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一六通知”通過前後

1．批判“彭、羅、陸、楊”

   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過了五一節，我就去中南海找汪東興報到。汪東興向我傳達了中央的決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這個 時候田家英的事情還沒有公開。後來總理把我找去，他對我說，中央決定在中南海成立秘書局，讓童小鵬和我負責領導秘書局的工作。童小鵬主管機要處，讓我主管信訪處。中央辦公廳在原來劉少奇住過的甲字樓裏，給我們安排了辦公室。同時，為籌建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辦公廳又在釣魚台為關鋒、王力、尹達和我安排了辦公室。我的辦公室先是在釣魚台的15號樓，後來又搬到了16號樓。

   5月3日，中央通知我列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從5月4日開始的，我記得會議是由劉少奇、鄧小平輪流主持的。會場有時在人 民大會堂，有時在懷仁堂。會議的第一個內容就是討論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問題。

   彭真的倒台，看似很突然，但其實也不突然。這中間是有個變化發展過程的。 早在1963、1964年毛主席先後有兩個關於文藝的批示。這兩個批示應是毛主席對在中央主抓意識形態工作的彭真所發出的警告。但是彭真沒把它當回事，仍然對京劇改革等一些事情橫加阻擾。在《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後，彭真又采取了抵製的態度。所以主席說北京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在主席公開講話支持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後，彭真又搞出一個“二月提綱”，打著“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旗號，繼續壓製左派，要把批判限製在學術範圍內。“二月提綱”問題應該是導致主席決定罷免彭真的直接原因。

   其實，我覺得彭真和劉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彭真在“七千人大會”前，曾組織人在北京西郊的“暢觀樓”，收集整理從“大躍進”以來中 央文件中的錯誤。據參與整理的人說，原來以為這次能從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錯誤，可結果沒想到，毛主席的錯誤沒找到幾條，卻找出來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大量的錯誤，什麽“畝產幾萬斤”，“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等謬論，連普及“小高爐”都是劉少奇、鄧小平最先提出來的。

   在1964年底討論二十三條時，劉少奇頂撞毛主席的事情發生以後，彭真批評劉少奇批得很厲害，說這是對毛主席不尊重，還說劉少奇在農 村問題上老想單幹等等。在農村問題上彭真倒是有資格批評劉少奇的，因為彭真一直是不主張單幹的。劉少奇問毛主席，你老說走資派， 那到底誰是“走資派”？毛主席說，張霖之就是。彭真說，你劉少奇這樣逼問毛主席，結果是害了這些幹部。所以在這次的會議上，劉少奇對處理彭真是很積極的。劉少奇說過，彭真不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我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放在眼裏。

   關於羅瑞卿的問題。在這次會議期間，有一次葉群在陳伯達陪同下來找我和關鋒、王力。葉群對我們說，她是陳伯達的學生。可我們當時的感覺陳伯達和葉群並不是很熟的。陳伯達很熱情地向我們介紹了葉群。葉群向我們透露“羅長子”怎樣反對毛主席。葉群說，林彪當初怎樣對羅瑞卿好，可是羅瑞卿忘恩負義，去跟別的老帥好。這“別的老帥”指的是賀老總。

   陳伯達曾經叫我們曆史組去幫賀龍寫一部傳記，等葉群一走，他就過來跟我說，我們對軍隊內的鬥爭一向都不太清楚，給賀老總寫傳記的事你在曆史組布置過嗎？我說，隻是簡單說了一下，還沒有作具體的布置呢。陳伯達馬上說，統統取消，不搞了！這事以後不要再跟別人說了。 羅瑞卿的事主要是因為他跟賀龍走得太近了。而賀龍當時又和劉少奇關係很好，中南海裏一度盛傳，他們要結成兒女親家了。在文革中，一次主席、林彪、總理在一起開會時，我也在邊上。我親耳聽到主席說，如果關向應還在，“胡子”（指賀龍）就不會倒過去了。 江青跟我說過，關向應、任弼時和賀龍都是二方麵軍的，他們的關係是非常好的。關向應是在延安病逝的。臨死前，他找任弼時、賀龍， 叮囑他們在黨內一定要跟著毛主席走，千萬不能反毛。任弼時、賀龍都是尊重關向應的。賀龍這個人很講義氣，抗日戰爭勝利後，毛主席曾布置他和聶榮臻在華北與國民黨打幾個好仗，結果兩人都沒打好。但賀龍在毛主席轉戰陝北的時候，積極為陝北解放軍供應糧草、彈藥，還專門把一支部隊放在黃河邊上，隨時準備過河接應毛主席。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林彪的身體不好，中央決定，在林彪休養期間由賀龍來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羅瑞卿這時和賀龍處得較好，不像他在林彪那裏那麽局促。羅瑞卿勸林彪休養這事也是有的，這很可能是因為他認為林彪的身體恐怕是好不了了。如果他知道林彪的病是能治好的話，那我估計他也不會這樣去跟林彪講了。據說羅瑞卿是讓劉亞樓出麵來勸說林彪休養的，這是因為林彪很信任劉亞樓。我聽楊成武說， 劉亞樓這個人很有能力，林彪指揮打仗，決策後都要靠他來具體組織落實。羅瑞卿跟劉亞樓說的話應該是很和緩的，是沒有什麽棱角的。 後來批判他的時候，把他的話掐頭去尾突出一點，就好像真是反對林彪了。

   我對羅瑞卿的印象挺好，建國後，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擔任中南海的警衛局領導，上世紀60年代，他在中南海碰到我的時候，總是跟我打 個招呼。別人都叫我“老戚”，他叫我的全名。他的夫人郝治平碰到我們也都是很客氣的。在他們麵前，我總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五 一六通知”傳達以後，中南海開羅瑞卿的批判會，會議由童小鵬主持。下麵有人遞條子，說要叫郝治平上台去接受批判。童小鵬把條子給我，問我的意見。我跟他說，批判羅瑞卿就是批判羅瑞卿，把郝治平弄出來不好，中央又沒有這個精神。童小鵬覺得我說得有道理，就把 條子壓著，沒去理會。那人又遞了一張條子上來，童小鵬還是沒理他。不知這人與羅家結過什麽梁子？羅瑞卿對主席一直是很好的。我聽江青跟我說，主席跟林彪說，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這句話陳伯達也知道。主席本來對羅瑞卿一直都是很信任的。中央有個最保密的“防突小組”，由總理領導，但具體都是羅瑞卿負責的。

   羅瑞卿被打倒後，葉劍英是第一個受益者，他接替了羅瑞卿的軍委秘書長的職務，還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羅瑞卿跳樓自殺，葉劍英還作了首喻諷詩。我聽了就覺得不舒服。人家自殺，你有什麽可幸災樂禍的呢？當時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組”，其業務與原來的“防突小組”相仿。“首都工作組”是由葉劍英具體負責的。這是個很神秘的機構，它對外不公開。隻向主席、劉少奇、鄧小平、總理報告工作。

   陸定一的問題是由他的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引發的。葉群曾把嚴慰冰寫的一些匿名信拿來給我們看過。那些信寫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 有些詞匯是從《金瓶梅》的未刪本上抄來的。特別不應該的是，嚴慰冰造謠說葉群不是林豆豆的親生母親。這一對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領導人，卻連一個天真無邪的女孩都不放過，真是殘忍。誰看了都會覺得他們做出這樣的事，太不像話了。所以，陸定一、嚴慰冰的問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拿出來以後，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們的，都認為他們是不可原諒的。因為這對林彪一家來說，確實是非常嚴重的精神折磨。

   葉群親口跟我們講了查處嚴慰冰的經過。那時有個友誼商店，裏麵有專給副總理以上的中央首長供應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們兩個都去了友誼商店買特需商品。一個進去，一個出來，大概嚴慰冰買了很多東西，隻顧看東西，沒有看前麵的人，葉群也是匆匆忙忙的，兩個人就碰撞了一下。葉群說是嚴慰冰先罵她，什麽賤女人、臭女人之類的話，罵得挺難聽。她也來火了，就互相對罵起來。當時可能誰都沒有認出對方，被人勸開後，各自走了。 嚴慰冰不甘心，走的時候，把葉群的車牌號碼給記下了，然後就寫信去舉報。這封舉報信，按照車牌號碼，就轉到林彪那裏了。林彪的秘書收到信，就拿著去給葉群看，說有群眾來信對你提了意見。葉群一看那筆跡，竟然跟寄給她匿名信上的筆跡一模一樣。她馬上去找謝富治，說，你們公安部查了那麽多年都破不了案，現在好了，寫匿名信的就是這個告我狀的人，你們趕快找她去！謝富治馬上找來幾位筆跡鑒定專家，一比對，專家一致認定，兩個筆跡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謝富治報告了總理。總理當即指示，立即逮捕嚴慰冰，專門立案審查。這一來，陸定一緊張了，他提出要去看看嚴慰冰。但沒有總理的同意，誰也不能去看。陸定一就找謝富治，說要給她送點衣服之類的。謝富治表示很為難。陸定一就說我可以寫封信給她嗎？得到允許後，他就寫了。信中說：我不知道你犯了什麽錯誤，你要聽黨和政府 的話，好好配合，力求寬大處理。我前段時間去無錫，給你買了塊國產手表，是半鋼的。你就看著手表，按時休息，按時起床，維護身體健康。 謝富治向康生報告了這個情況。康生果然厲害，他對謝富治說，你不懂上海話，他們兩個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過，陸在信上所寫 的“半鋼”就是上海話“半講”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陸定一叫嚴慰冰隻講一半，不要全講。康生認為，因為事情已經敗露，所以陸定一要嚴慰冰隻講自己的一半，而別講他的。否則，他送表幹什麽？嚴慰冰手上也不是沒有表。謝富治向總理匯報的時候，說到半鋼、“半講”。總理聽了也說，康生分析得對，可能就是這麽一回事。

   陸定一過去是反對王明路綫的。可在廬山會議上，陸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懷的。他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叫陸德德，據他自己說，一個德是朱 德的德，一個德是彭德懷的德，但文革後他們否認自己的這一說法。但寫匿名信這件事，說明他們夫婦兩個人，連基本的道德都不講。

   楊尚昆受審的主要原因，一個是在毛主席身邊秘密安放竊聽器的問題，一個是泄密的問題。 楊尚昆在主席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裏安放竊聽器，是通過機要室的吳振英（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康一民（總理的機要秘書）兩個人來做的。葉子龍調離機要室後，機要室就由吳振英、康一民負責。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時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樓的前院乘涼。我聽見康一民在跟人大聲地說，“他媽的，出了事就當縮頭烏龜，這麽大的事，讓我來頂罪。明明是你們叫幹的，現在你們沒事， 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紅小鬼出身，口無遮攔。回到秘書室後，我跟田家英說了這事。田家英給我說，你別去摻乎啊，這次他們機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體什麽事他沒有跟我說。後來楊尚昆找康一民談了一次話，康一民就不再講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專門打了個電話給我，讓我和謝富治親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處是不是都清理幹淨了， 還有沒有竊聽器？我馬上打電話給謝富治。謝富治說，他馬上派人用儀器去測試。過後，他來電話說檢查完畢，沒有竊聽器了。我同謝富治說我們再去現場看看，我現在就坐車過去接了你一起去。於是我坐車出中南海的南門到公安部去把他接來，一起去了主席住的豐澤園。 我一邊看一邊跟謝富治說，這可是不能出差錯的呀，不然咱倆都要受處分啦。謝富治說，保證沒有問題。他已經叫人用專門的儀器來反複檢查了。我把和謝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況，給江青做了詳細的匯報。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後還是沒有去豐澤園住，而是先住釣魚台。不久後又住到“遊泳池”去了。

   1966年9月底，主席還到豐澤園裏的頤年堂開過一次會，可是開完會他還是住回了“遊泳池”。 主席對豐澤園這個地方似乎產生了一種心理障礙。 後來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我們向江青問了這個竊聽器的事。江青當場就叫汪東興去她那裏拿來了一個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親筆寫的字：“江青留存”。裏麵除了小錄音器，還放著幾顆米粒狀的竊聽器，那東西很小，連謝富治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還有藏著竊聽器的肥皂盒。這很可能是楊尚昆通過中央調査部從海外進口來的，楊尚昆是中調部的領導人。在信封裏還存放著當事人康一民等親筆寫 的檢査。

   在1964年“竊聽器事件”被查出來以後，毛主席就下令把楊尚昆調離中央辦公廳。可到了1965年主席發現楊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發了火，劉少奇、鄧小平這才把楊尚昆調去廣東省委當了書記處書記。楊尚昆調去廣東後，還是不斷地在深夜打電話給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討論的一些事情都告訴了楊尚昆。直到後來田家英感到事情越來越嚴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楊尚昆說，咱們別再通話了，萬一被人家聽到怎麽辦。可楊尚昆還是繼續打電話來，田家英也不能不接。 這些情況是田家英的秘書後來揭發的。

   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書不肯過多揭發田家英。田家英死後，他向組織上說，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組織上交代。按他的揭發，問題嚴重極了。他寫的揭發材料，按理現在應該存在中央檔案館，不知被銷毀否？當時中央決定審查田家英的時候，是把他作為楊尚昆案的附案來立案的。 在楊尚昆調離中央辦公廳以後，由誰來接任中辦主任的職位？當時劉少奇，鄧小平主張由田家英接任。總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傾向由龔子榮來擔任。龔子榮當過國務院副秘書長，是一個在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做過地下工作。他原來在北方局工作過，和劉少奇、彭真的關係很好，但毛主席沒有同意。江青跟我說，在這個時刻，是她投了汪東興關鍵的一票。江青說，主席身邊有些人，像葉子龍他們，並不把她當回事的。這些人參加革命都很早。唯有汪東興對江青始終是畢恭畢敬的。但是毛主席對汪東興是有看法的。江青說，主席跟她說，汪這個人表麵上唯唯諾諾，其實是很有城府，不是那麽表裏一致的。但江青覺得，汪還是個比較直爽的人，是能夠掌握得住的人。後來毛主席就決定由汪東興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所以江青說，她的這一票是關鍵的一票。當然後來江青也為了她這關鍵的一票而 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時，汪東興對我說，現在辦公廳就咱倆了，我水平不高，能管好警衛局就可以了。秘書局、機要局都歸你管吧。我知 道他是擔心我分了他的權，就對他說，汪主任，我在中央文革辦公室已經分攤了你很多事情了。再說我還要忙著寫文章，我連秘書室都管不過來。我怕他還不放心，就又跟他說，我這個人有個弱點，就是好名。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寫的文章能讓主席看了滿意。辦公廳那麽多事務，我實在沒能力管，還是你來管。他看到我的態度很誠懇，也就表示接受了，沒跟我再捉迷藏。

   楊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竊聽器的事件，在這次中央會議上揭露出來之後，大家都非常震驚和憤怒。總理沒讓楊尚昆出席會議，總理在會上 宣布，楊尚昆已經被隔離起來了。因為他有一些問題屬於黨的重要機密，不便於在會上公開作交待。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下達了中發（66）277 號文件，公布了楊尚昆的問題。文件明確指出，“楊尚昆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誌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

     到了1980年鄧小平上台之後，那時的中央又發了文件，說關於楊尚昆“私錄毛主席談話”，“全屬不實之詞”。楊尚昆本人和一些當事人等，或發表談話，或撰寫文章，把“竊聽器事件”說成是正常錄音工作，連葉子龍也寫回憶錄，他把1964年被發現的“竊聽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辦公廳的正常會議錄音混為一談。而毛主席則被他說成是一會兒主張和同意錄音，一會兒又堅決反對錄音，前後矛盾，喜怒無常。

2 ．中央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

   彭、羅、陸、楊在中央會議上受到批判以後，會議對“五一六通知”的文本進行了討論。

   “五一六通知”的文稿起草出來以後，主席親自對它作了多次修改，並增寫了大段大段的文字。經過多次討論和修改，然後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通過之後，才提交到這次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來進行討論，會議先是分小組會議進行討論。在收集了各小組的意見和建議後，又作了修改。經過小組會議的充分討論，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以後，才在大會上舉手通過的。

   “五一六通知”的正式定名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是在5月16日這一天的會議上通過的，所以後來一直被稱為“五一六通 知”。 在中央下發的正式文件裏，主席在修改時所加進去的話，都用加粗的黑體字印刷。

3 ．林彪的“五一八講話”

   五一六通知”文件通過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大會上作了講話，這個講話別具一格。主席那時候在杭州，看了林彪講話整理稿 後說，從來沒有人這樣講政變，有些是舊的曆史觀，不符合馬列。

   主席本來是不想往下批的，但是中央很多領導人都希望批下來，主席才批準下發。 在林彪講話之後，總理指示，要中辦秘書局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必須把講話稿整理出來。接到總理的指示後，我馬上和中辦的工作人員梁川一起連夜進行整理。林彪的講話沒有書麵講稿，他隻是寫了一些條條杠杠。我們在整理的時候，主要是根據我自己在現場做的速記。

   我在中央團校學習和從事秘書工作時，為了記錄方便，自己琢磨出了一套速記方法，製定了一些別人看不懂的簡單符號，在自己學習和工作時一直沿用這個記錄法。我看著自己的記錄一句一句念，梁川就一句一句地寫。

   林彪這次講話講得非常流暢，不用添加什麽，實錄下來，就 是一篇很通順的稿子。需要查對的隻是一些曆史典故、年代、姓名等。而這又正好是我之所長。所以我倆僅用了一個晚上的時問，就把這個講話給整理出來了。 梁川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受到我的牽連，被審查了很長時間。現在他對文革還仍然堅持著自己的觀點，但表現卻比較消極。他說，以我們個人的力量，你和我，搞不過鄧小平他們。連毛主席都沒鬥過鄧小平，我們有什麽辦法？他說，他的家也破了，愛人也死了，自己勞改 了這麽多年。文化大革命還不是失敗了？看起來我們是決定不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命運的。算了吧，就當是一場夢吧！ 其實他去的隻是五七幹校，也不算勞改。他說，如果他當初搞科學技術，現在應該過得不錯。我讀了那麽多馬、列、毛的書，可還是說服不了他。

   我把整理好的林彪講話送機要處印廠排印好以後，先送給林彪審閱。林彪看了覺得很滿意，說這是高水平的整理。林彪辦公室還專門打電 話來詢問：是誰整理的？辦公室的同誌告訴他，是戚本禹親自整理的。後來聽葉群和林彪的秘書張雲生說，林彪當時就對他們說，往後寫什麽東西，可以送給戚本禹看看。

   也是在這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在小組會上有一個發言。我在發言中談到了我前幾年，聽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後的感受，我用了“疾風知勁草”這個比喻，形容林彪這個講話。這個發言被登在了會議的簡報上了。我自己還覺得自己講得挺好。不想卻挨了江青的批評。江青在電話裏跟我說，不是說你講的內容不對。現在你的身份不一樣了，你作這樣的發言，事先得跟我們打個招呼。關鋒在底下跟我說，江青的批評是對的。你這麽一個敏感的講話，是會引起各方猜測的。

4 ．劉少奇主持批鬥朱德

   5月23日會議通過了對“彭、羅、陸、楊”的組織處理決定，停止他們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同時增補了陶鑄、葉劍英進書記處以及任命 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在處理了“彭、羅、陸、楊”之後。由於在“通知”裏主席加上了這麽一段話，“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所以許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來問了，毛主席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究竟是誰，怎麽不把他揪出來？他們問總理，總理說，主席那隻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說說，並不是專指。可還是有人不斷地提問，說這話主席都說過好幾遍了，現在又正式見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還親自跟我們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要造反，要像蔡鍔那樣。”從這些話看，主席一 定是有所指的。於是他們就又去問了劉少奇。據說劉少奇說，主席說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 在井岡山的時候他就反對毛主席。 就這樣劉少奇他們組織了一個小範圍的會議，批鬥了朱德。

   林彪、鄧小平、陳毅等人都參加了這個會議，陳毅的態度最嚴厲，他說朱德在井岡山的時候就是野心家，是個危險人物。陳毅這麽一說，這個會的氣氛就變得很嚴厲害了，鬥得很凶。我後來聽朱德的軍事秘書曹全夫 （他是主席母親文家的後代，跟主席是親戚）說，康克清跟他發牢騷，說他們鬥朱德比在廬山上鬥彭德懷還厲害。 我是在幾個月後才聽總理跟我說起這件事的。

5 ． “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組的名單，最後是由出席會議的中央常委們開會商量決定的，在196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閉幕大會上通過的。

   政 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後，1966年5月28日由中共中央向全黨發了這個名單的通知：

   《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確定：華北：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書記）；

   東北：鄭季翹（吉林省委文教書記）；

   西北：楊植霖（青海省委第一書記）；

   西南：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部長）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中央又發出通知，陶鑄兼任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8月底又發中發[66]439號通知，在陳伯達因病休養期間，組長職務由江青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