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評李秀成自述

  並同羅爾綱、梁岵（hù
多草木的山）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

   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將領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國藩的軍隊俘虜了。他在敵人的囚籠裏寫了一個自述。這個自 述，從它的史料價值來看，無疑是極其珍貴的；但是，從它的根本立場來看，卻是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

矛盾的曆史現象

   曆史的現象是多麽矛盾。驍勇善戰、叱吒風雲的農民革命將領卻寫了一個阿諛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書”。偉大和渺小，光榮和恥辱混 合在一起了，多麽不調和，多麽不一致！

   怎樣對待這件事，怎樣理解這件事？幾十年來，曆史學家曾經給我們提供了多種不同的見解： 

    “這是根本沒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麽會寫出喪失革命氣節的自述？一定是曾國藩的偽造。”有人曾經簡單地否定自述的真實性，來為李秀成辯護。但是，經過曆史學界一番爭鳴之後，這種說法現在已經站不住腳了。

   又有人說：忠王在自述裏確實寫了一些汙辱自己、奉承敵人的話，甚至表示要向敵人投降，雖然這些話對李秀成的英雄事績來說是個汙點，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於利用“偽降”來爭取敵人的寬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時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分化滿漢統治者， 並且爭取曾國藩調轉槍口去對付外國侵略者。主張這種說法最力的是羅爾綱先生。

   羅爾綱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1951—1957年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版，以下簡稱《箋證》）“三版自序”裏說：“必須先對 忠王的委曲的隱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後才不致入了那些誣罔先烈的皮毛之見。”（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1951—1957年 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版，三版，第6頁。）他在該書三版的考證裏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經過偽降，得到釋放，借招降為名，先保存革命的實力，然後等待曾國藩與滿清皇朝之間的矛盾的爆發，或滿清皇朝、漢族官僚地主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之間的矛盾的爆發， 他就企圖利用這一情勢的發展，來保存自己的實力，發展自己的實力，從而推翻反動統治，以達到恢複太平天國的目的。

   在當時的客觀情 況看來是很有可能的，這也就說明使忠王采取這種企圖是有他的條件的。”（同上，第34頁。） 在《箋證》四版的考證和說明裏，羅爾綱先生進一步論證了上述觀點。他分析李秀成寫自述的動機，除了“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 訓”以外，主要有兩項：“第一，保民為樂……就是要求曾國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眾的力量。第二，防鬼反為先（防備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要求曾國藩把對內的矛頭轉而與人民一道共同對付外國侵略者。”（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四版，第36—37 頁。）忠王之所以用“極委宛曲折的敘述，甘言蜜語的詞句，甚至不辭窮恥極辱用了‘投降’兩字”，乃是為了實現這樣深遠的政治意圖，以免“刺激敵人，招致敵人疑忌”。（同上，第36-62頁。）這種“苦心”，“真是千秋還可以共見。”（同上，第65頁。）

   為《箋證》作序的周邨（cūn 同村）先生也支持羅爾綱先生的意見。他說：“從現在殘存的文獻來看他（李秀成）當時的態度，是利用封建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鬥爭的矛頭轉向更大的國外侵略者，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個複雜思想的體現。……這是革命實賤的要求，這不僅不是一個幻想，更不能作為怕死，妥協投降看待。……李秀成作為一個農民革命領導人，英雄人物，是沒有什麽減色可說的。”（同 上，第8頁。）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跡梁岵廬先生也說李秀成是“偽降”。廣西壯族自治區通誌館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出版前言裏說：李秀成“忠負堅定的態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帶些頌諛敵人、汙損自己的話，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決不能聽信曾國藩所汙蔑的‘宛轉求生、乞貸一命，的鬼話”。（《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補本，前言》以下簡稱《校補本》，廣西人民出版社1如1年版，第9-10 頁。）校補自述刻本的呂集義先生也說：“在全部自述中，盡管忠王為了幻想實現他的某種政治意圖，不得不說了一些汙損自己的話，但在字裏行間仍然到處表現出他的堅定的革命立場”。（《校補本》，第18頁。） 相當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見。有些中國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裏，也以上述的觀點解釋了這一頁曆史。

   忠王不忠，曆史的事實掩蓋不住的問題真的解決了嗎？沒有。 曆史不是可以隨意雕琢的大理石。曆史是客觀的存在。客觀的曆史真像（相）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有才幹的農民革命軍將領。他在太平天國後期的革命鬥爭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訌以後， 革命隊伍內部陷於混亂，清軍乘勢進逼，革命事業一時遭到了嚴重的危險。為了挽救局勢，李秀成曾經和陳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機智地率領太平軍大敗湘軍和江南大營、江北大營，解除了南京的包圍。以後，又乘勝東進，解放了蘇杭地區，使革命顯出重新振作的趨勢。他還曾經指揮農民革命軍多次地打垮過外國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聯軍，表現了中國人民堅決反抗侵略者的無畏精神。他在蘇杭地區為人民做了許 多好事，使這個地區一度成為太平天國的重要根據地。李秀成太平天國革命史上的這些功績是應該予以充分估價的，是不能抹殺的。

   但是，他在被敵人俘虜以後喪失了革命氣節、背叛革命事業的事實，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裏，頌揚敵人、詆毀革命事業的話是那樣 的清楚，那樣的明白，以致任何辯解在這種冷酷的事實麵前都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裏美化了敵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麗的字眼稱頌太平天國的死敵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他讚美曾國筌“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愛眾”“惜士恩良”；讚美曾國藩“恩深量廣，切救世人之心”，“仁愛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 恭維他們“恩德巍峨”“運算良才”、“明才足過”“蓋世無雙”、“謀才福擇（澤），無此（所）不能”。 他讚美臭名昭著、軍紀敗壞的湘軍“將相勤勞”、“兵壯”“力足”“營規分明”、“能受苦堅”、“此軍常勝，未見敗過”。（同上， 第31、32、44、52、60、84、107頁，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過。）

   當李秀成寫這些話的時候，被他稱為“恩深兼有德”、“仁愛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軍隊，正在南京城裏大顯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戳（zhuó chuō 殺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其亂如此，可為［謂］發指。”（《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 376頁。）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兒被敵人這樣屠殺的時候，一個革命將領，卻昧著良心去稱頌那些最反動的殺人劊子手，難道這還不夠可恥嗎？

   美化敵人，必然要醜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裏，太平天國偉大的革命鬥爭竟然被說成是“忽（屈）悮英雄”、“快死世民”，“違犯天命”、“害民害眾”，“先機之定數”、“世人之劫數”。在自述將近完畢之際，他懊喪地歎道：“何生天王而亂天下， 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見《校補本》，第29、51、52、122頁。）

   李秀成在自述裏對天王洪秀全的責備特別苛刻。他批評天王“不問賢良”、“不問國事”，“不修得（德）政”，“不以軍民為念”，責 備他“用人不專，信人之不實，讒佞張揚，明賢偃避，豪傑不登”。（同上，第28、43、51、108頁。）但是，在這方麵他所舉出的具體 事實，則有不少是不真實的。例如：他說天王對他不信任，把他母親、妻子扣在南京作“押當”。這不是事實。他說，南京被圍，城內無 糧，他向天王“求放窮人之生命”，“主不從依”，“不得已強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婦，準出城外逃生。”（同上，第102頁。）這也與事實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為了解救危局，曾經封他為真忠軍師，托以全國軍政最高權力，但是他在自述裏對這件事隻字不提， 反而說，天王如何如何排擠他，甚至說，“我在京並未任合城之事”。（同上，第94頁。）這些問題，羅爾綱先生在《箋證》裏都指出過。

   應該說，洪秀全不是沒有錯誤的，同時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確地評判洪秀全的功過；但是，無論如何他不應該不顧事實，用一些歪曲了或者誇大的罪名在革命領袖的臉上抹黑。 他這樣指責天王，誇大他跟天王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包含著在敵人麵前表白自己的意圖。他把自己的革命曆史描繪成這樣：他一開始就是 受“惑教”而參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後，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總怕蛇虎傷人。”（同上，第6頁）“我自小為民不知，勇勇而來”，一路“迷迷而來”，“蒙蒙而隨”，“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為也”。（同上，第I9、29、51頁。）他 把自己在太平天國後期率領革命群眾取得的巨大勝利說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詳，糊糊塗塗而作，此時國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 斜，故而保至今也。”（同上，第33頁。）他說，他之所以仍舊呆在革命隊伍裏，不過是“奇（騎）上虎輩（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違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義不孝？何人而肯輩（背）井離宗，離親別友，去 戚離鄉？”“我不故（過）在秦為秦，為（在）楚為楚”。（同上，第29、47頁。）除了強調自己沒有革命意識以外，還表示他早因為自已“本是忠直賢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動搖之意了。隻可惜清軍“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救”，不然，太平軍“解散久 矣”。“因我粵人，無門他入，”所以才堅持革命至今。如果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請）聖上，肯救此粵之人，甚為美 甚”。（同上，第19、44、93頁。）

   李秀成在自述裏，不僅絕不隱瞞他思想的動榣，而且也不掩飾他一度有過的投降活動。 南京保衛戰最危急的時刻，李秀成的一個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國荃營下的一個師爺拉上了關係，商談了投降的事。大概這個人不善於做叛賣勾當，以致來往十幾天，還沒有得到實情。宋永祺嗜酒，醉後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談的一些機密語，向一個想投敵叛變的鬆王陳德風講了，陳德風得了風聲就寫信來問。恰巧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開糧務會議，陳德風的信為補王莫仕葵順手打開了，大家看了信就質問李秀成，隨後又把宋永祺押了起來，準備正法。這樣一來，事情弄大了，鬧得“合城驚亂”。“朝臣”們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後來虧得李秀成用銀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

   李秀成在自述裏說：“自此之後，四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同上，第106頁。 不但如此，他還反複強調自己過去已經做了許多有利於清軍的事情，來向敵人表“功”。 表“功”的表現之一，是一再地說自己過去如何禮待獲自“大清皇上”的俘虜。 第一件事是打下揚州，“揚州知府被拿，當而禮敬，將其全家一一尋齊，當即訊問該知府願降與不降？肯降即可，不肯從，皆由自願也。 該（知府）不從，……後將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發盤川銀三百五十兩而行。”（這段話，《校補本》漏抄。） 第二件事是打下蘇州，俘虜了“清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害，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校補 本》，第56頁。） 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虜了清將李錫揚，“見是勇將有名之人，心內痛惜英雄，故未殺害”，後來勸降不成，“仍言（然）禮待，並未鎖押，悉聽其由”，過了幾天，“發盤川銀六十餘兩，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64頁）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當即傳令諸軍”，對“被獲滿洲兵將”“不準殺害，私殺害培（賠）命”，不願投降者，“給費”“準其回 國”。“在省候補、任清官無數，業亦給費其回”。被獲人員的高級官吏林福祥、米興朝等，“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房，與我文官閑及（敘）。”“林、米二人欲去”，“即備舟隻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銀三百兩”，不僅對俘虜優客禮待，就是對清朝陣亡的將軍、都統，也派人到處“尋其屍首，用棺木埋之”。那個“甚得軍民之心”的巡撫王有齡，城破自殺，屍首是李秀成單騎到後花園親自尋見的。找到屍首後，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殮，後來又“點足五百人”、“給舟十五條”、“費銀三千兩，”把他的棺木護送回鄉。

   寫到這裏，李秀成發表他的感想說，“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義士”，“死不與其為仇”。 （同上，第69—72頁。） 李秀成為什麽這樣優容禮待那些被俘人員，又為什麽這樣隆重保獲那些堅決反革命分子的屍首呢？有人認為這主要是為了以優待俘虜的政策去爭取敵人。就算是這樣吧，那末（麽），在李秀成自己變成了敵人俘虜的時候，還講這些，卻又是為什麽呢？這時已經沒有敵人可爭取了，講這些話恐怕還是為了讓敵人“爭取”自己吧。

   李秀成自己說：“非我參是好言，光我之薄麵，皇天明照，不敢隱瞞。”（同上， 第56頁。）不是表“功”是什麽！（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記栽，李秀成在一次談話中曾經向他說：“至於用兵所到，則未當縱殺，破杭州得林福祥、米興朝皆禮之，官眷陷城者，給票護之境上，君獨無所聞乎？”也是一種表“功”的口氣。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 第三冊，第374頁。）

   表“功”表現之二，是一再地說自己過去如何寬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壽“獻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責，將其在京所配之妻，瞞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補本》，第35頁。）“我亦未責”的話不是事實，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見。

   第二件事，納王郜永寬等人早就要叛變了，“雖悉其為，我亦不罪。”還告訴他們：“現今我主懞（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日由爾便，爾我不必想（相）害。”後來“這班返（反）臣不義”將慕王譚紹光殺死，“投與李撫台”。“獻城未及三曰，被李撫台殺 害”。（同上，第92、93頁。）

   第三件事，鬆王陳德風在圍城時私通“東門外簫軍門”，事泄被捕，“該與我想（相）好，……當即出計保之，代用去銀一千八百餘。然 後保陳得風之命。”（同上，第104頁。）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來是個軟骨頭，這真出乎反動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學家曾國藩對付軟骨頭當不乏手腕，於是在兩次“深惠厚 情”的談話之後，這個所謂“萬古忠義”的忠王在於向反對派遞交了降表。

   自己投降了不算，還要替反動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於秦，亦丈夫信義，楚肯容人，亦而死報。收複部軍，而酬高厚，餘兵不亂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 中堂、中承（丞）之德，萬世威名……我生而本無才略，秉直心院（願），見義而從，別無他也。……見中堂、中丞大人量廣，故而直 表真情：我肯與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國之人，無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齊此人回來，爾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 事。我喪國亡，收齊此眾，免亂世民，平我之心，而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將免勞，免費國之財貨。此是被獲承恩厚待，直心 直說，並非而有別意，懇請揣之細詳，便知的實。”（此段《校補本》漏鈔，當補於第31頁。） “今天國已亡，實大清皇上之福德，萬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為，其國軍亡，我為洪姓之將，外眾將兵具（俱）是我轄。今見老 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愛眾，惜士恩良，我願將部下兩岸陸續收荃（全），而酬高厚，……願收齊人眾，盡義對大清皇 上，以酬舊日有罪愚（於）民。若我主在邦全，我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國亡，我兵數十萬眾，亂壞世民間，我不能衛，同其害 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國，今蒙恩代（待），願代收齊報德。今而扶洪姓為將，今已被拿，本處早日誅刑，承蒙遲究，敢帶（感戴） 靡涯。今國敗盡，免我兵不可再壞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舉，室及（實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萬民同占（沾）中堂 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複，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國法，如辦不成，正國法是定。我此者，實因欲保民為樂之意。恐中堂不 信我有此為，仍鎖在禁，容我辦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兩岸好辦。心虔有餘。無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納，具（俱）辦齊 全，決不負意。祈勞高才揣度，否合可為？”（《校補本》，第112-113頁）

   自述的最後部分被曾國藩撕毀了，但是，就在最後幾行間，堂堂天朝的軍事統帥已經自認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軍隊和革命群眾， 則變成了“眾匪”。（同上，第119、121頁。）

   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說，李秀成在死前，還寫了十句絕命詞，“敘其盡忠之意”。（《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第381頁） 許多人拿這件事來證實李秀成的“凜然節氣”，可惜原詞沒有留下來，否則或者可以設實為這種說法找到一些實在的根據。但是，就算是為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盡忠吧，已經太遲了。“既幹進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詩詞化為長江的波濤，也洗不淨這一頁投降變節的可恥記錄。

   總之，無情的事實說明了：李秀成的自述並不是為了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寫的“革命文獻”，（有人根據《清史記事本末》的 一條材料，說李秀成在寫自述以前對清朝官吏說，“速將紙筆來，吾當書之，吾史館實錄為爾曹焚掠盡，吾不述，奚以傳後。”但是這條 材料的可靠性很成問題，在目前已經發現的目睹李秀成寫自述經過的人的記載裏，都不能得到證實。）它隻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一 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

怎樣評判李秀成的動機

   分明是一個投降變節的“自白書”，可是羅爾綱等先生卻說這個投降是假投降，說自述裏那些“頌諛敵人、汙損自己”的話，都是欺騙敵 人的。

   問題的焦點是怎樣評斷李秀成的動機。

   為了對曆史負責，必須遵循正確的曆史觀點。 毛主席說：“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70 頁。）評斷曆史人物主觀動機的好壞，唯一的標準是他自己的社會實踐，這裏必須避免主觀的臆測。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 述，是他投降變節思想的合理的產物。

   我們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條綱領，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認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複此等之人眾齊來”，就可以迅速平定天 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補本》，第119頁。）“招降十要”就是為這個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辦法之一，就是用“恩赦兩廣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堅決的革命隊伍。“肯散兩廣之人，其各易辦”。他主張利用太平軍的俘虜作宣傳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寬恩赦他，其心免結，圓事速成。”他又建議曾國藩“出示各省遠近州縣鄉村，言金淩（陵）如此如此，今各眾不計何具（俱）救，仍舊為民”。（這裏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見《校補本》，第113—118 頁。）

   在這裏，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統帥的威信，親自參加招降活動。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結尾部分裏說：“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罪將一身屈錯，未逢明良，今見老中堂恩 廣，罪將定要先行靖一方酬報。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願，歡樂歸陰。”

   在這裏，分布在大江兩岸的太平軍變成了李秀成晉見新主人的見麵禮。羅爾剛先生在《箋證》裏說，李秀成這裏寫的“罪將”句並不是向 敵人“低頭”，而是說罪在“不能保衛太平天國”；“死而足願，歡樂歸陰”的話，表明李秀成早有了為革命而死的決心。（羅爾綱： 《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四版，第35、64頁）羅爾綱先生似乎錯誤地領會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將”明明是向敵人表示懺悔 的自稱；“死而足願，歡樂歸陰”明明是向敵人表示忠心的諛詞。翻譯成現代的話，就是：“我的罪極大了，您老卻這樣恩待我，真使我 粉身碎骨難以報答。今後為您赴湯蹈火，犧牲生命都是心甘情願的。”試問，從這裏能夠找出什麽為革命而死的決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計劃，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兒子為先”，要曾國藩準他找人帶著他的親筆信，去辦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賢為首。李世賢之母親及其家眷概被蘇州李撫台溧揚（陽）帶雲（去），業寬養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見 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視（事）母至孝，今我被擒，辦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賢是太平 軍在長江以南的大部隊，招降李世賢是消滅太平軍的重要一著，清廷對這件事很重視，李秀成死後，還下諭旨向李鴻章查問情況。李世賢 後來沒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為了招降李世賢竟然想拿人家的母親做人質，簡直是不擇手段了。

   第三步，兒子、堂弟“收複”以後，再收聽王陳炳文。“陳炳文與我至愛，兩好作為親親。我今被獲在此，我文至，其定肯從。其各肯從 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陳炳文從，汪海洋亦至，我家弟從，朱興隆、陸順德從之定也”。“又收黃文金”，“其事定 成”。“天朝獨我部眾，我將我部收齊，其餘各記（寄）話而從。”

   李秀成南京突圍時保護過的幼主，現在變成了重新檢驗他政治立場的試金石。他知道，他必須對這個重大的原則問題表示態度，否則新主 人就不會信任他。

   他解釋道，他過去保護幼主，是一種“愚忠”。他估計幼主一定在突圍時被殺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萬一幼主沒死怎麽辦 呢？幼主，這點象征革命的骨血，對有過“朱三太子”鬧事經驗，又受過農民大革命浪潮衝擊過的，腐朽圮敗的清朝統治者，卻是一個危 險的人物。怎麽回答這個問題呢？李秀成彷徨了。

   曾經主張“不計是王是將”，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對這個老天王臨危托孤、清白無罪的小主人，也愛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處， 再有別樣善謀，又再計效（較）”。李秀成的“鐵膽忠心”，在這裏完全被碎了。

   李秀成還表示，在天朝將兵“收複”以後，他還願意為鎮壓北方的農民起義軍效犬馬之勞。“罪將邦（幫）籌為引……穩（撚）匪作亂， 舉手而平。”（羅爾綱先生曾經在一個注解裏說：“忠王所說的‘撚匪’乃指蒙城、亳縣起義群眾裏擾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擾害人民 的壞分子，在革命內部看來，也還是以匪看待的。”《箋證》四版125頁。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撚匪”是指幾個壞分子說的，那 麽“舉手而平”的當然也隻是幾個壞分子，除掉了幾個壞分子，革命隊伍更健康了，革命事業更發展了，這樣，李秀成“辦好兩 岸”、“先靖一方”的保證又怎麽實現呢？）這真是最徹底的背叛了。

   這些事實，這些徹底叛賁革命事業的行動綱領，難道還不能說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嗎？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條都可以馬上實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應有的效果。當然，在實行的過程中，也一定會遇到堅決革命派的 抵製；但是，它仍然可以幫助敵人更快地摧毀大江南北的革命隊伍。

   李秀成不會“助紂為虐”，幹出這種卑鄙的勸降勾當嗎？請看他向敵人立下的軍令狀吧。“如辦不成，正國法是定。”他的頭顱和熱血已 經為他投降的決心作了擔保。

   是真投降還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複了嗎？這就是我們評斷李秀成動機的根據所在。能不能說，李秀成的招降的為了保 存革命群眾的力量，也就是“保民為樂”呢？

   對革命群眾，李秀成確實主張“亭（停）刀勿殺”。不殺當然比殺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殺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徹底投降，不再革命。從太平軍出來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眾是“殺之不盡”的，而且殺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愛為刀”。否則，“雖中堂兵欲爭，能平此等，實有費力費財”，而且“爾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亂於民？被為（圍）嚴緊，尚有計他逃， 不獨該在外許廣野而無別計者乎？”由此看來，李秀成這種以“仁愛為刀”的不殺辦法，對反動派來說，倒的確的一種大有好處的萬善之 策。無怪乎殺人如麻的“曾剃頭”曾國藩，看了這一段話，也要向皇帝說“其言頗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20，《賊酋分別 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折》。）

   也許，在李秀成自己想來，他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願從此作一個“順民”，他想保存自己兒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須誘使他們都變成 甘願被套上奴役之軛的“順民”。但是這種想法本身就是投降變節者特有的可恥的想法。他所設計的招降辦法並不是什麽保存革命實力的 策略，而是一種瓦解革命實力的策略。革命群眾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辦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辦法保存。革命群眾的生命隻能依靠革 命群眾自己機智、英勇的鬥爭來保存。

   能不能說，李秀成是發了挑起滿、漢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而投降曾國藩的呢？

   這種說法也是缺乏事實根據的，至少，從現在有的材料裏，找不出這種根據。相反，我們從李秀成的自述裏，隻能看到他經常把“中丞大 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並提，而且總是把“大清皇上”寫在前頭。此外在他的自述裏，歌頌“大清皇上”的詞句屢屢可見。 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滿洲之人過我大國為帝，此是天命而來”、“此是大清皇上鴻福”“仍大清再複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補本》，第49、55、69、107、113頁）等等。從這裏似乎找不出一點挑起滿、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線索。

   曾國藩、李鴻章、趙烈文這些鎮壓農民革命頗有經驗的巨奸大憝們對李秀成的態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們並不認為李秀成是“偽降”。曾 國藩對李秀成的評論是：“宛轉求生，乞貸一命”，“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21，《欽奉諭旨分條複 陳折》。）趙烈文在日記中兩次記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於李鴻章對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難堪了。李鴻章本來對李 秀成非常害怕，在來往文書裏有時稱他為“忠老”，後來知道李秀成寫了一個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國荃的信裏說：“阱虎乞憐，曾狗鼠之 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國藩等人為什麽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認為“此賊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殺了呢？

   這個問題並不難理解。李秀成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始終活躍在最前線，又是後期太平天國最主要的將領之一，他對於戰爭的顛末經過是了 如指掌的，曾國藩、李鴻章和清軍其他部隊狼狽潰敗、腐敗無能，奸淫捕掠以致欺君賣國的獨種劣跡在他腦子裏有一本清帳。他在曾國藩 麵前固然盡量頌揚這位“侯爺”，但是對李鴻章就並不客氣，隨筆拈出幾件事情，就揭了李鴻章的老底。假如準他投降，清廷一定會命他入朝，誰能擔保他到了北京不會照樣把曾國藩的醜事揭露一番呢？曾國藩深知清廷對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幾年來虛誑欺騙朝廷的勾當又不知有多少！雖然李秀成自述裏沒有挑起滿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國藩卻不得不深加戒備。他權衡反革命利害的輕重，就斷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斷頭台。

   “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李秀成卻含著羞憤的眼淚，懷著失節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國”。

字裏行間的“革命立場”

   呂集義先生說：李秀成的自述“字裏行間仍然到處表現出他的堅定的革命立場”。他舉出了實例，如“在時間上寫的是太平天國天 曆”，“在稱謂上仍然稱‘天朝’、‘天國’”，寫上帝、天王時抬格，“凡是為太平軍攻克的城池都書作‘克服’，而被清軍攻陷的地 方則作‘失’或‘失守’”，“起義的字眼更是數見不鮮”（《校補本》，第18—I9頁）等。羅爾綱先生也引證了這些材料，並且認為這 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實質和精神，依然表現著堅定的立場”，他還說，對這一點“不僅要從中國傳統的春秋史筆的書法去體 會”，而且還要和當時的叛徒聽王陳炳文、寧王張學明等人在投降文書裏誣蔑天朝的軍隊為“賊匪”、“賊壘”，稱頌清朝的法令為“欽 命”、“國法”等作比較。（《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四版，第63頁。）

   怎麽解釋這些現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為什麽在自述裏還使用著革命隊伍裏的稱謂，保持著太平天國的用語習慣呢？

   什麽事情都有發生、發展的過程，投降變節也不例外。決定投降變節是一回事，養成投降變節的全部心理和習慣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裏作出投降變節的決定，卻很難在一個極短的時間裏養成投降變節的全部心理和習慣。一個曆史學家說過，“臣妾簽名謝道清”的南宋皇太後，當她手拉著小孫子朝見忽必烈大汗的時候，她還沒有養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樣道理，在農民起義烽煙裏翱翔過的雄鷹李秀成，當他被敵人抓住，決定投降變節的時候，他也還沒有具備完備的叛徒心理。這一點李秀成自己意識到了，他在自述裏，不是明白地向曾國藩的“師爺”們說，“恐有違犯字樣，是煩勞清心改除可也”（《校補本》，第84頁）嗎！如果有一個“師爺”，真的按 照李秀成的請求，替他把“時逢甲子”一類的話，改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會提出抗議吧！決定問題性質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場， 而不是某些習摜稱謂。投降還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這是檢驗李秀成階級立場是否堅定的根本標誌，離開了這個根本標誌，其它一切都不過是枝節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滿李秀成自述裏的那些投降變節的話不管，隻去埋首考證幾句表麵上符合太平天國習慣的稱謂和用語，其結果就會把一個變節分 子當成“曲線救國”的英雄。

   太平天國的另幾個叛徒在投降文書裏汙蔑天朝的軍隊為“賊匪”、“賊壘”，稱頌清朝法令為“欽命”、“國法”，這當然是無恥之尤 了。這說明他們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見了蟊賊就會做出卑鄙可恥的奴才相。但是拿這幾個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 降變節的事實。事實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後部分，所謂“字裏行問”的“革命立場”或者什麽“春初史筆的書法”，再也找不見了。在 這裏，農民的“起義”，已經變成了“亂民”、“害民”，革命方麵的“失”或者“失守”，已經變成了“大清”王朝的“收複”或 者“平定，”最嚴重的是太平天國的革命軍隊和革命群眾，在這裏已經被稱為“眾匪”了，這個字眼已經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於 稱清朝的法令為“國法”，則早就有了。

  可見，隻要投降變節，就會認賊作父。心理和習慣上的不協調、不一致終究隻是暫時的現象。

關於“防鬼反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為先”的思想，經常被當作證明他並非真投降的論據。“防鬼反為先”的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這一點也洗白不了他投 降變節的錯誤。

   封建反對派和外國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敵人。在太平天國的革命者看來，一個是“妖”，一個是“鬼”。投降了“妖”，請他來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請他來反“妖”，同樣都減輕不了他背叛革命事業的錯誤。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來進行革命鬥爭，是一種革命的策略；但是叛變了自己的階級，並且企圖不擇手段地替反對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顧地去策助敵人“平複”“眾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談不上什麽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是在封建反動派和外國侵略者的聯合進攻下失敗的。“妖”、“鬼”盡管有矛盾，但是還是一家人。如果背棄了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去投降封建敵人，企圖請他們來防備外國侵略者，那隻能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幻想。這一點，近百年的曆史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結論。

   從太平天國起義到失敗的十幾年裏，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兩個階級在戰場上同外國侵略者相遇過。一個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階級，一個是太平天國代表的農民階級。他們的對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鬥爭的結果是那麽不同。地主階級很快向侵略者妥協、投降、割地、賠款；而農民階級進行了英勇的戰鬥，給予侵略者嚴重的打擊，並且以自己堅決反侵略的光輝榜樣，激發了後人的英勇鬥爭。

   曆史事實證明，抗擊外國侵略者，隻能依靠革命的群眾。革命的群眾即使在挫折、失敗的困難情況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給外國反對派以沉重的打 擊。在這種曆史條件下，一個曾經依靠革命群眾同外國侵略者作過鬥爭的農民領袖，背棄了革命的路線去投靠封建反動派，而且還幻想依 靠他們來反對外國侵略者，這在曆史上不是進步而是退步。

   李秀成的投降變節是不是因為曆史條件的限製？

   有人用“曆史局限性”的觀點來為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辯護。他們說，李秀成在自述裏所以“夾雜著一些對敵人過分期待的話語”，是因為他“對陰險狠毒的階級敵人認識上有曆史的局限性，”是因為“農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補本》前言；《箋證》四版，第39 頁。）

   如果這種說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變節作為舊式農民革命中常常會出現的現象之一，是這種農民革命的曆史局限性的一種表現，這是對的。

   但是，如果認為因為舊式農民革命有著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對於封建統治者的認識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變節行為對於李秀成來說就是難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責備的，是可以原諒的，那就完全錯了。

   農民群眾的英勇鬥爭在新的社會階級形成以前是曆史的唯一的動力；沒有這種鬥爭，曆史就不能前進一步。自己放棄鬥爭，還以策劃招降 的辦法來協助封建統治者瓦解這種鬥爭，這不是曆史對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對曆史的反動。

   舊式農民革命打擊了封建統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會。農民群眾認不清封建製度的本質，他們常常反對舊日的壞皇帝，而擁護新的所謂“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卻不是這樣，他是去擁護壞皇帝，而汙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圖去幫助當時農民群眾正在反對的壞政權，而出賣自己的太平天國。這不是農民階級的意識局限了他，而是他對農民階級的背叛，是他對農民階級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樣出身、一樣成長、一樣失敗被俘，有著一樣的局限性的許多別的太平天國將士，卻沒有象他一樣投降。

   有一個和李秀成時代相同、家鄉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偉大人物。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戰，世罕其匹的英王陳玉成。他在1862 年（同治元年）被另一個反動將軍勝保俘虜了，勝保勸他投降，他寧死不從，而且還描敘勝保打敗仗的情形譏笑敵人。後來終於被殘酷殺害了。有一個無名氏，寫了一篇《陳玉成被擒記》，替我們記下了這個偉大農民領袖在敵人麵前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

   “玉成既為苗沛霖所賺，解至勝保營。玉成入，勝保高坐齶眙：‘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為！爾本吾敗將，何向吾作態！’勝保曰：‘然則傾聽為我檎？’玉成曰：‘吾自投羅網，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合肥官亭， 爾騎兵二萬，與吾戰後，有一存乎？’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則死耳，何餃舌也！’”（見羅爾綱《太平天國 英王陳玉成自傳》，《曆史教學》，1953年4月號。刀口餘生《被捕紀略》裏也有類似記載。）

   相同的時代，相同的家鄉，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個巍然矗立，一個屈辱變節，“曆史局限性”為什麽競會有這樣的不同？ 也許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時候，南京已經被敵人攻破了，曆史條件還是有些不同。那麽我們看看另一些曆史人物吧。有一個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時被俘的太平夭國領導人，這就是幹王洪仁玕（gān 珠樣的美石）。

   這個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點的，但是他被敵人俘虜以後的壯烈表現，卻是李秀成之類永遠不及的。他在反對派麵前自稱“本藩”，直指敵人為“妖軍”。他崇高的氣節，堅定的立場，視死如歸的決心，表現了太平天國英雄們為革命不怕犧牲的偉大精神。他的自述：

   “故趙宋文天祥敗放五坡嶺，為張宏範所擒，傳車送窮者，亦隻知人臣之分當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難與天抗也，予每讀其史傳及正氣未嚐不三歎流涕也，今予亦隻法文丞相已。”（《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7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洪仁矸不愧為文天祥浩然正氣的繼承者。

   再看另一個曆史人物。

   這就是那個在國家危難時投筆從戎的遵王賴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後仍然繼續在長江北岸艱苦地同反動派作堅決門爭。他聯絡並且領導了北方的農民起義兄弟撚軍，把清朝名將僧格林沁和曾國荃的新湘軍打得落花流水。不幸1868年（同治七年）兵敗被俘，他對慘酷的刑戮毫無畏懼，真是赤膽忠心的鐵打好漢。他堅持革命氣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還在自述裏無情地揭露反動派殘暴不仁的反動本質，斥質敵人“行一不義，殺一無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敘述自己複國不成，以身殉節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憤壯烈，使人讀後為他堅定不移的革命意誌感動不已。

   “獨力此間數裁，戰無不捷，彼霜蹈雪，以期複國於指日，恐獨立難持，孤立難久，是以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 禹爵、懷王邱遠才前進甘陝，往連回眾，以為犄角之勢。天不佑我，至於今日，夫複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 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敗於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國家，以全臣節。”（同上，第863頁。）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賴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國英雄的“就義歌”。

   同一時代，同一種曆史條件，卻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種人寧死不屈，慷慨赴義；另一種人投降變節屈膝媚敵。怎麽能用“曆史局限性”來為後一種人辯解呢？

英雄為什麽還會投降變節？

   曆史上有過這樣的英雄，他們曾經騎著駿馬，馳騁在疆場上，同敵人進行過殊死的戰鬥，但是他們最後卻經受不起失敗的考驗。“士眾滅 兮，名已潰”，在軍隊潰散，身陷困境的時候，他們的風雲壯誌消失了，於是喪師辱誌便接踵而來。這種人在太平天國的曆史上也不是個 別的。蘇州的叛將“渺一目”，屢次打敗英法侵略者的寧王周文嘉，上麵說道的聽王陳文炳，都是這樣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變節不是偶然的。

   從他的自述裏可以看出，他雖然曾經進行過勇敢的戰鬥，但是在他的思想裏，對於洪秀全、楊秀清等人倡導的太平夭國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國後期鬥爭越來越困難時，就逐漸失去了對革命事業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騎上虎背，不得下騎”。因此，一旦有人把他從“虎背”上拖下來，他是不會再堅持革命氣節的。 他在參加革命前受到許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謂“天命”、“天數”、“明良”、“在秦為秦，在楚為楚”一類東西，都是這種思想遺毒的反映。 他雖然是貧苦農民出身，但是從士兵變元帥以後，首先從生活上，慢慢從思想上逐漸背離了本來的階級，做了元帥以後的李秀成並沒有保持他難苦樸素的作風。

    十年壯麗的天王府，早已煙消雲散，洪秀全的宮殿已經找不著了。但是“忠王府”的遺跡，仍然在蘇州的“拙政園”任人憑吊。“忠王府”是個未完的工程，幾千個工人長期建築了三年多，到蘇州陷落時仍未竣工。王府的設置富麗堂皇，“內外四五十間，純用金銀裝飾。”（姚濟：《小滄桑記》，卷下。）叛徒獻城以後，李鴻章入踞蘇州，這個驕奢淫逸的反動將軍見了“忠王府”也不禁歎到：“瓊樓玉宇，曲櫊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鴻章致弟李鶴章信，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增訂本），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 243頁。）

   李秀成的金銀財寶也不少。有一次因為同洪秀全鬧矛盾，被勒令交出餉銀十萬兩。南京陷落以前，他說自己銀米都沒有了，但是為了給叛徒陳德風等人疏通，一次還能拿出成千兩的銀子。 具有象征意義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後竟給一堆珍珠寶物斷送了。

   “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縐紗帶捆帶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廟亭（停）息，將此珍珠寶物吊在樹下，……那邦 （幫）百姓得我寶物，民家見利而爭，帶我這邦（幫）百姓，去問那（幫）百姓，兩欲分用。被邦（彼幫）百姓雲：‘爾問我分此物， 此物是天朝大頭目有，如（餘）外別無。爾必拾獲此頭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兩國（個）奸民獲拿。”（《校補本》， 第110—111頁。）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結果。李秀成當初如果不貪戀這堆珍珠寶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隊的。

   明朝末年，被清軍俘虜的洪承疇，因為屢次拂掃衣服上的塵土，被範文程窺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猶愛惜如此，況其身耶？”果然，正當崇禎皇帝準備親自為這個道德典範舉行祭奠的時候，他已經批上了皇太極的貂襲，做了滿族統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們對國破家亡時念念不忘珍珠財寶的李秀成，又怎麽能企望他堅持革命氣節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為一種太平天國的史料，有重要的價值。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史料價值問題，而是對它的根本評價問題。

   由於李秀成已經不僅是曆史學家研究的對象，而且是各方麵拿來在群眾中進行廣泛宣傳的人物，因此，正確地估計他的表現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我們祖國人民的光榮鬥爭傳統是反抗階級壓迫，反抗民族壓迫的革命傳統。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可歌可泣的革命鬥爭正是這種傳統的繼續。 在太平天國的曆史上，我們也看到了這種光榮的鬥爭傳統，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林風祥、李開芳、陳玉成、譚紹光、洪仁 玕、賴文光以及成千上萬的革命戰士，盡管他們有這樣那樣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點和錯誤，但是他們堅持了反對封建壓迫、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鬥爭，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開辟了道路。他們在革命事業遭到失敗，個人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仍然繼續爭，絕不變節。他們赤誠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氣概，在階級鬥爭的曆史上永遠發射著不朽的光芒。他們才是我們曆史上可敬愛的革命英雄，我們應當承繼的正是這種光榮的鬥爭傳統。

   李秀成呢？雖然他在太平天國革命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後喪失了革命氣節，背叛了 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們曆史上的光榮鬥爭傳統，也不能作為鼓舞後人戰鬥的榜樣。 如果我們尊重革命的曆史、尊重曆史唯物論的真理，我們使不能讓變節分子的“自白書”繼績彪炳於革命的史冊。

原載1963年第4期《曆史研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