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節 鄧小平的第二起（上）
（1）
人們常用“三落三起”來形容鄧小平的人生。對於一般人來說，在“落”了一次之後，能夠再起的就很少了，能夠“落”三次，又再起三次，這就是一個傳奇故事了。鄧小平能“三落三起”，除了本人的意誌和才能之外，運氣的作用也很重要。古人常用“天數”來形容偉大人物的運勢，從“天數”來看，鄧小平的確遇到很多“天公作美”好的運氣。
在中共早期的隊伍中，鄧小平並不十分突出。1945年的“七大”上，選出5位中央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8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鄧小平當時隻是普通的中央委員，還沒有進入中央高層，比起陳雲、康生、高崗、彭真、彭德懷這些人，鄧小平還略遜一籌——差了一級。
雖說鄧小平當時在軍隊中擔任重要職務，但當時與鄧小平有同級的軍隊高官也很多，如林彪、劉伯承、陳毅、賀龍、羅榮桓、高崗、聶榮臻、徐向前等人。另外，鄧小平的軍功也不是特別突出。如果毛澤東是一位保守型的領導人，按照論資排輩、論功行賞來封官的話，鄧小平是根本沒有希望的。因此，遇到毛澤東這麽一位敢於打破陳規套矩，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領導，是鄧小平的幸運。
新中國建國之前，毛澤東最為信任和重用的人是劉少奇，而新中國建國之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有所疏遠，開始重用高崗，這以至於高崗誤以為毛澤東要用他取代劉少奇，四處開展“倒劉”活動，結果遭到批判，自殺身亡。1955年的七屆五中全會上，因任弼時病逝，高崗自殺，政治局委員缺了兩人，於是林彪和鄧小平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鄧小平起飛的第一步，他與彭德懷、康生、彭真等人平級了，超過了劉伯承、陳毅、賀龍等人。
曆史上的悲劇和喜劇總是同台亮相，在某個人“倒黴”下台的同時，另一個人就“走運”上台了。高崗的自殺，不僅給鄧小平空出一個政治局委員的位子，而且使鄧小平永久地少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高崗的年齡比鄧小平小一歲，身體也不錯，如果高崗不自殺，那麽毛澤東在文革後期再次啟用的人物，很可能會是高崗，而不是鄧小平。據說毛澤東晚年曾多次說過：“高崗要是活著就好了。”
1956年的中共八大，是鄧小平起飛的第二步，這次他又超過了林彪、彭德懷、康生、彭真等人，成為6名政治局常委之一，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鄧小平能夠一躍進入中央最高層，這主要是靠毛澤東的扶持。否則按照論資排輩、或論功行賞，那是輪不到鄧小平的。但兩年後1958年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增補進入政治局常委，並排名在鄧小平之前。林彪比鄧小平年齡小3歲，成為鄧小平的強力競爭對手。
（2）
1966年文革開始，鄧小平第二次倒台，被撤銷一切職務。不過在毛澤東的特別關照下，鄧小平隻是下放到基層“勞動”，沒有像彭真等人那樣，被關進秦城監獄。如果沒有發生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麽接班人也肯定輪不到鄧小平的。林彪的自爆又使鄧小平永久地少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
從年齡、資曆、才能等各方麵的因素來看，鄧小平的最大競爭對手是高崗和林彪。但不可思議的是，這兩個人都是死於非命，這就在客觀上為鄧小平的接班，排除了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另外，毛澤東與周恩來、朱德、以及彭德懷的“身體競賽”，也是有利於鄧小平。在毛澤東身後，隻要周恩來活著，接班就輪不到鄧小平；即使是朱德或者彭德懷還活著，鄧小平的接班也會遇到很大麻煩。這些人都在毛澤東之前去世了，就造成了毛澤東之後，鄧小平一人獨大的局麵。雖說毛澤東之後陳雲、彭真、張聞天等元老還在，但這些元老在軍隊中都沒有什麽影響力，無法與鄧小平相提並論。
另一方麵，如果鄧小平在1966年被打倒之後，沒有在1975年被毛澤東第二次“起用”，那麽在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要想再起也很不容易。這次又是毛澤東助了鄧小平一臂之力，讓他成為毛澤東的第四個接班人。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975年1號文件《關於鄧小平同誌任職的通知》：
毛主席、黨中央決定：
一、任命鄧小平同誌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二、任命張春橋同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7日，中共召開十屆二中全會，該會議公報寫道：會議選舉鄧小平同誌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上述兩個人事安排，正式把鄧小平推上的接班人位子。在王洪文第二次向毛澤東“告狀”之後，毛澤東覺得王洪文已經不可救藥，轉而把接力棒交到鄧小平手裏。毛澤東為什麽交給鄧小平呢？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出於“安定團結”的考慮，希望自己死後能“和平地交班”。
王洪文的表現，使毛澤東對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徹底失望了，這些人沒有一個能扶上牆的。本來毛澤東期待造反派中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年輕人，就像他們早年在井岡山鬥爭中，湧現出一大批傑出人物那樣。可是事實卻讓毛澤東大為失望，造反派中居然找不到一個人具有接班人的資質，使毛澤東不得不放棄讓造反派接班的初衷，轉而從“久經考驗”的老幹部當中考慮現實的接班人。
從“安定團結”和“和平交班”的角度來看，鄧小平無疑是最理想的人物，他在黨政軍各方麵都幹過，工作經驗比較全麵，也有一定的威信和威望，比葉劍英等人強不少，可以挑得起接班人的擔子。而毛澤東對鄧小平最大的擔心，就是擔心鄧小平在他死後，會對文革翻案。
（3）
為了防止鄧小平的翻案，毛澤東對鄧小平是恩威並重。一方麵對鄧小平施恩，希望這樣使鄧小平感恩戴德，放棄翻案的想法；另一方麵又對鄧小平施威，事先作出阻止鄧小平翻案的布置。毛澤東阻止鄧小平翻案的布置，就是1973年中央發出的14號文件。
1973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14號文件《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1973年14號文件還有兩個附件：一、鄧小平寫給毛澤東的信；二、鄧小平寫的《我的自述》(摘錄)。1973年14號文件和兩個附件，被印發至縣團級幹部，一般群眾也基本上都知道了。
1973年14號文件寫道：文化大革命中，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多次指出，鄧小平同誌犯了嚴重的錯誤，但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1972年8月14日，在鄧小平同誌寫給主席的一封信(見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重要批示。
鄧小平同誌從全國解放以來，特別是在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期間，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對鄧小平同誌的揭發批判是正確的、必要的。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廣大革命群眾的揭發批判，鄧小平同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認真的檢查，有了悔改的表現(見附件二)。我們對他的進步應當表示熱烈的歡迎，並希望他在實踐中繼續改正自己的錯誤。
毛主席的批示，充分體現了我黨對待犯錯誤的同誌，總是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全麵地、曆史地評價他們的功過，認真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決定：恢複鄧小平同誌的黨組織生活，恢複他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由國務院分配他擔任適當工作。
毛澤東試圖用發這個中央文件，來堵死鄧小平將來試圖翻案。在林彪事件之後，有大批老幹部複出，複出的理由有兩種：第一種理由是“錯案”，當事人受林彪的迫害，受到了錯誤的處分，所以平反複出。屬於這種情況的有羅瑞卿，楊成武等人。複出的第二種理由是“悔改”。這種情況不是錯案，對當事人的處分也沒有錯，隻是由於當事人表示悔過自新，重新做人，所以讓他複出工作。
第一種理由複出是“無罪複出”，而第二種理由複出是“戴罪複出”。1973年14號文件，明確把鄧小平定位於第二種理由。該文件首先說：“鄧小平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對鄧小平的揭發批判是正確的、必要的。”這裏聲明當初批判鄧小平，不是搞錯了，而是正確必要的。這也就是說，鄧小平不是“無罪複出”，而是“戴罪複出”。
（4）
該文件又說：“經過毛主席、黨中央的耐心教育，鄧小平對自己的錯誤作了認真的檢查，有了悔改的表現。我們對他的進步應當表示熱烈的歡迎，並希望他在實踐中繼續改正自己的錯誤。”這裏進一步說明鄧小平自己也承認，當初對他的批判沒有錯，並且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還承認自己將來還需要繼續改正錯誤。
鄧小平還這樣給毛澤東寫信：關於我自己的錯誤和罪過，在1968年6、7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應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鄧小平，1972年8月3日
毛澤東把這個中央文件和鄧小平的信，印發至縣團級，就是要讓人們都知道，批判鄧小平沒有批錯，鄧小平的複出，並不是對鄧小平的“平反”，而是因為他表示悔過自新，願意重新做人。鄧小平的信也明確表示，鄧小平自己也承認文革中批判他沒有錯，而且承認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這樣一來，鄧小平要想對文革翻案，就相當困難了。
毛澤東當時設想，有了這個文件，鄧小平即使想翻案，也很難向全黨全國人民交待，以為這樣就可以阻止鄧小平的翻案企圖。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才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給鄧小平。
（5）
如果說1973年“十大”的明星是王洪文，那麽1975年“四屆人大”的明星則是鄧小平。1975年1月8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除了討論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最矚目的是人事變動，選舉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時批準李德生辭去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李德生是中共建國後，第一個通過辭職而“安全降落”的中央副主席級別的高官。李德生辭職後，仍然擔任沈陽軍區司令員，並且當沈陽軍區司令員長達10年，直到1985年才離任。
1975年1月10日周恩來主持十屆二中全會閉幕式，周恩來致閉幕詞說：二中全會閉幕前，我請示毛主席有什麽話要說，主席講了八個字：“還是安定團結為好。”最後，我也還是說主席的話，“還是安定團結為好”。1975年是安定團結的一年，是爭取躍進勝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諄諄教導下，安定團結，一定會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
周恩來在短短的幾句閉幕詞中，四次提到“安定團結”，可見他非常期待1975年成為安定團結的一年。“安定”就是不搞政治運動，“團結”就是不搞政治批判，這些都是周恩來所期待的。不過1975年這一年，後來並沒有像周恩來期待的那樣“安定團結”，而又是充滿風風雨雨和激烈鬥爭的一年。
四屆人大有兩個重要文件，一個是《政府工作報告》，另一個是《修改憲法報告》。《政府工作報告》理所當然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做，而《修改憲法報告》卻是由張春橋來作，這顯示出毛澤東對張春橋的信任。毛澤東在讓鄧小平接班的同時，又把張春橋提拔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樹立張春橋的威信，試圖把張春橋培養為製衡鄧小平的一個棋子。
“九大”和“十大”的《政治報告》，都是由張春橋牽頭主持起草的，而“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毛澤東沒有讓張春橋起草，而是讓鄧小平來起草。鄧小平起草《政治報告》時，以周恩來的意見為主，寫入了周恩來想要寫的東西，這就是“四個現代化”。
“四個現代化”是整個《政府工作報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一改文革以來強調政治的風潮，轉而強調生產建設的重要性。這似乎預示著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以後要把政府的工作重點轉到物質建設方麵。“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口號，成為後來鄧小平搞“全麵整頓”的重要理論根據。
據參加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的顧明回憶說：1974年冬，小平同誌受毛主席委托，代恩來同誌起草《政府工作報告》，並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慮照顧恩來同誌病體的承受能力，要求我們草擬一個三千字左右的《報告》稿。小平同誌與‘四人幫’堅決鬥爭，排除種種幹擾，確定了總綱和方針。經過大家反複思考，把恩來同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一貫思想作為重點來寫，與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相銜接。1975年1月13日，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恩來同誌以無比頑強的意誌，戰勝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會作《報告》。全場振奮，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我激動得熱淚盈眶。
（6）
1975年1月13日晚8時，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大廳隆重開幕。這次大會毛澤東沒有出席，完全由周恩來主持。當周恩來走上大會主席台時，台下爆發出長時間、暴風雨般的掌聲。這種掌聲雷動的情景，不亞於毛澤東出場時的場麵。周恩來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人的席位上，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毛澤東沒有參加的大會，周恩來成為這次大會的主角。當時一家外國報刊評論說：“這次人民代表大會是周恩來畢生奮鬥的頂點。”
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1964年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兩步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四屆人大上，選舉89歲的朱德為全國人大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康生、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等人為副委員長；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王震、餘秋裏等人為副總理。
各主要部委的人事安排是：國防部部長葉劍英；公安部部長華國鋒；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國家計委主任餘秋裏；財政部部長張勁夫；文化部部長於會泳；教育部部長周榮鑫；衛生部部長劉湘屏；國家體委主任莊則棟。
這次江青集團得到的位子不多，隻有文化部、衛生部、國家體委等部門，其他實權部門均被老幹部們掌握。這些部門中，最燙手的是兩個控製“上層建築”的文化部和教育部，其中江青集團得到了文化部，而教育部部長則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擔任。周榮鑫在文革前是國務院秘書長，是周恩來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文革後不久周榮鑫被下放，直到1972年才恢複工作。1975年由周恩來提名，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
文化部長於會泳，以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聞名，成為江青集團的紅人。粉碎“四人幫”後，於會泳被撤職審查，1977年8月於會泳自殺身亡。在此之前，周榮鑫於1976年4月“被四人幫迫害致死”(被批判時當場心髒病發作去世)。文化部和教育部的兩個部長都死於非命。
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是謝富治的妻子，粉碎“四人幫”後也被撤職，體委主任莊則棟也作為“四人幫”成員被審查多年。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原來是周恩來的親信，但後來和“四人幫”走得很近，曾帶頭批判周恩來的外交路線。“四人幫”倒台後不久，喬冠華就被隔離審查，喬冠華的事以後還要提到。
國務院各部之中，重中之重是國防部和公安部。公安部部長華國鋒，這是毛澤東信任的人，但並不屬於江青集團。葉劍英任國防部長，則意味著他的軍職比總參謀長鄧小平高一級。文革前林彪任國防部長，羅瑞卿任總參謀長，羅瑞卿在林彪的領導下。
毛澤東這樣安排是大有深意的。在黨內，鄧小平和葉劍英都是中央副主席，但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比葉劍英略高一級；在軍內，鄧小平和葉劍英都是中央軍委副主席，但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又是國防部長，比鄧小平又略高一級。這樣一來，鄧小平和葉劍英形成相互牽製的局麵。
（7）
葉劍英在新中國曆史中是一位非常的重要人物，可以說影響和改變中國曆史進程的人物。葉劍英1897年生，比周恩來大1歲，比毛澤東小4歲，但葉劍英身體很好，高壽89歲，一直活到1986年去世。
葉劍英是廣東梅縣人，中學畢業後曾到馬來西亞“闖南洋”，後回國考入雲南講武堂。1919年葉劍英從雲南講武堂畢業後，回到廣東，參加孫中山麾下的粵軍。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非常政府，自任非常大總統，葉劍英在孫中山的衛隊中任海軍陸戰隊營長。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後，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於1924年在廣州創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葉劍英被任命為教授部副主任。
1926年7月，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在蔣介石率領下開始北伐，葉劍英任第四軍參謀長。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葉劍英堅決反蔣，於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2月，葉劍英與張太雷、葉挺等人發動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葉劍英赴蘇聯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葉劍英回國，來到江西中央根據地，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的紅軍任參謀部長。紅軍長征中，葉劍英任前敵指揮部參謀長。
葉劍英長征中的最大“功績”，是把紅四方麵軍領導人張國燾的密電偷偷拿給毛澤東看。據說張國燾在一份密電中，命令他的部隊對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麵軍進行“武力解決”。毛澤東看到這封密電後，立即命令紅一方麵軍，拋開紅四方麵軍單獨北上，避免了“武力解決”事件的發生。這樣一來，葉劍英就成為在關鍵時刻改變中國曆史進程的人物。
關於葉劍英“偷密電”之事，有些研究者予以否認，認為根本就沒有“密電”，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提到葉劍英“偷密電”之事。據中央文獻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記載，在1937年延安批判張國燾時，毛澤東說：“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汙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麽會打起來的。”
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懷念葉劍英》中說：“195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懷仁堂的一次會議上說：劍英同誌在關鍵的時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個了(毛主席邊說邊摸腦袋)。他救了黨，救了我們這些人。”
（8）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專門提到了葉劍英，說：“葉劍英同誌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諸葛，大家都知道，是諸葛亮;呂端是宋朝的一個宰相，說這個人大事不糊塗。”
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與丁盛、韋國清等人談話時，重提1935年的電報一事，明確說：“葉劍英同誌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
1960年朱德談到張國燾時，也說：“到阿壩，張國燾變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發電報要北上的部隊調回，我不同意，反對張國燾，沒有簽字。後來電報由葉劍英同誌截住，告訴毛主席，沒向下麵講，中央就馬上決定北上了。如果調轉，中央是很危險的。”
1972年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也說：“劍英同誌將密電報告了毛主席，因而使中央脫離危險，立了大功。沒有劍英同誌立這個功，那個局勢就很壞了。古話說，‘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嘛。”
葉劍英雖然長期在軍隊中任職，但他一直是擔任參謀長這種高級幕僚的職務，從未直接指揮過軍隊作戰。1937年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葉劍英任八路軍參謀長；1947年國共內戰爆發後，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葉劍英曾短期任廣東軍區司令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調回北京工作，任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成為十大元帥的最後一名。
葉劍英成為元帥，主要是根據他在軍隊中的資曆，是十大元帥中唯一沒有獨立指揮過軍隊作戰的幕僚型元帥。不過葉劍英沒有獨立指揮軍隊作戰的經驗，這在後來反而成為他迅速崛起的優勢。
在文革前，葉劍英一直沒有受到特別的重用，隻是擔任軍事科學院院長，主要負責軍隊的教育訓練工作。如果沒有文革，葉劍英的一生將是很平淡的，可以說葉劍英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1965年底羅瑞卿倒台，羅瑞卿兼任的兩個重要職務：中央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分別由葉劍英和楊成武接任。1966年葉劍英又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軍委秘書長。當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是林彪，但林彪身體不好，軍委的實際工作由葉劍英負責，這是葉劍英第一次成為掌握軍隊實權的人物。
然而在不到一年之後，中央又成立了一個“軍委辦事組”的新組織，負責處理軍隊的日常事務，取代了原來的中央軍委。這樣一來，葉劍英這個軍委秘書長也自然成為有名無實的人物，軍隊的實權完全被林彪控製的軍委辦事組所掌握。
（9）
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軍委辦事組撤銷，重新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主持，負責處理軍隊的日常工作，這是葉劍英第二次成為掌握軍隊實權的人物。1975年葉劍英又接替林彪擔任國防部長，同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為什麽毛澤東兩次讓葉劍英掌握軍隊的實權，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呢？有人說這是因為葉劍英在長征中救過毛澤東，這個看法顯然不合理。如果毛澤東真的非常看中葉劍英在長征中“救”過他，那麽早在文革前就應該重用葉劍英了。葉劍英在文革前被邊緣化的事實，可見毛澤東重用葉劍英，並不是出於回報葉劍英的“救命之恩”，而是出於平衡軍隊中派係或“山頭”的考慮。
解放軍在曆史上根據源流不同，分成不同的派係和“山頭”。在十大元帥中，作為第一野戰軍司令員的彭德懷，自然就在他周圍形成了“一野派”；劉伯承和鄧小平作為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和政委，也在他們周圍形成了“二野派”；同樣陳毅和林彪也有他們的“三野派”和“四野派”；當時除了四大野戰軍之外，還有一支華北野戰軍，作為華北野戰軍司令員聶榮臻，也有他的“華野派”；另外賀龍有他的“紅二方麵軍派”；徐向前也有他的“紅四方麵軍派”。
在當時的情況下，主持軍隊的人必須是元帥這樣級別的人物，否則根本領導不了那些戰場上廝殺過來的老將軍。1966年在世的九位元帥中，除了朱德和葉劍英之外，都有自己派係和山頭。不管哪個派係掌權，都會造成其他派係的不滿，影響軍隊的團結。這樣一來，毛澤東要穩定軍隊，平衡派係山頭，最合適的就是讓朱德或葉劍英來主持軍隊工作。因為這兩個人沒有自己的派係，可以用超脫的身份來處理各個派係之間的矛盾衝突，反而能夠被各個派別所接受。朱德掌軍顯然不現實，所以唯一合適的掌軍人選，隻有葉劍英一個人了。因此，毛澤東也隻能用葉劍英。
當時毛澤東的設想是：鄧小平和葉劍英共同主持軍隊，再讓沒有軍隊經驗的張春橋來領導軍隊的政治工作，在軍隊中形成鄧、葉、張“三分天下”的局麵。這樣鄧小平就不能控製軍隊，也就不能獨攬大權；而鄧小平不能獨攬大權，也就不能對文革翻案。毛澤東的這個設想應該是相當智慧的，但人算不如天算，曆史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設想來發展。
（10）
毛澤東雖然讓鄧小平接班，但同時也對他非常不放心，因此毛澤東做了三件事，來限製和阻止鄧小平將來否定文化大革命。
第一件事是在輿論上做了安排，向全黨發了鄧小平表示認錯和悔改的信，給鄧小平製造難於翻案的社會輿論。這件事前麵已說過。
第二件事是在人事上做了安排，安排葉劍英與鄧小平分享軍權；安排華國鋒擔任公安部長，這個不屬於軍隊，但又掌握生殺大權的重權；又安排張春橋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分管軍隊的政治工作。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取消“軍委辦公會議”和成立“軍委常務委員會”的通知。“軍委辦公會議”是林彪事件後，取消“軍委辦事組”而成立的新機構。1971年9月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主持，成員有謝富治(上將)、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少將)、紀登奎、汪東興(少將)、陳士榘(上將，工程兵司令員)、張才千(中將，副總參謀長)、劉賢權(少將，鐵道兵司令員)10人組成。
1975年2月成立的“軍委常務委員會”，仍然由葉劍英主持，成員為鄧小平、張春橋、王洪文、劉伯承(元帥)、陳錫聯(上將)、汪東興(少將)、蘇振華(上將)、徐向前(元帥)、聶榮臻(元帥)、粟裕(大將)11人組成。
對比1971年的“軍委辦公會議”和1975年的“軍委常務委員會”，體現出毛澤東對軍隊布局思考的變化。1971年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中，年齡比較輕，資曆比較淺，元帥1人，上將2人，中將1人，少將3人。而1975年的“軍委常務委員會”，明顯有論資排輩的傾向，元帥4人，大將1人，上將2人，中將和少將的軍人，除了汪東興身份特殊之外，已經被排出軍隊決策層。如果說1971年的“軍委辦公會議”體現了毛澤東“繼續革命”的想法，那麽1975年的“軍委常務委員會”就體現了毛澤東“安定團結”的想法。
葉劍英主持軍隊工作，自然成為中國舉足輕重的實力人物，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很重視葉劍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傳》記載：1975年12月底，周恩來在病危之際，多次詢問毛澤東的身體狀況，詢問中央其他領導人的健康。他囑咐葉劍英說：“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指‘四人幫’)手裏。”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記載：1976年9月8日夜，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前往看望處於彌留狀態的毛澤東。毛澤東這時還沒有完全喪失神誌，報告來人姓名時，他還能明白。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毛澤東忽然睜大眼睛，並動了動手臂，仿佛想同葉劍英說話。葉劍英一時沒有察覺，緩步走向房門。這時，毛澤東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葉劍英回來。當葉劍英回到床前時，毛澤東用一隻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著他，嘴唇微微張合，似乎有話要講，但已說不出話來了。
（11）
毛澤東為防止鄧小平否定文革做所做的第三件事，是在思想上做的安排，這就是在全國掀起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運動。毛澤東搞這個運動，是試圖讓全國人民理解，他搞文革的初衷是什麽。其實在文革初期，毛澤東就多次講過他搞文革的初衷和目的，但當時人們的興趣在“打倒”和“奪權”上，對於為什麽要搞文革這個思想理論問題，反而沒有人關注。
因此，這次毛澤東向全國人民提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他認為隻要全國人民充分理解了他搞文革的初衷和意義，那麽就可以自覺地抵製有人否定文革的企圖。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1975年5號文件《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重要指示的通知》，該《通知》說：現將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發給你們，望你們認真組織廣大黨員、幹部和黨外群眾學習。
毛主席的指示極為重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堅定地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曆史意義。
毛澤東的“理論問題”指示，前麵曾經提到過，主要內容是：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毛澤東還專門說：關於理論問題，要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特別提出讓張春橋寫“理論問題”的文章，可見他對張春橋的重視。毛澤東知道，批判文章不能再讓張春橋寫了，這樣得罪人太多，所以毛澤東把批判文章交給“梁效”寫作組來寫。而“理論問題”的文章，不是批判什麽人，所以讓張春橋來寫，既可以增強張春橋的威信，又不會得罪人。
1975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張春橋的署名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這既可以作為張春橋的代表作，更可以作為毛澤東晚年思想的表現，因此這裏用較大篇幅摘錄一部分。
張春橋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一文中寫道：列寧反複地強調，“不對資產階級實行長期全麵的專政，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列寧的這些話，已經為後來的實踐所證實。新的資產階級果然一批又一批地產生出來了，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
（12）
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幾乎都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在組織上加入了共產黨，又經過大學培養，成了所謂“紅色專家”。但他們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權力，複辟了資本主義。這個“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曆史經驗，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
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仍然存在變修的危險。一切不願吃兩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貧下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一切決心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共產黨員，一切不願中國變修的同誌們，都要牢記馬克思主義的這條基本原理：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決不能半途而廢。
不能否認，我們有些同誌組織上加入了共產黨，思想上並沒有入黨。他們的世界觀，還沒有跳出小生產的圈子，還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圈子。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在某個階段、某個領域的專政是讚成的，對於無產階級的某些勝利是高興的，因為這可以給他帶來某種利益。
而隻要這種利益到手，他就覺得可以安營紮寨，可以經營他的安樂窩了。什麽對資產階級全麵專政，什麽萬裏長征第一步，對不起，讓別人去幹吧，我已經到站了，該下車了。我們勸這些同誌：半路上停下來，危險！資產階級在向你招手，還是跟上大隊，繼續前進吧！
曆史經驗又告訴我們，隨著無產階級專政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資產階級表麵上也會裝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實際上幹的仍然是複辟資產階級專政。他們有時候“順”著無產階級，甚至裝得比誰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號，製造混亂，進行破壞。
你要搞社會主義改造嗎？他說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嗎？他說太早了；你說文藝要革命，他說演點鬼戲也無害；你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嗎？他說這可是好東西，應當擴大。
他們特別熱心於利用我們的青少年沒有經驗，向孩子們鼓吹什麽“物質刺激”像臭豆腐，聞聞很臭，吃起來很香。而他們幹這些醜事的時候，又總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有些搞投機倒把、貪汙盜竊的壞蛋，不是說他在搞“社會主義協作”嗎？
“你們要刮‘共產’風嗎？”用提出這種問題的方式來製造謠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種策略。我們可以明確回答：劉少奇、陳伯達刮的那種“共產”風，決不允許再刮。
我們倒是請同誌們注意，現在刮的是另一種風，叫“資產”風。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刮的“資產”風，對我們的危害最大。有的人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有的人已經發展到把一切都當作商品，包括他們自己在內。他們加入共產黨，為無產階級辦事，不過是為了抬高自己這個商品的等級，不過是為了向無產階級賣高價。
（13）
那種造謠要刮“共產”風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財產占為私有，怕人民再“共”這些“產”的新資產階級分子，或者想乘機撈一把的人。這種人比我們許多同誌敏感，我們有的同誌說學習是軟任務，而他們卻本能地感覺到，這次學習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都是硬任務。他們也可能真的刮點“共產”風，或者接過我們的某一個口號，故意地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搞點什麽名堂，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1975年3月，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更直白地說了一些問題。張春橋說：主席對這次學習理論問題抓得很緊，語錄中特別選了馬克思的一段話：“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是無產階級的軍隊。”主席說：“中國的資產階級難於造反，就是因為我們強大的軍隊。”
主席還說：“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麽一股勁，那麽一股革命熱情，那麽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現在有的人把那股勁，用在打撲克和跳舞上了。我們主席這樣高齡，《參考資料》兩大本，天天都要讀，文件批得很多。
主席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著劉少奇的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麽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麽獎金，等等。”
這是主席在1969年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來的問題，但有一陣又恢複了。主席的話講了，沒有作用。什麽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獎金，等等，1971年、1972年都有。不要以為主席說過了，問題就解決了。因為它有它的基礎，到處都有。如果理論上不搞清楚，以為這些都是好的，分不清楚，他就跟著劉少奇那條路線走。
主席說：“我們現在必須作戰，從三個方麵打敗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思想方麵，政治方麵，經濟方麵。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思想上正確與錯誤，決定於理論，理論主要是講思想問題。因為很多問題，理論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發生錯誤;思想上的錯誤就會變成政治上的錯誤，使資本主義大泛濫。
我個人還有個意見：四屆人大提出了一個很宏偉的目標，在本世紀末，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很強大，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這無非就是搞幾千億斤糧食、幾千萬噸鋼。但如果我們把理論問題搞不清楚，就會重複斯大林的錯誤。他們是衛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幟落地。
（14）
毛澤東在做了“輿論”、“人事”、“思想”三方麵的準備之後，在1975年初，決定把接班人的接力棒交給鄧小平，讓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過毛澤東又做了一個布置，就是不明確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排名。
文革前中共黨內的地位排名是十分明確的，文革一度打破了過去的“排名製”，在1969年的“九大”上，除了毛澤東和林彪之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是按照姓氏筆畫排列，沒有進行排名。然而在1973年的“十大”上，“排名製”再次恢複。當時黨中央有5位副主席，排名為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9名政治局常委排名為：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朱德、張春橋、董必武。
1975年1月的十屆二中全會上，選舉鄧小平為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李德生辭去黨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那麽新當選的鄧小平，在上述5名副主席中，以及在9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幾位呢？當時中央並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
1975年5月1日“五一節”，是中央領導人集體出麵的一次排名亮相。當時新華社的報道如下：都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今天滿懷繼續革命的豪情，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熱烈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
節日的首都，紅旗飄揚，歌聲嘹亮，豎立著高大的紅色標語牌，上麵寫著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黨和國家領導人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朱德、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誌福、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同首都人民一起參加了節日聯歡活動。
這次“五一節”活動，毛澤東、周恩來、康生、都因病沒有參加。根據這次新聞報道，鄧小平在上述5位副主席中，排名最後一位；在8名政治局常委中(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排名第6位，僅排在朱德和張春橋之前。而半年多後成為真正接班人的華國鋒，此時在黨內的排名隻是第13位，而且還不是政治局常委。
（15）
在文革前，“黨、政、軍”三大權力的分配是：劉少奇主黨，周恩來主政，林彪主軍；劉少奇被打倒後，改為周恩來主政，林彪主軍，而黨務由周恩來和林彪共同主持；林彪事件之後，又改為周恩來兼主黨和主政，葉劍英主軍；1973年“十大”後，再次改為周恩來和王洪文共同主黨，周恩來主政，葉劍英主軍；1975年“四屆人大”後，又成為鄧小平兼主黨和主政，葉劍英主軍。
鄧小平在中央兼主黨和主政，可是在黨內的排名卻是第6位，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考慮到5名黨中央副主席當中，周恩來是半病休狀態，康生是全病休狀態，王洪文是“失寵”狀態，隻剩下2名副主席：葉劍英和鄧小平掌握實權。從實權的大小來看，是鄧小平大於葉劍英，可是黨內排名又是葉劍英在鄧小平之前，這就造成鄧小平和葉劍英兩人的權力交織，相互牽製，誰也無法獨大。
主持黨務日常工作的大權，毛澤東早就交給了劉少奇，而主持政務日常工作的大權，周恩來一直沒有交給過別人。不過此時周恩來因為健康原因，不得不把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大權，也就是主政的權力，交給了鄧小平。自從周恩來當總理以來，這是他第一次交出國務院的大權。
1975年2月1日，周恩來正式宣布“退居二線”。雖說他名義上還是總理，但國務院的事情，已經不再過問了。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正式提出他退居二線後的國務院人事安排。周恩來寫道：
1975年2月1日，國務院召開總理、副總理13人的常務會議，軍委常務副主席葉劍英、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兩同誌列席。會議審定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如下：
一、鄧小平：主管外事，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
二、張春橋：主管文化、教育；
三、李先念：主管財政、貿易；
四、陳錫聯：主管國防工業和體育；
五、紀登奎：主管勞動工資和幹部調配；
六、華國鋒：常務，主管政法和科學；
七、陣永貴：主管農業；
八、吳桂賢：主管衛生和輕工業；
九、王震：主管交通和供銷；
十、餘秋裏：主管計劃和工業；
十一、穀牧：主管建設和工業；
十二、孫健：主管工業生產。
（16）
毛澤東圈閱同意了周恩來對國務院的人事安排，此後政府工作就開始由第一副總理鄧小平主持了。鄧小平一上任，就開始大刀闊斧地搞“整頓”。關於這件事，後來鄧小平在1984年10月會見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時說：其實，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係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立即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
1987年10月鄧小平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書記卡達爾時又說：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我們已經實驗過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複生產秩序。1976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什麽是“整頓”呢？所謂“整頓”，其實就是抓生產，用當時的話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巧妙地從毛澤東在1974年底到1975年初的一些講話中，抽取出其中的“三項指示”，號召全黨全國的工作，要以毛澤東的這三項指示為準繩，即所謂“三項指示為綱”。鄧小平說：【一個時期，毛澤東同誌有三條重要指示：第一，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團結；第三，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條指示互相聯係，是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條，這是我們這一時期工作的綱。
後來國務院政研室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寫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一文，該文寫道：毛主席的這三項重要指示，不僅是當前全黨、全軍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而且也是實現今後25年宏偉目標的整個奮鬥過程中的工作總綱。
鄧小平這裏說的毛澤東的第一條指示“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就是前麵提到的毛澤東提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鄧小平名義上借用毛澤東的講話，實際上辦的是他想要辦的事情，這就是抓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後來黨史研究者們對“三項指示為綱”發生了一些爭論：“三項指示為綱”是毛澤東思想？還是鄧小平理論？因為這“三項指示”，的確是毛澤東親自做出的指示。
但事實上，毛澤東發出這些指示時，都有它的背景和條件。其實最重要的，並不是毛澤東的指示本身，而是誰來解釋毛澤東的指示，誰有毛澤東指示的解釋權。
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實際上也就掌握了毛澤東指示的解釋權，他巧妙地片段引用毛澤東的話，變成他自己想要說的話。因此很多人認為“三項指示為綱”雖然引用的是毛澤東的原話，但實際上是鄧小平理論。
（17）
在一年後的1976年，毛澤東特別批評了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毛澤東說：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不過鄧小平後來又反批評毛澤東的觀點，說：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極端。
鄧小平一上任，就大膽地抓生產。1975年3月5日，鄧小平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講話說：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麽？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講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聽說現在有的同誌隻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麽“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
現在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指示，限製資產階級法權，也要有個物質基礎，不然怎麽過渡到共產主義？各取所需，是要有豐富的物質基礎嘛，這同“唯生產力論”是兩回事。
鄧小平認為，抓生產的第一步是抓鐵路。因為當時全國鐵路運輸嚴重堵塞，對工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對小平說：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所以中央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
鄧小平不是空喊口號，而是敢動真格的，敢用被毛澤東批判過的物質刺激“賞罰”辦法，來解決問題。鄧小平說：要把鬧派性的人從原單位調開，當然是調頭頭。鬧派性的頭頭不服從調動怎麽辦？不服從調動不發工資。你的“行業”是鬧派性，何必到我們這裏來拿工資？總之，解決問題要有一點辦法。
鄧小平的“賞罰”辦法果然有效，鐵路部門經過一個多月的“整頓”，全國鐵路運輸的形勢迅速好轉，嚴重堵塞的路段全部疏通，大部分鐵路局都超額完成了國家計劃。這個事實也使鄧小平在中央和全國的威信大大上升了。
鄧小平解決了鐵路問題之後，又著手解決鋼鐵問題。1975年5月，中央召開鋼鐵工業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講話。鄧小平提出的解決辦法，就是要求領導幹部敢於“管”工人。因為文革造反以來，領導幹部都比較怕工人，對工人不敢管，工廠紀律鬆弛，無人管事，所以生產上不去。
鄧小平說：鋼鐵生產搞不好，關鍵是領導班子問題，是領導班子軟、懶、散。現在，在幹部中有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個部門、一個企業的領導，不能怕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進領導班子，沒有這一條，扭轉不過來。
（18）
因此，我們首先強調要把領導班子的問題解決好，不光是冶金部，各個公司、廠礦、車間的領導班子，都要加強。要使領導班子一不軟，二不懶，三不散，說了話大家都能聽，都能指揮得動，都能領導起來。
今年3月我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就有人說是“複辟綱領”。這種人是有的，你不要怕。隻要我們有了明確的態度，有了正確的方針，事情就好辦了。
有的工廠紀律很鬆弛，職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哪能隨便不上班，馬馬虎虎呢？不上班就不發工資，不幹工作就叫他離開嘛！你既然不願意工作，國家為什麽還要照發工資呢？執行規章製度寧可要求嚴一些，不嚴就建立不起來。
鄧小平用“賞罰”辦法來“管”工人，果然有效。經過1個月的整頓，到1975年6月底，全國鋼鐵生產的形勢明顯好轉，鋼的平均日產量超過了全年計劃平均日產水平。
在鐵路部門和鋼鐵部門搞出成績之後，鄧小平又試圖在全國推廣他的經驗。1975年8月，鄧小平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出：“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不管貢獻大小、技術高低、能力強弱、勞動輕重，工資都是四五十塊錢，這怎麽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
鄧小平提出的這一文件，後來由於毛澤東的不滿意而未能下發。鄧小平的經驗，是用物質刺激的辦法來發展經濟，這也就是後來所謂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1975年9月，鄧小平又開始著手搞農業整頓。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調整黨的農村經濟政策，下發了關於發展養豬業的文件，強調不能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一切也是試圖用物質刺激的辦法來發展農業。不過因為農業生產周期長，見效慢，還沒有來得及見效就被“反擊右傾翻案風”而中斷。
1975年10月，鄧小平又開始把教育部門也列入整頓的行列。而教育部門一直是江青集團控製的部門，所以鄧小平觸動教育部門，不僅引起江青集團的強烈反彈，也引起毛澤東的警惕。1975年11月20日，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要求鄧小平牽頭，做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遭到鄧小平的拒絕。毛澤東立即決定停止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讓他專管外事。這樣，鄧小平持續了近一年的“全麵整頓”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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