差不多把新繁縣周邊方圓二百裏的地方都 跑遍了。我采訪了很多農民，他們都說，58年好啊，58年辦食堂，我們比賽吃，看誰吃的多，結果有人吃撐了，送到醫院，想拉開肚子， 把吃下去的拿些出來，結果肚子還沒有拉開，人就死了。這樣的事，我聽到的就至少有三次。就是說，撐死人的事還不是個別現象。
事實上，辦食堂是劉少奇首先提倡的，當然，主席也沒有反對，也出來講話表示支持的，這是實際情況。關鍵的不是食堂，現在的人不是 都願意有食堂嗎？食堂省事、方便。可在當時也造成了很多浪費和一些負麵的東西，這也是事實。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別叫田家英搞過一個關於食堂的調查報告，那是田家英唯一的一個他自己獨立搞出的報告。我曾經問過他對食堂是什麽態度，他說他是“維持派”。理由是，與其讓一些幹部貪汙了糧食，還不如讓食堂把糧食統一管起來，統一管理起來了，農民多少還有點吃的。
在廬山會議上， 毛主席把我寫的和田家英的關於食堂的調查報告，一起批給了大會。 困難時期的饑荒也並不是一下子突然出現的，是在1959年初開始露出苗頭的。那時，在我去新繁縣大豐公社種糧的時候，第一天吃的是幹飯，後來就越來越稀了。不是農民對我們不好，是沒有那麽多糧食給我們吃，不光一個隊這樣，各個隊就都這樣。農民說，我們沒去之 前，他們都吃菜粥，還很稀，家裏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領點糧食回去。這就說明糧荒那時就開始出現苗頭了。我們工作隊下去，上麵是撥了糧食給公社的，我們吃的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著吃得好一點、飽一點了。所以老鄉們是非常歡迎我們去的。但撥給工作隊的那點糧食是解決不了多大問題的，我到底下小隊裏麵吃飯，都沒怎麽吃飽過。那時工作隊有規定，不能自己帶餅幹等幹糧下去，我們就偷偷帶點糖什麽的應急。
當地有些農民小青年，很喜歡聽我講故事，尤其是講曆史故事，他們覺得比他們聽過的說書還好聽。這些小青年來聽故事，總會把他們家 裏好吃的帶點來給我們吃。記得有個女孩子，家裏很困難，但她還是每次都帶些東西過來給我們吃，她自己卻不吃。大家發現後，都不忍心吃她的東西了。
我們下去後不久毛主席來過電話，我估計田家英在電話裏把我們看到的情況都給主席匯報了，他還告訴了主席1958年下麵的糧食產量虛報 嚴重。全國情況差不多，同期都有糧荒的苗頭。到1959年夏季收獲後，全國普遍出現瞞報產量、私分糧食的事情。這就說明事情在起變化 了，全國真正開始出現糧荒了。
新繁縣大豐公社黨委裏那些人比較有頭腦，他們在大躍進的時候就是把一些糧食交給國家，一些卻放到公社的倉庫裏麵保管起來。他們知道糧食產量沒有報的那麽高，有的農民把糧食種子都交了，到了開春，如果農民連種子糧都沒有了，那明年的生產就不能維持了。他們藏起來的糧食，一部分就是要當種子來春發給農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為公社儲備糧，用來對付糧荒。我們 到大豐公社後不久就看見（不是公社告訴我們的），公社叫大隊的人到公社裏來，把公社的存糧往下運，那基本就是種子糧為主。1959年 夏收之後他們又私下搞儲備，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瞞報、私分了吧。這個時期，糧荒雖然有了，卻沒有達到餓死人的程度。吃不飽又沒有餓死，關鍵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個儲備糧！公社在最關鍵的時候發點給農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農民家裏有病人了，還可以到公社去領一點照顧糧。
此外，農民在自家的田梗上種的糧食是不交公的，歸自己，像葫豆（蠶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在達縣跑，實在累了就到一個小店買碗麵吃。吃著麵我發現有兩個人在等著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們是正經的農民，不是流浪漢。我邊吃邊問他們是不是找我有事、什麽事。他們說：“等你吃完了，我們喝點湯”。我一聽是這麽回事，就說：“這我都吃過的，不衛生”。他們說：“你一來，我們就注意你了，你不會有病的”。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當時，我還帶著一點糧票，就給他們買了一碗麵，叫他們分著吃了，還給店主說多給點湯。我正這樣安排著，後麵又來人了。我一看情況不對，我也沒有那麽多糧票和錢， 就趕緊騎車走了。這事兒是都發生在1959年初。這就是說，這個時候，農民已經很困難了。
據我後來向人打聽，像這樣的農民，去飯館喝 人家剩下的湯水，主要是出於節省，還不是已經餓翻了。而且，這種情況也是個別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 但與此同時我也見到，盡管四川的糧食已經很緊張，自己都吃不飽，老百姓卻還把很多糧食用“雞公車”（一種手推獨輪車）推去火車站、碼頭，交公糧支持全國。
我從四川回到秘書室後，就收到了大量群眾來信、來訪，反映有餓死人的事。還有一些從中央辦公廳下放去河南、山東的幹部以及一些地 方上的幹部也來信反映說，他們那裏有很多因饑餓而患了浮腫病的人。這些情況秘書室馬上匯總後報送給毛主席。主席看了這些訊息，立刻和總理商量采取緊急措施，用軍車調糧給斷糧地方的群眾。
1960年夏，我去二七機車車輛工廠的時候，常在星期天和廠裏的工人一起回他們家，看到工人都比較困難，吃的是玉米、髙粱，還吃不 飽，但沒聽說有餓死人的，隻是有個別得浮腫病。那時我們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夠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馬之江也得過浮腫。我聽說外地有 餓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誇風的重災區，我在那裏種過試驗田，農民對我們很好，我對那裏是有感情的，就打電話給宋德成，問他四川有沒有餓死人的事。他告訴我：“別的地方有餓死人的，但我們這裏沒死人。這多虧了你老戚、田家英來了，我們得到了照顧”。
我在四 川的時候沒有親眼看到餓死人，老宋現在也說他們那裏沒有餓死人。我相信老宋說的話。 造成1959年開春後的糧食緊張和後來的大饑荒，一方麵的原因是1958年很多糧食沒有收上來，豐產不豐收，因為農村很多壯勞力都去大煉鋼鐵了，田裏人手不夠，很多莊稼都爛在地裏了。這個情況我1964年在北京通縣搞四清的時候也得到了農民的證實。不過這還隻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個是遭遇了自然災害，一個就是“浮誇風”。
現在很多人不承認天災。其實當時北方發生大幹旱、南方出現大水災的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七分人禍”他不是用來推卸自己的責任而諉過於人的話，那應該指的就是“浮誇風”。可他自己和鄧小平卻正是這個“人禍”的主要責任人。
毛主席是黨內第一個提出要糾正和製止“浮誇風”的人。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就不斷講話，要求糾正左的錯誤。1959年 春、夏之交，他寫了那個黨內通信，直接發到生產大隊支部這一級，並要大隊的幹部直接去給農民去講，要他們都來抵製高指標、抵 製“浮誇風”。但我知道，全國很多地方都沒有把毛主席的信傳達下去，因為一傳達，毛主席批評他們了，他們就很難辦事了，四川省就是這樣。我估計四川省就我們新繁縣傳達到了公社、大隊，這還是我們工作隊去傳達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把各個生產隊拉上線， 接上有線廣播，連到公社。前麵說過，開始是田家英親自去廣播站讀毛主席的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標準，當地農民不完全能聽懂，後來就選了個初中畢業在公社工作的小姑娘做廣播員。她口齒很清晰，田家英還說要把她調到中央廣播電台來工作，當然後來也沒有調成。
“浮誇風”確實是造成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主要的人為的原因。瞎報糧食產量可是不得了，產量報高了，征購就多了。報二千斤，那征你一 千斤也不算多，可你實際隻有500斤，最多也不過800斤，那你怎麽辦？連帶種子糧全部交征還不夠，後果會怎麽樣？那不就要出餓死人的 事情。
湖北王任重搞浮誇是最厲害的一個，征起糧來又是最厲害的。糧食都征走了，湖北的糧食都不夠了，武漢麵臨了斷糧的危險。他就派人去長江上把從四川經武漢運往上海的糧食搶下來。後來上海把這事告狀到主席那裏。
田家英與王任重的矛盾很大。田家英告訴我，那時王任重向主席匯報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兩個口袋裏準備兩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緒和態度決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傾向“糾左”，他就拿出糾左的材料來匯報；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來匯報。
發生餓死人的主要年份是1960年。到1961年情況就有所緩解了，因為國家進口了很多糧食。但是肉食、雞蛋、水果還很緊張。當時蘇聯向我們逼債，為了還債， 征收了大量的農副產品。所以，市場的供應很緊張。
5 、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出現的分歧
一個中央的工作會議，擴大到全國的縣級以上（當時又叫“五級幹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的幹部（包括一些重要的工礦企業和軍隊）一共七千多人來一起參加，這是建黨、建國以來所僅見的。這件事的本身就體現了毛主席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博大的胸懷，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偉的氣魄。現在有些人說什麽“七千人大會”是毛主席認錯的大會，那完全是胡說八道。
從1959年上半年開始，為了從1958年所刮的“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中走出來，毛主席就一直在考慮如何調整人民公社體製，提出要縮小核算單位，搞隊為基礎。毛主席是黨內第一個重視以小隊為基礎的中央領導。他好幾次在視察的時候向地方領導征詢過意見，但他沒有說這是他自己的意見，而是說“有人認為如何如何”。是用一種征詢意見的方法，他要說是他自己的意見，那地方領導恐怕就會順杆爬。到1959年初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想法就基本形成了，隻不過那個“隊”還相當於以前的高級社，即大隊。
在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主席提倡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說要讓1961年成為調查年。他親自下令讓陳伯達、胡喬木、田家 英各帶一個小組，到不同的地方繼續去搞農村調查。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廣州主持“三南會議”（西南、中南、華南），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即後來說的“農村工作六十 條”。農村情況就開始大為改觀了。 1961年秋，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想法為中央起草了《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確定“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的農村核算製度，並規定至少三十年不變。這個“隊”不再是大隊（相當於之前的高級社）而是“小隊”，相當於解放初的初級社，一般是10到20來戶人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製度，是在七千人大會上獲得通過並隨即正式下發全國農村的。
當時毛主席親自抓了三件事：縮小公社和生產隊的規模，取消農村公共食堂，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改變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一些幼 稚和錯誤的做法，使得人民公社這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體製，逐步得到了鞏固和完善。現在很多人一說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絕對平均主義”。這實際上是對人民公社製度從發生到發展再到完善的過程的不了解。實際上在新的核算製度之下，人民公社完全廢止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單位太大造成的過於平均的弊端。
到了1961年秋，最困難的時期實際上就已經過去了。我國農村在1962—1966年出現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長，糧食是平均每年增長260億 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長600萬擔。這些現在都是有案可查的。 我記得1962年的時候，當年我在四川種試驗田的大豐公社有個幹部給我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上說：老戚，不要著急，我們現在這裏是風調 雨順，一年就能把經濟恢複過來。我當時就把這封信選登在了《群眾反映》上了。沒有想到，毛主席在《群眾反映》上看到了這封信，非常高興，馬上把它批給了全體中央常委看。
在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毛主席就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給在一線的劉少奇來負責。可是毛主席前腳剛走，劉少奇後腳就在中南海的西 樓召開在京的中央常委會議，（後來就把這次會議叫做“西樓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就推翻了七千人大會對形勢以及我們工作中的成績和錯誤所作的判斷。把形勢說得是一片黑暗。認為工作中的成績和錯誤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甚至也不是“三七開”，而是錯誤占了主要的地位了。
這些東西首先都是由陳雲提出來的。在文革中，總理要財貿口的領導與造反派批判陳雲，就把陳雲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拿出來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的看法當然也都是和陳雲的看法一致的。總理當時的態度也不是很明朗，好像是有些地方讚成， 有些地方反對。後來毛主席把這種對形勢估計是一片漆黑的說法，叫做刮“黑暗風”。
其實對形勢作悲觀估計，主要的目的就是為實行“包產到戶”作輿論準備的。陳雲當時就是竭力主張“包產到戶”，甚至要“分田到戶”的，他說如果不搞“包產到戶”，那恢複經濟至少需要八年，搞“包產到戶”就隻要四年。而劉少奇則更過分，他是堅決主張分田到戶的。這些也就是後來毛主席所批評的“單幹風”。
在七千人大會上，一些在大躍進期間因為反對“浮誇風”而受到錯誤打擊，以及在廬山會議以後又被錯誤地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同誌 得到了平反。這一來，連彭徳懷都向中央寫了“八萬言書”，提出要翻案。這就是後來毛主席批評的“翻案風”。
6 、圍繞“包產到戶”問題黨內展開的兩條道路的鬥爭
關於“包產到戶”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聖搞的，他1961年就已經在安徽做單幹試點了。當時主席聽說後也沒有完全否定它，隻是說， 你們可以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但是到了1962年，各個地方的單幹風越刮越大了。劉少奇的秘書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劉少 奇的最倚重的秘書。平時我們常碰麵的，關係也挺好的。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都很少談論政事，大家彼此心裏都明白是“各為其主”。可有一次我問姚立文，怎麽少奇同誌老批那些“單幹”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對這樣搞的麽？姚立文說，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誌壓著，下麵的呼聲還要高呢。但實際上劉少奇不但支持“包產到戶”，而且他是主張要搞“分田到戶”的。
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議，說下麵調查的結果顯示，中國的農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隻有給他們土地，他們才會有積極性。主席聽了十分生氣，斥責了田家英，認為他給自己做秘書做了那麽多年，都不知道什麽叫社會主義，還跟著人家後麵跑。主席問田家英，這究竟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叫你來說的。是誰叫你來說的。其實主席說這個話，他心裏就已經是很清楚的了，這一定是劉少奇叫田家英來說的。可田家英當時還堅持說，沒有誰讓他來說，隻是他自己的意見。毛主席就此對田家英徹底失望了。
圍繞著是否搞“包產到戶”所展開的黨內鬥爭具有前所未有的特點。之前在黨內發生的髙崗、彭徳懷事件，主要還是一些曆史恩怨和如何 維護黨內團結、防止出現黨內的分裂的問題，並沒有往是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件事上發生爭議。而這一次的鬥爭則是關係到了究竟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單幹”的道路問題了。
毛主席很清楚，當時政治局常委的多數和他的意見不一致，如果在這個時候召開中央常委會或者常委擴大會，來表決走什麽道路這樣一個 大政方針的話，他很可能會變成少數。這樣一來，主張“包產到戶”的那些人馬上就可以轉變黨的路線。其實，像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們所考慮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個人權力問題，或者僅僅是個人的利益問題。那樣看問題的話，隻是把問題庸俗化了。他們都是有著自己的政治抱負的，至於他們的抱負是不是正確，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這個層麵上來講，這絕非是單純的個人權力之爭，而是方向路線之爭。這並不是說他們不要權力，而是說權力是為路線服務。
這個時候，我深深體會到了毛主席駕馭黨內鬥爭的髙超的藝術。他首先召開了由各大區，各省、市領導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召開中央全會作了準備。因為在那些具體負責地方工作的領導中，反對搞“包產到戶”的占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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