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文革點火期

　　（1）

　　常言道：萬事開頭難。一場革命，最困難的就是點火期。因為初期群眾是不理解的，也沒勇氣投入革命；更有一些人不願意革命，甚至要阻止革命。因此要點燃一場革命之火，並非易事。

　　要想讓革命之火成為燎原之勢，首先要找一堆易燃的幹柴，先把這些幹柴點燃，把火燒大之後，才能把那些不易燃的，難燃的，甚至阻燃的東西統統燒起來。易燃的幹柴在哪裏呢？毛澤東很清楚，年輕人就是易燃的幹柴。當年加入共產黨幹革命的毛澤東他們一批人，不正是年輕人嗎？

　　毛澤東28歲入黨，劉少奇24歲入黨，周恩來23歲入黨，林彪18歲入黨。中國共產黨主要就是靠這些年輕人組成的，年輕得可怕。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這麽年輕，並不是他們拒絕中老年人加入，而是中老年人對革命這種開天辟地的東西，已經失去了興趣。這個客觀事實，造就了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是由一支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組成的隊伍。

　　毛澤東回憶說：“我們開始鬧革命時，也不過是二十多歲的娃娃。那時的當權者，是老年人，有經驗，知識也比我們多。”

　　毛澤東他們上井岡山的時候，真是幾乎什麽都沒有。不僅沒有物質的財富，沒有槍，沒有錢，就是精神的財富，比如“經驗”和“知識”這類的東西，他們也沒有，他們隻有一顆火熱的心。也就是靠這顆火熱的心，這批沒有經驗、沒有知識的年輕人，硬是打倒了一批經驗豐富、知識淵博的老年人。

　　可是如今，當年的革命家已經老了，革命的熱情早已從他們身上消退。這些人已經變得跟當年他們要打倒的當權者一樣，他們緊緊攥住自己手中的權力，不讓年輕人造反。這些曾經的革命家，現在已經變成反對革命，阻止革命的“老年反革命”了，這是一條曆史的必然規律。

　　不過即使在“必然規律”之中，也往往會有例外。在這批老革命家當中，有一個人例外，他的心還沒有老，依然保持著當年那顆火熱的年輕人的心，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當毛澤東提出搞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的革命老戰友們紛紛搖頭“很不理解。”他們的“不理解”是真的，他們也無法理解，隻好認為毛澤東是“老夫亂發少年狂”，70多歲的人，要幹20歲的人做的事情，這不是胡來嘛。老革命戰友中，沒有人支持毛澤東，林彪也隻能算是半個支持者。

　　毛澤東也知道自己老戰友中間，已經找不到革命的知音了，他把目光放在年輕人身上。毛澤東清楚，不管哪個朝代，年輕人都是被老年人壓迫的，他們想革命，想造反，他們就是革命的幹柴。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主角隻能是年輕人，也隻有靠年輕人，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毛澤東希望在這場革命中，年齡小的打倒年紀老的，知識貧乏的打倒知識淵博的，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出來，就像當年井岡山鬧革命一樣。

　　（2）

　　毛澤東知道，現行的體製都被老年人把持住了，年輕人根本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所以也不可能在現行的體製中發現具有領袖才能的年輕人。隻有發動一場革命，讓年輕人在革命中鍛煉成長，在鬥爭中自發地湧現出像自己一樣傑出的領袖，將權利順利移交，讓年輕一代把共產主義道路繼續下去。

　　毛澤東已經找到了革命的幹柴，但要點燃這些幹柴，還需要一些火種。現在毛澤東年歲已高，不可能像井岡山時期那樣，親自去充當革命的火種，他需要一些人代替自己去點火。於是，毛澤東有了一個設想，他準備組織一個“中央文革小組”，來承擔這場革命的“點火”任務。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六通過》中，其中有一條往往被人們忽略的不起眼條文，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這個條文就是毛澤東悄悄植入的，準備借機組織一個搞文化大革命的“點火班子”。因為毛澤東大張旗鼓地組織一個班子，必然會引起劉少奇等人的緊張，會讓他們提前有所防備和采取對策，所以毛澤東一切要悄悄地進行，不引人注目地悄悄組織起一個“文革小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點火班子”。

　　當時人們對這個新成立的“文革小組”幾乎沒有關注，以為它隻是過去那個“文革五人小組”的改頭換麵。舊“文革小組”是一個既沒有實權，也沒有地位的“參謀秘書班子”，所以大家普遍認為，新成立的“文革小組”，同樣也不過是一個無實權、無地位的“參謀秘書班子”。沒有人想到僅僅在半年多之後，“文革小組”居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為中央最高領導機構。

文革領導小組成立（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毛澤東、戚本禹、王力、關峰、穆欣）

　　1966年5月28日“文革小組”成立。毛澤東有意把初期的“文革小組”，搞成一個非常不起眼的機構，進入這個小組的門檻非常低。正因為這個最初的低門檻，才讓毛澤東的“秀才”陳伯達、王力、關峰、戚本禹，江青的“秀才”張春橋和姚文元，林彪的“秀才”劉誌堅等人，都輕而易舉地進入了這個小組，沒有人跟他們爭搶這個位置，更沒人嫉妒他們。

　　毛澤東親自提名陳伯達為“文革小組”的組長，但陳伯達並不想幹這個沒有什麽實權，又是很得罪人的職務。因為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陳伯達就向周恩來提出說：“我認為自己不能勝任這個職位，康生同誌是原來文革小組的成員，他有經驗，應該讓他當。”

　　周恩來卻說：“你還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嗎？”

　　不久毛澤東回到北京，陳伯達又向毛澤東提出說：“我是個書生，擔任不了這個職務。”

　　毛澤東更加痛快地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

　　（3）

　　毛澤東說到這個份上，陳伯達隻好很不情願地接受了“文革小組”的組長。直到半年後，陳伯達才明白他是瞎子撿到一個金元寶。這個文革小組組長，是他一生中擔任過的最高職務，遠遠超過他過去的一切職務。這個“文革小組”組長，實際上等於是中央副主席。

　　1966 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組長為陳伯達，顧問為康生。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組員是王力、尹達、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在1966 年6月也進入了中央文革小組。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卻沒有自己專用的辦公大樓和辦公地點，隻得借用“釣魚台國賓館”作為臨時辦公場地。釣魚台國賓館位於北京西郊，是當時政府於1959年建成的、專門接待外國元首及政府首腦最高級國賓館。釣魚台國賓館由17棟樓組成，編號從“1號樓”至“18號樓”，沒設“13號樓”，是為了尊重西方的習慣。

　　釣魚台國賓館是屬於外交部管轄的，彭真任“文革五人小組”組長的時候，曾借用釣魚台國賓館的場地，組織人在這裏寫《二月提綱》。陳伯達組成“新文革小組”後，提出繼續借用釣魚台國賓館的場地辦公，外交部當然也沒什麽意見，於是文革小組就把釣魚台國賓館當成自己的辦公場所，中央文革的“碰頭會”都在其中16 號樓召開。後來幹脆文革小組的成員都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陳伯達住15號樓，康生住8號樓，江青住11號樓，張春橋和姚文元住9號樓。文革時，“釣魚台”的名聲大噪，成為中央文革的代名詞，其名聲甚至一度超過了中南海。

　　中央文革小組這個“點火班子”，幫毛澤東四處煽風，終於點燃起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火。點燃這場大火，既是一件非常風光的任務，更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這場燃燒起來的革命大火，弄不好會把自己也一起燒掉。

　　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之夜，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當時的小組成員王力，在回憶錄中說：“在天安門上，毛主席對我們說了很多話，毛主席說：‘形勢很好，阻力很大，現在還看不清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

　　讓王力最難忘的一句話，就是毛澤東公然說出，這場革命讓他們可能麵臨的最壞結局。王力回憶說：“我最忘不掉而且很吃驚的，是毛主席這句話，他說：‘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槍斃的話，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當時王力還是很樂觀的，沒想過如果革命失敗會是一個什麽結局。隻有毛澤東本人想到了，他準備在最壞的結局下，跟這些革命的點火者一起被槍斃。從後來的結果來看，中央文革小組的這群“點火人”，盡管沒有一個人被槍斃，但下場確實很糟糕。尹達1966年8月被打倒，王任重和劉誌堅1966年12月被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1967年8月被打倒，穆欣1967年9月被打倒，陳伯達1970年10月被打倒，最後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在1976年10月被打倒，江青、張春橋幾乎被槍斃。

　　盡管這些革命的點火人，都被自己點燃起來的大火，燒得粉身碎骨了，但曆史終究會記錄下這些的名字。

　　（4）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出現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及哲學係教師七人，貼出一張署名大字報，題目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是分管北京高等院校的高級幹部，陸平是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彭佩雲是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

　　那時在各個大學的校園中，大字報已經很多了。但那時的大字報，都是批評或批判不掌握實權的“反動學術權威”的。而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直接點名批評北京大學黨委領導，甚至涉及到北京市委的幹部。正因為這是第一張敢於直接批評掌握實權的“當權派”的大字報，所以被稱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那麽聶元梓等人為什麽要貼這張大字報呢？

　　聶氏兄弟姐妹都是參加共產黨幹革命的。聶元梓生於1921年，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主要從事地下工作。1953年，32歲的聶元梓被定為行政12級幹部，當時行政13級以上就算高級幹部，所以聶元梓年紀輕輕就跨入了高級幹部的行列。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到北大來蹲點。張磐石找每個係的黨總支書記談話，動員他們給校長陸平和北大校黨委提意見。聶元梓平時對陸平的工作作風有點看不慣，認為陸平有個小圈子，重用自己小圈子裏的人，官僚主義嚴重。現在上級領導來動員她提意見，聶元梓就給陸平提了幾條意見。當時聶元梓的意見隻是就事論事，都是講具體的人和事，並沒有上綱上線。

　　不過中宣部副部長張磐石把北大和陸平的問題看得很嚴重，他向上麵匯報了北大的問題之後，1964年10月，中央向北大派出一支龐大的工作隊，把北大作為“四清”運動的試點，搞得轟轟烈烈。工作隊大規模地發動群眾給陸平和校黨委提意見，哲學係是北京大學的重點係，所以張磐石親自抓哲學係的“四清”運動，哲學係的很多教師給陸平提了不少意見，而且越來越上綱上線。

　　眼看陸平就要被“四清”工作隊整倒了，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忽然又傳來上級指示，否定了北大的四清工作，張磐石也被撤消了中宣部副部長的職務，同時宣布工作隊撤出北大。據聶元梓回憶說：“工作隊員撤走以前，找我們談話，說：‘我們要走了，要整你們了，你們要有思想準備。’”

　　果然，工作隊撤走後，陸平恢複元氣，聶元梓等人就挨整了。聶元梓不服，曾給毛澤東和劉少奇上書寫信，說：“北大進行社教運動，是中央的決定。群眾提意見，是經過工作隊動員的。群眾提的意見，對或者不對，都是難免的，都不應該受到追究，更不應該挨整。來學校搞工作隊的都是省委宣傳部長，省教育廳長，他們在北大搞工作隊，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他們都沒有事，抓住我們這些小蘿卜頭幹什麽？我們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小幹部，不要再整我們了。”

　　（5）

　　聶元梓的上書，沒有任何下落。這時聶元梓也被“整”得越來越厲害，聶元梓的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被取消，陸平派還要派聶元梓下鄉，到懷柔縣去搞“四清”。據說陸平派準備把聶元梓等人派下鄉之後，就不收回來了，北大就不要他們了。

　　就在這時，《五一六通知》傳達下來了。聶元梓看了《五一六通知》，忽然感到救星來了。《五一六通知》用前所未有的嚴厲口氣，揭露和批判了彭真，指出彭真這樣的人還不止一個，需要進一步清洗這樣的人物。

　　聶元梓知道北大校長陸平是彭真的人，現在彭真倒了，他們這些被陸平“整”的人，就有希望了。於是聶元梓找到哲學係裏同樣被陸平“整”的七名教師，聯名公開貼大字報，矛頭直指陸平和彭真的北京市委。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開始說：“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哪？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聶元梓大字報》在列舉陸平等人“搞鬼”的一些事情之後，真臂高呼：“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聶元梓大字報》貼出了以後，馬上引起中央高層的“震動”，這畢竟是第一個直接批判“當權派”的大字報。一方麵，陸平馬上組織人寫反駁聶元梓的大字報，一時間幾百張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貼了出來，聶元梓等人反而成了少數派。另一方麵，新上任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馬上來到北京大學，他指出：公開張貼批評黨委領導人的大字報，違背了“內外有別”的原則。李雪峰說：可以將聶元梓的大字報撕下來，或者用新的大字報將之覆蓋起來，不過李雪峰隻是批評了《聶元梓大字報》的“形式”，並沒有批評《聶元梓大字報》的內容，也沒有提出要對聶元梓等人采取處分。

　　這時周恩來也派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張彥到來北大，傳達周恩來的意思：“貼大字報可以，但不要貼在外邊，應該開辟一個室內的場地，用來貼大字報。因為北大有一些外賓，讓他們看到大字報，影響不好。”周恩來的態度更是非常微妙，也可以理解成支持聶元梓，也可以理解成反對聶元梓。

　　（6）

　　北大校長陸平為了“自保”，第二天就組織會議，宣布：讚同聶元梓的大字報的，都要檢討。同時還派人找聶元梓談話，要求她公開檢討，並親自撕掉那張大字報，被聶元梓拒絕。就在聶元梓等人受到巨大壓力的時候，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忽然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

　　聶元梓事先並不知道廣播大字報的事，她回憶說：“我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聽到街頭的大喇叭響了，一個宏亮的男聲響了起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是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時間。下麵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個同誌寫的一張大字報……’。我不由地駐足傾聽，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們的大字報，得到黨中央的支持了!黨中央對我們的大字報，評價是那樣高，毫不含糊地為我們撐腰，支持我們對陸平等人的批判，我聽了自然是非常興奮。但是，為什麽黨中央給我們大字報那麽高的評價，我還沒有十分理解。”

　　原來康生夫人曹軼歐正在北大搞“調研”，她把大字報的事情說給康生，康生又匯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到《聶元梓大字報》，非常振奮，立即在大字報上做出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毛澤東還對康生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重大。”

　　陳伯達接到毛澤東的電話，要求《人民日報》盡快刊登《聶元梓大字報》。此時陳伯達已經掌管了《人民日報》，他馬上派人連夜趕寫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於6月2日與《聶元梓大字報》一起刊出。

　　毛澤東為什麽這麽重視《聶元梓大字報》呢？因為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一直都不順利：用整風的辦法不行；用自上而下的辦法傳達《五一六通知》，收效也不大；用《人民日報》刊登批判文章，門檻太高，隻有極少部分人的文章能刊登出來，絕大部分人無法參與進來。

　　現在聶元梓等人發明了《大字報》形式，門檻非常低，隻要會寫字的人就可以參與進來，正好符合毛澤東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讓所有群眾都參與進來的想法。毛澤東希望群眾放開膽子，解放思想，敢於揭發批判各機關的走資產階級道路當權派人物，把現行的舊機構、舊紀律、舊秩序統統打倒。

　　毛澤東在《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特別親筆加了一句話：“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

　　（7）

　　以前中共對黨員的教育是“無條件地服從上級領導”，而現在毛澤東卻說：不能無條件地服從上級領導，首先要辨明上級是不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正確領導”。這樣就等於是在鼓勵下層幹部起來造反，隻要打出“保衛毛主席的正確領導”的旗號，就可以公然不服從上級領導的指示。這樣一來，一場“天下大亂”的大戲就開幕了。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及《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在全國各地引起強烈反響。北大校園內馬上大字報鋪天蓋地，幾天內就貼出了幾萬字張向陸平“開火”的大字報。還有上萬封聲援聶元梓的信件和電報，雪片似的從全國各地飛到北大，各地報紙也大量刊登聲援文章。

　　6月3日，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宣布：從現在起，北大黨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組進駐北大。同時宣布撤銷宋碩、陸平、彭佩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

　　一張大字報打倒一個大學的黨委，這在新中國的曆史，還是開天辟地的第一次。以往，人民群眾對政治運動並不太關心，認為那隻是大人物的事，與我們這些小人物無關。而《聶元梓大字報》是一個“小人物打倒大人物”的具體事例，它讓廣大群眾意識到，原來小人物也是可以打倒大人物的。《聶元梓大字報》大大地鼓舞了各行各地的小人物和老百姓，起來對本單位領導人進行造反。《聶元梓大字報》宣揚的是“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的思想，這為以後的奪權運動，做好了思想上的準備工作。

　　從今天來看，《聶元梓大字報》的理論水平並不高，更談不上什麽馬列主義。聶元梓等人最初寫大字報的動機，不過是因為受到北大校長陸平的“迫害”，他們試圖用大字報來“反迫害”，用大字報來為自己抗爭。《聶元梓大字報》中喊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思想！”口號，這隻不過是“拉大旗做虎皮”，並非出於真心地要誓死保衛毛澤東。聶元梓本人也奇怪：為什麽黨中央給我們大字報那麽高的評價？

　　其實，《聶元梓大字報》之所以受到毛澤東如此重視，是它“歪打正著”地給了毛澤東一個很大的啟發，給毛澤東提示了一條讓全體群眾參與進來的政治運動方式。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共產黨總是主角，群眾不過是跟著喊喊口號而已。而這一次，共產黨不再是主角了，小人物和群眾也可以自發地加入到政治運動中來了。小人物和群眾自發地參與政治運動，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正是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開啟了“小人物參政”的先例，從此“文化大革命”急劇升級。

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

　　（8）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被廣播之後，北京大學黨委立即倒台，這個示範效應是巨大的。頃刻間全國各地的大專院校，特別是北京市的大專院校，甚至中學，都出現大量攻擊現任領導班子的大字報，不少學校領導機構已經“癱瘓”。還有一些造反者沒有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就跑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狀、求援，到北京大學去學習造反經驗。僅僅1966年6月到7月的兩個月間，全國就有70多萬人到北大去“取經”，以至於引發了後來的“大串聯”。這樣的情況，毛澤東本人也沒想到，他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

　　《聶元梓大字報》之所以引起這麽大的反響，最重要的並不是毛澤東的號召，它還有很多客觀上的原因。

　　在文革前中國的體製，基層幹部對於老百姓“管人”的權力非常大，不僅僅是管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也管。特別突出的是住房，一個人住房的大小、好壞，全由單位領導一句話決定。在文革之前，反對單位領導就是“反黨”，這是一個致人於死地的大帽子，所以盡管不少人對單位領導心懷不滿，也隻能敢怒而不敢言。

　　聶元梓本人就是對單位領導不滿的典型。她本來響應工作隊的號召，給領導提意見，結果工作隊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留下一些得罪領導的人，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伸，除了“挨整”之外，絕無出頭之日。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的動機，其實隻不過是為了度過困局的權宜之計，並不是為了響應毛澤東打倒“走資派”的號召。聶元梓等人打出毛澤東的旗號，不過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而已。

　　同樣，全國範圍像聶元梓那樣對單位領導非常不滿的人，也大有人在。不管任何單位，都有大把對領導不滿的人，都有各種各樣不滿的動機，有人是被領導“整”了，有人是被領導批評了，甚至有人隻是對住房分配不滿。這些各種各樣對單位領導不滿的人，看到聶元梓用大字報打倒領導的示範，都紛紛起來貼大字報，起來造反。

　　毛澤東號召人們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所謂“走資派”，而老百姓並理解什麽是“走資派”，也搞不清誰是“走資派”，對於老百姓來說，他們要打倒的是欺壓他們的當權派，不管這個當權派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老百姓為了借助毛澤東這個“鍾馗”來打鬼，大家都說自己是捍衛毛澤東的，而把他們要打倒的人，統統扣上“走資派”和“黑幫”的帽子。

　　（9）

　　因此，文革有兩個層麵。在上麵的層麵，是毛澤東號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在下麵的層麵，是老百姓希望打倒欺壓自己的當權派。毛澤東在上麵號召打倒“走資派”，順應了下麵的人希望打倒單位領導的霸權，這兩個層麵一拍即合，匯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造反洪流，這是文革迅猛掀起的最主要內因。

　　不少人認為文革是迫害知識分子的運動，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關到牛棚裏。這種看法是有片麵的。首先，我們應該把當時的知識分子，分成“大知識分子”和“小知識分子”兩個階層。“大知識分子”是解放前遺留下來的學者、教授、副教授等所謂高級知識分子。解放後，這些大知識分子的工資比一般工農大眾高得多，住房條件也好得多，他們還是某些領域的學霸，是高高在上的一個階層。

　　那時大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甚至比國民黨時代還要高。國民黨時代有很多地主、資本家，大知識分子根本算不上有錢人。解放後，地主、資本家等有錢人都被打倒了，每月工資幾百元的大知識分子，反而成了當時的“有錢人”，他們的相對生活水平要高於國民黨時代。在“三年困難時期”，高級知識分子還有特別供應，比一般群眾的待遇也高出一截。

　　“小知識分子”主要是解放後畢業的大學生以及大中專學生，他們的工資跟一般工農大眾差不多，住房條件也差不多，完全沒有任何特權，沒有任何優待。由於解放後大大增加了各種學校的招生人數，所以到文革前夕，小知識分子已經占到知識分子總數的絕大多數。當時的小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都是不滿的。後來出現的紅衛兵，其主體是知識青年，也都是知識低層。

　　這些小知識分子爆發不滿的對象之一，就是那些大知識分子。他們不滿大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不滿意他們學霸的作風。當毛澤東號召“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時候，這些小知識分子紛紛起來造“學術權威”的反。把學者、教授關進牛棚的，並不是共產黨，而是這批小知識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批小知識分子在大造反。揪鬥“反動學術權威”的，是這批小知識分子，把大中學校黨政領導拉下馬的，也是這批小知識分子。他們一造反，很多單位的黨委領導就癱瘓了，無法工作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應該怎麽辦呢？這時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分歧又凸顯出來。

　　劉少奇認為，任何群眾運動，都應該置於“黨”的領導下，文革這麽大的群眾運動，更應該堅持黨的領導。現在一些學校的黨委領導已經癱瘓了，那麽中央就應該派出工作組，去接替那些癱瘓了的單位黨委，保證這場運動始終在黨的領導之下。

　　（10）

　　毛澤東則是另外一種看法，毛澤東有自己一套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理解。早在1939年的延安時代，毛澤東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說：壓迫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

　　什麽是“造反”呢？小人物打倒大人物叫做“造反”，而大人物打倒小人物則叫做“鎮壓”。毛澤東根據他自己獨特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凡是小人物起來反對大人物進行“造反”，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都是應該支持的。

　　毛澤東認為，底層人民總是對的，小人物總是對的，因此小人物起來造反，自然也就是對的。所以毛澤東認為小人物起來“反黨”，並不是小人物的錯，而是我們的“黨”有錯，應該允許他們造反，幫助我們黨改正錯誤。而劉少奇則認為，不論什麽人，“反黨”就是錯的，不能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來“反黨”。

　　就在這天下大亂的時候，1966年6月9日至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在會上，毛澤東先說：“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製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凶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麵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後分類排除。”

　　毛澤東的基本思想是“群眾至上”，他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

　　而劉少奇的基本思想則是“領導至上”，劉少奇說：“要恢複和發揮黨支部的領導作用，要在運動中鍛煉黨組織，要明確地提出，把建立、整頓、健全黨的組織，恢複黨支部的領導作用，作為一條任務。不能放棄黨的領導，中斷黨的領導。”

　　當然劉少奇的觀點並非沒有道理。毛澤東沒有正麵與劉少奇爭論“群眾至上”還是“領導至上”的問題，而是從側麵間接地反駁劉少奇的觀點，說：“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麽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

　　劉少奇的觀點是：必須由資深的共產黨員來掌握這場鬥爭的領導權，而毛澤東則泛泛地說：隻要是左派掌握領導權就行，不要論什麽資格、級別、名望。顯然，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點相差甚大。

　　劉少奇提出：中央應該派出工作組，到那些癱瘓了的機關學校，繼續堅持黨的領導。毛澤東沒有明確反對，隻是說：“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情況清楚了再派。”當然毛澤東在本質上是反對派工作組的，隻是當時苦於沒有反對派工作組的合適理由。

　　（11）

　　劉少奇還提出兩個尖銳的問題：“這場運動的重點，是奪權？還是批判學術權威？文革的範圍是限定於大中學校？還是工廠和農村都要搞？”

　　毛澤東對這兩個問題，沒有給出明確的答複。實際上當時毛澤東在這兩個問題上，也沒有一個成熟的看法，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最後劉少奇提出：“請主席回北京主持領導‘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則說：“我暫時還不回去，請少奇同誌繼續主持北京的中央工作。”

　　這次政治局會議就這麽結束了。這次會上毛澤東並沒有占上風，相反劉少奇略占上風。首先，劉少奇提出的核心問題“派工作組”，得到了毛澤東的默認，因為毛澤東沒有明確表示反對。隻要派工作組，劉少奇就占上風了，因為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組派什麽人去，都是劉少奇說了算。現在大專院校的黨委基本上是劉少奇的人，而這些黨委被打倒，由工作組取代，工作組還是劉少奇的人，所以劉少奇在這樣的鬥爭中，並不會喪失權力。

　　第二，劉少奇提出的關於文革的尖銳問題，毛澤東並沒有能夠回答，這讓參會的高官看來，毛澤東並不是高瞻遠矚的。

　　劉少奇其實並不怕奪權，因為劉少奇很清楚，毛澤東隻能“破”，卻不能“立”。

　　毛澤東身邊都是一些“搞破壞”的人才，是一些隻會搞大批判的筆杆子，讓這些人幹實事就不行了，所以毛澤東身邊非常缺少“搞建設”的人才。也正因為沒有“搞建設”的人才，毛澤東的文革隻是打倒了舊體製，卻無法建立起來一套自己的新體製，隻是“破”，沒有“立”，這是毛澤東的致命傷。

　　劉少奇深信自己身邊“搞建設”的人才濟濟，所以他要等毛澤東的“破壞”搞完之後，必須重新“建設”的時候，再動用自己這邊的建設人才。因此，劉少奇當時並不害怕毛澤東的奪權，隻是沒想到毛澤東最後不惜拚了搞軍管，也要打倒劉少奇。

　　另外，因為毛澤東沒有回答“工廠和農村”要不要搞文革的問題，劉少奇回到北京後，和鄧小平一起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目前文化教育方麵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在展開，中央和省市領導必須用很大力量領導這個方麵的運動。如果工礦企業、基本建設等基層單位一齊動起來，領導上顧不過來，容易出差錯。因此，在京同誌討論之後，認為文化革命運動的部署方麵，重點放在文化教育部門、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建、商業、醫院等基層單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進行。這是一個重要決定，請主席考慮決定。擬了一個通知稿，請審核。”

　　毛澤東在此信上批示說：“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

　　毛澤東不得不同意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意見。很顯然，在所有的領域一齊搞文化大革命，是很危險的，這方麵大躍進已經有過深刻的教訓。

　　（12）

　　關於毛澤東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調動軍隊的事情，有必要專門介紹一下。

　　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軍事體製，與舊中國大為不同，采用了“大軍區”體製。中國有空軍司令，海軍司令，卻沒有陸軍司令，因為陸軍被分成13個軍區，每個軍區司令的級別都與空軍司令和海軍司令的級別相同，都是直接受中央軍委的領導。

　　中國這樣的軍事體製，顯然是防禦型的，而不是攻擊型的。因為陸軍被分割成13個軍區，軍區之間的協同作戰能力較差，在執行統一的對外作戰任務時，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解放軍的13個軍區，以及空軍和海軍，都是直接聽從中央軍委的命令，中央軍委主席實際上就是“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中央軍委和中央政治局，是兩個平行的機構，中央政治局並不是中央軍委的上級領導，理解這點非常重要。單純的黨中央主席，是領導不了中央軍委的，他非要兼任中央軍委主席，才能指揮得動軍隊。

　　中國的黨、政、軍三個部門的領導人，分別是：黨中央主席(現在是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這三個部門的領導人，都是平級的，不存在上下級的從屬關係，所以誰也指揮不了誰。因此，中國領導人必須兼任“三大天位”：黨中央主席，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才能完全控製住整個國家的政局。

　　毛澤東曾把國家主席的位子讓給劉少奇，自己隻剩“兩大天位”，結果就出了大問題，以至於後來林彪再想要國家主席的位子，毛澤東就再不肯給了。

　　在1966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是7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陳雲。

　　中央軍委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是林彪、賀龍、聶榮臻，軍委常委有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徐向前、葉劍英等14人。

　　由此可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人員差異是很大的，政治局常委中隻有毛澤東、朱德、林彪、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有兼職，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都沒有軍隊的兼職，也就是說，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無權過問軍隊的事情。同時，毛澤東行使中央軍委主席的權力，調動和部署軍隊的時候，也沒有必要通知劉少奇和周恩來。

　　在13個軍區中，最重要的是北京軍區，因為它承擔著保衛首都的重任。在1966年5月以前，北京軍區的轄區主要是河北和山西兩個省，以及北京和天津兩個直轄市。北京軍區下轄6個軍14個師，分別是21軍(下轄2兩個師)，駐防山西；24軍(下轄3兩個師)，駐防北京近郊；63軍(下轄3兩個師)，駐防石家莊；65軍(下轄2兩個師)，駐防張家口；66軍(下轄2兩個師)，駐防天津；69軍(下轄2兩個師)，駐防保定。

　　北京軍區又下轄北京衛戍區，作為專門保衛北京的部隊，號稱禦林軍。當時北京衛戍區有兩個師，一個首都警衛師，另一個是北京公安總隊，都屬於公安部隊體係。

　　（13）

　　在北京衛戍區之下，又有一個中央警衛局，也稱公安部九局，直接由中央辦公廳管轄，專門負責中央領導人的警衛工作。中央警衛局又下設中央警衛團，編號8341部隊，擔任中南海、人民大會堂等要害部門的警衛任務。

　　有一個流傳頗廣的傳聞，這裏有必要澄清一下：

　　1966年2月，春節剛過，毛澤東在武昌東湖賓館召集各大軍區司令政委聯席會議。他在會上大談中蘇之戰，認為既然遲早要打，就要立足早打大打，在中蘇近萬裏的邊境上全麵展開。要求與會各位多考慮戰略戰術問題，練好兵準備打仗。會後毛澤東以研究北方防線問題為由，將楊勇留了下來，實施監控；由廖漢生返回布置河北省境內的春季部隊千裏野營大練兵，組織軍區所屬正師級以上將領，赴中蒙中蘇邊境視察並檢閱部隊，並由廖漢生親自率領。這樣，北京軍區幾乎成了一座“空城”,而就在此時，駐守在山海關外(吉林通化)的機械化王牌軍38軍(軍委直屬戰略預備部隊)，正悄悄移師，穿越萬裏長城進入河北地界。38軍沿人煙稀少的燕山山脈南下，一直行進到北京外圍的密雲、昌平、延慶、房山一帶大山裏紮下營帳，完成了對北京的包圍。

　　這個傳聞，把1967年2月38軍調入北京的事情，移花接木到1966年2月，說得神乎其神，似乎毛澤東是用38軍進京來實現對劉少奇等人的軍事政變。其實1967年2月，38軍調入北京，隻是一次軍隊換防而已。在這次軍事換防中，北京軍區的21軍，由山西移駐陝西，歸蘭州軍區管轄；北京軍區的69軍，由保定移駐山西，接替21軍的防務；沈陽軍區的38軍，由吉林移駐河北保定，接替69軍的防務，歸北京軍區管轄。

　　製造這種傳聞的人，顯然不了解中國的軍事體係：第一，中國軍隊的“練兵”，都是在軍區內進行，沒有所謂“跨軍區”的練兵，所以不可能出現北京軍區成為一座“空城”的事情；第二，北京軍區有6個軍，僅僅調入38軍這一個軍，根本不能與其他6個軍的抗衡。

　　更重要的是，從北京的警備體製可以看出，如果毛澤東真的想搞一場“兵變”，隻需動用“中央警衛團”這個級別就可以了，根本用不著動用首都警備師，更用不著動用北京軍區的野戰部隊。因為當時在京的所有高官的警衛部隊和警衛員都是中央警衛團派出的，換句話說，隻要動用中央警衛團，就可以抓捕所有在京的高官。

　　1966年5月，也就是在打倒彭真的時候，毛澤東感到了一點危機。因為北京是彭真經營了十幾年的“獨立王國”，毛澤東擔心彭真的死黨有可能鋌而走險搞“兵變”，所以毛澤東提出“加強首都警衛工作”，增調兩個師進入北京衛戍區。

　　這次毛澤東調軍隊進北京，是為了提防彭真死黨搞“兵變”，並不是毛澤東自己要搞“兵變”。後來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時，明確地說：“北京市委是水也潑不進，針也插不進，現在不是改組了嗎？當發表改組北京市委時，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還是四個衛戍師。以前兩個師是好的，但太散了。”

　　（14）

　　毛澤東提出的“加強首都警衛工作”，由葉劍英任組長，總參謀長楊成武和公安部長謝富治為副組長，周恩來為總負責。周恩來在軍隊中本來沒有任何職務，可是毛澤東卻讓周恩來總負責軍隊的調度，一方麵表示出他對周恩來的信任，另一方麵也是讓周恩來安心，表示毛澤東沒有背著周恩來調動軍隊。

　　周恩來與葉劍英等商議後，決定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後改為24軍的70師)，到北京衛戍區執行任務，以前的首都警衛師改稱警衛第1師，北京市公安總隊改稱警衛第2師，這四個師都屬北京衛戍區管轄，北京衛戍區司令由傅崇碧擔任。這個方案上報毛澤東後，毛澤東批示：“照辦。”

　　毛澤東增加北京衛戍區的兵力，除了提防彭真死黨鋌而走險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毛澤東考慮到他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天下大亂的事情，北京沒有足夠人數的軍隊，會壓不住陣腳，因此要增加北京衛戍區的兵力。在文革中，毛澤東又多次增調北京衛戍區的軍隊，在文革最混亂的時期，北京衛戍區的兵力曾多達10萬餘人。

　　這裏有了一個問題，就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講話時明確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軍隊和公安係統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

　　根據林彪的說法，毛澤東除了1966年5月，公開“調兵遣將”提防彭真鋌而走險之外，在此之前的幾個月裏，毛澤東還有其他的“調兵遣將”行動。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有關這些“調兵遣將”資料，這應該是非常秘密的行動，隻有毛澤東和林彪等極少數人知道。這種極秘密的行動，一般都不會公開的。我們隻能做如下的一些猜測：

　　毛澤東在1966年5月之前幾個月裏的“調兵遣將”，很可能隻是在“中央警衛團”這一級別。比如突然改變中南海的警衛人員，突然改變人民大會堂的警衛人員，甚至突然改變中央首長身邊的警衛員。1971年林彪叛逃時，林彪身邊的警衛員和警衛部隊，都是忠於“中央警衛團”的，林彪沒有帶走一個警衛人員。由此可見，毛澤東可以直接控製其他中央首長身邊的警衛員和警衛部隊。因此，毛澤東隻要在“中央警衛團”方麵做點文章，就足夠搞一場“兵變”了。

　　估計周恩來也是發現“中央警衛團”有不同尋常的動作，因此聯想到毛澤東有可能要搞“兵變”。周恩來擔心毛澤東真的來一個鋌而走險，所以隻好違心地同意毛澤東搞文革了。

　　從事後的情況來看，毛澤東並沒有真的想要搞“兵變”。毛澤東隻是把調動軍隊作為一種“震懾”，嚇住周恩來這些人。當然軍隊在文革中的作用和影響都是非常大的，但軍隊的主要作用，並不是表現在軍事方麵，而是表現在政治方麵。在文革混亂時期，軍隊大量參與地方政務進行“支左”，大量軍人作為政治家，參與了地方黨政係統的工作。

　　（15）

　　1966年6月的杭州會議之後，劉少奇回到北京，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立即派工作組。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原學校領導不起作用了，誰來代替黨的領導？工作組就代表黨的領導，隻有派工作組。哪裏出了事，就往哪裏派工作組，要像消防隊員救火那樣快。”

　　這次會議還作出了《八條規定》：一、內外有別；二、大字報不要上街；三、不要開大規模聲討會；四、不要在校外開聲討會；五、不要上街遊行示威；六、不要串連；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八、防止壞人破壞。《八條規定》沒有形成文件，是通過各級黨委口頭傳達下去的。

　　毛澤東要“點火”，劉少奇卻要“滅火”，還要像消防隊員那樣快。劉少奇的做法，顯然是反對毛澤東的。此時劉少奇已經察覺到，上次毛澤東用《五一六通知》，燒掉了彭真和陸定一；這次毛澤東點起《聶元梓大字報》的這把火，就是對著劉少奇燒過來的，劉少奇一定要把這把火滅掉。如果劉少奇不能滅掉這把火，他自己就要葬身火海了。因此派工作組“滅火”，是劉少奇的底線。

　　這次中央會議之後，劉少奇的“滅火隊”緊急出動了。北京先後派出工作組近萬人，全國各大城市都相繼派出了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這些工作組以欽差大臣的姿態，代理各學校黨委的大權，化身為新的黨組織。但中央派出的這些工作組，並不都是滅火的，有些甚至起了反作用，激化了一些學校的大火。

　　工作組帶著“中央八條指示”開進學校，給學校的造反奪權行動“滅火”。一方麵，工作組試圖把學校的鬥爭重點轉移到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上，另一方麵對原來的校黨委則采取保護和包庇的態度，這自然引起那些企圖造反的學生與教師的不滿。

　　學校的造反者們仗著《人民日報》支持造反的社論，大膽地向工作組展開反擊，聲稱：“《中央八條指示》是背著毛主席搞的‘黑八條’，是套在我們頭上的緊箍咒”，有的學校甚至出現驅趕工作組的行動。

　　怎麽對付那些反工作組的人呢？問題匯報到了劉少奇，他馬上做出指示。1966年6月13日，劉少奇在中南局和西北局的報告上批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也可以進行批鬥和戴帽。”

　　（16）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在毛澤東的授意下，發表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麽誰是“牛鬼蛇神”呢？毛澤東的解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劉少奇則給出不同的解釋。劉少奇說：“什麽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條》中講的第四類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敵我矛盾。”

　　劉少奇認為反對工作組的人，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就是“牛鬼蛇神”。因此劉少奇準備用1957年“反右”的手法，對付那些造反的學生和教師。工作組有了劉少奇的“尚方寶劍”之後，依照過去反右的方法，把帶頭造反的學生和教師頭頭，打成“反動學生”、“右派分子”、“反黨分子”等，並且揚言以後還要進行“秋後算帳”。工作組相信，隻要把帶頭鬧事的“牛鬼蛇神”打成右派，就會讓學生們聯想到1957年的“反右”而不寒而栗，這樣他們就會老實本份起來。

　　據說在工作組派出後的20多天裏，有近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其中反響最大的是西安交通大學的“六六事件”和清華大學“蒯大富事件”。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而西安交通大學的廣播台卻沒有轉播，很多學生認為這是校黨委是有意不轉播毛澤東親自批示的大字報，於是質問校黨委的大字報就鋪天蓋地而來。此後，陝西省委緊急派工作組進駐西交大，但學生們感到工作組是包庇校黨委的，於是大字報的矛頭又指向了工作組。

　　6月6日，以李世英為首的一群激進學生，到工作組的辦公地點貼大字報，提出要趕走工作組。之後這群學生又到陝西省委反映情況，強烈要求撤走該校的工作組。陝西省委立即把這些學生定性為“牛鬼蛇神鬧事”，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指示工作組進行反擊和鎮壓。

　　6月7日，工作組在西安交通大學開展批鬥大會，批判參與“六六事件”的鬧事學生。6月8日，工作組把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進行遊校批鬥。當晚一名被批鬥的學生跳樓身亡，李世英也服安眠藥自殺，後被搶救。後來，毛澤東把李世英為稱“學生領袖”。

　　與西安“六六事件”相比，清華大學的“蒯大富事件”就更為轟動了。6月1日，毛澤東發表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後，派江青去北大“總結經驗”。劉少奇則針鋒相對，在6月19日派王光美去清華大學，擔任該校的工作組顧問，實際上是王光美領導清華的工作組。劉少奇希望王光美在清華大學再搞出一個類似於“桃園經驗”的東西來。可是沒想到，王光美在清華大學遇到“蒯大富”這麽一個釘子。

　　（17）

　　當時蒯大富是清華大學三年級學生，6月13日工作組入駐清華大學之後，強調黨的領導，強調安定秩序，這讓許多熱心於造反的學生很不滿工作組，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蒯大富給工作組貼出大字報，說：“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蒯大富的大字報傳到王光美那裏，王光美生氣地說：“右派學生蒯大富要奪權，太猖狂了，這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一定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6月24號晚，工作組在清華大學召開辯論大會，準備在大會上把蒯大富的氣焰打下去。

　　可是辯論大會的效果卻恰恰相反，工作組采用以勢壓人的官僚作派，讓前來旁聽這場辯論大會的學生們感到不滿。工作組的副組長親自上台跟蒯大富辯論，說：“我們是代表黨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

　　蒯大富反問說：“你怎麽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工作組副組長答不上了，蒯大富贏得一陣喝彩叫好聲。

　　之後工作組組長親自出馬，給蒯大富扣一個大帽子，說：“蒯大富要向工作組奪權，這是一種反革命行為”。這樣參加這場辯論大會的學生們都覺得工作組太霸道了。蒯大富給工作組提的意見即使不對，也談不上“反革命行為”。於是台下的學生一片嘩然，給工作組喝倒彩。

　　這次辯論大會工作組全盤輸了，於是他們不再給蒯大富發言權了。6月26日，工作組在清華校園裏組織一場“擁護工作組”的遊行，參加遊行的學生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口號。隨後，工作組把蒯大富關押起來，開除團藉，並在全校掀起“反蒯鬥爭”，批鬥蒯大富。

　　本來在清華大學中沒幾個人知道蒯大富是誰，批鬥大會一開，蒯大富反而成為名人了。之後，工作組又在清華清理“蒯派”，凡是支持和同意蒯大富意見的，甚至包括給蒯大富鼓掌的，都打成“蒯派”，一共打了700多個“蒯派”，其實絕大多數“蒯派”根本不認識蒯大富。在“反蒯鬥爭”中，有一名挨批的學生自殺。

　　工作組與學生對立的問題，很快傳到了中央。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向劉少奇提出不同意見，反對把學生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建議說：“工作組與群眾發生衝突時，應該先撤工作組。讓群眾自覺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但陳伯達的意見是少數派，都被參會的多數人拒絕。鄧小平批評陳伯達說：“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亂套了嗎？這樣會形成自流的無政府主義，放棄黨的領導。工作組是在黨中央領導下，才能保證黨中央的方針貫徹。”

　　（18）

　　現在不少人撰文說，陳伯達在中央會議期間向劉少奇提出“撤工作組”，是來自毛澤東的授意。但陳伯達本人卻堅稱，他提出“撤工作組”隻是他個人的觀點，並不是來自毛澤東是授意。

　　陳伯達在晚年回顧這段事情，說：“主張撤銷工作組，也被算作我的罪過之一。但在那時，如果不撤工作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難說。當時工作組已經把許多學生和教師，定成‘右派、反革命’，不撤工作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狀況，不允許群眾批評領導，一批評就說人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給定成‘右派、反革命’。這種狀況是不合理的，不改變這種狀況，仍然照過去的做法處理群眾批評領導問題。終歸是行不通的。”

　　盡管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但他在工作組的問題上，與劉少奇始終是對立的。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出現學生揪鬥四十多名原校領導和教授的事件，當時有人向被揪鬥的人臉上抹黑、戴高帽子、動手打人等。北大工作組立即製止了這些過火行動，並給這次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

　　在北大工作組的匯報材料上，說：“據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有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

　　劉少奇看了北大工作組的匯報材料，馬上批示說：“ 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而毛澤東看了北大工作組的匯報材料，卻說：“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為什麽群眾離開工作組就是反革命？”

　　此時毛澤東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感到，如果按照劉少奇派工作組這麽搞下去，他發起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會變成“第二次反右”而草草收場。但同時毛澤東也知道，絕大多數高官都是讚成派工作組的。因為不派工作組的話，共產黨就會失去領導權。

　　這些高官都是幾十年的老革命，通過槍林彈雨的奮鬥，才好不容易從國民黨手中奪到了權。如果讓任憑群眾把自己的權奪走，那麽自己幾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幹了嗎？因此高官們無論如何不會讚成讓自己的權被群眾奪走。

　　劉少奇派工作組阻止群眾奪權，與高官們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毛澤東反對劉少奇派工作組的話，他要麵對的就不是劉少奇一個人了，而是整個高官群體。

　　現在，擺在毛澤東麵前的是兩條路：第一條路是穩妥的，就是默認劉少奇派工作組把學生壓下去，這樣毛澤東可以不得罪“百官”，以後再尋機向劉少奇進攻；第二條路是冒險的，就是豁出去得罪“百官”，豁出去大搞一場，把劉少奇連同這些高官們一起打倒。

　　這是一個曆史性的選擇，毛澤東不得不猶豫，應該走哪條路呢？

　　1966年6月18日，毛澤東悄悄回到故鄉韶山，“隱居”在滴水洞。這段時間內毛澤東不見任何人，除了讀書、看文件之外，就是思考問題，毛澤東在滴水洞裏整整沉思了11天。【本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