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的晚秋

    11月初，我們在普林斯頓的heritage 敲開了阮銘先生的家門。

    已是晚秋，阮家門前幾株楓樹也紅了。今年美東的天氣忽冷忽熱，哪裏的楓樹都是焦黃的調子，找不到明豔鮮透的色彩，找不到跳動的火焰般的美麗。

    阮銘先生出來開門，一把把我抱在懷裏。30年了，先生已是80有6，老了，瘦了，但是動作靈活，雙目明亮，看上去很健康。進到客廳，阮若英大姐坐在沙發上。她已是行走困難，家裏的事全靠阮銘來做了。

    上次來紐約是1999年，也是秋天。在母親家住了一年，離開的時候還是秋天。那一回很想見到阮銘先生，可是先生在台灣淡江大學教書，沒有回來。

    大約在1982年，一介武夫王震將軍居然成了中央黨校校長，上任第一天便用手杖篤篤地敲著地板，宣布對於阮銘的處理：清除出黨校，開除黨籍，不可在任何報刊發表文章。這位曾經的“耀邦文膽”，轉眼變成失業者，黨的棄兒。正是母親收留了他，他成為母親背後的助手，參與《新觀察》編輯工作，參與母親圈子裏的幾乎所有活動。《新觀察》每一期刊頭的“新觀察劄記”，有些是出自阮銘的筆下。在那五、六年的時間裏，我每到北京都見到阮銘，他從紅山口騎車兩個半小時到虎坊橋母親家，晚上九、十點鍾騎車回去，每周來兩三天。這期間阮銘不斷向中組部投訴，但毫無結果。其實三條處理意見並不是王震別出心裁，是陳雲收到鄧立群的告狀信一怒之下作出的。

    我和阮銘很談得來，經常促膝長談。阮銘謙遜和藹，典型的江南文人的風度。他從北大畢業，當過清華團委書記，正如金聖歎所雲：“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筆。”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的劃時代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即是胡耀邦找阮銘召集林澗青、蘇沛（蘇曉康父）等人連夜起草的。胡耀邦是很喜歡阮銘的。但是胡耀邦救不了阮銘，最後也救不了自已。

    80年代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界、理論界、文化界最為活躍的年代，是自由民主空氣彌漲的年代，是中國知識分子燦爛的春天。母親家小小的沙龍即是那個時代的縮影。母親去世8年了，王若水、劉賓雁、於浩成、戴煌、李洪林也已去世，當然，阮銘也老了。

    阮銘回憶起30年前的冬天，大家為母親祝70歲壽，虎坊橋小小的客廳擠了20多人。那天恰好我也在北京，李春光送來鮮花，嚴家其送來水果，馮媛帶來紅酒，馬三毛帶來蛋糕。儒雅的王若水喜笑顏開，正式宣布他和馮媛結婚！那一年王若水60歲，漂亮的馮媛小姐24歲，他們的結婚非常艱難。母親是最寬容的，他們熱戀的時候，最喜歡來的地方就是虎坊橋了。這一天，就在王若水宣布喜訊之後，電話傳來最糟糕的消息：胡耀邦被解職了。

    電話是李銳打來的，他很氣憤，大家更是義憤填膺，生日和結婚的喜慶氣氛完全沒有了。李春光忿怒咆哮，馬三毛捶胸頓足。

    兩年前李銳的一通電話曾令大家歡呼雀躍。十三大期間大家聚在虎坊橋等消息，李銳第一個打來電話：鄧立群落選中委。本來鄧是要挑戰總書記職位的，被李銳的一封信告倒了。李銳寫信給鄧小平，說在延安整風期間，鄧立群負責審查李銳的妻子範元甄，鄧立群卻把範元甄弄上了床。

    和虎坊橋“政治沙龍”關係密切的除李銳外還有項南、朱厚澤、胡緝偉、杜潤生、於光遠、李莊、李昌、杜導正，聚集了黨內改革派的中堅力量。母親同趙紫陽秘書鮑彤有直線聯係，胡啟立也曾請母親到中南海進晚餐。

    黨內兩派之間的較量從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到1989年的學運，整整十年。在天安門槍聲之後，陳希同在報告中大罵戈揚，說她是“幕後黑手”。在胡耀邦逝世後，《新觀察》和《世界經濟導報》聯合舉辦“紀念胡耀邦座談會”，在胡的追悼會前後，到廣場祭奠的學生和市民形成高潮。這段慘痛曆史的真實麵貌，要等曆史學家去研究了。

    1987年的這一次聚會是我在大陸和阮銘的最後一麵。又一年，他來到美國，分別在哥倫比亞、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和客座教授，後來定居在新澤西。而在中國，隨著89年的槍聲，追求民主憲政的知識分子，黨內和黨外的精英，被完全擊潰了，“春天的故事”也就講完了。

    聊了一陣，阮銘夫婦請我和妹妹妹夫吃飯。這把年紀請我們，實在過意不去。阮銘親自駕車，來到附近一家中歺館。餐館環境不錯，人很多，菜也做得好。妹妹多次來普林斯頓看望阮銘夫婦，都是被請到這家餐館。

    席間阮若英說：李春光死了。

    李春光是個非常活躍的人，他是搞音樂理論的，1975年他在文化部大院貼了反江青的大字報而名揚全國。他坐在虎坊橋總是口若懸河，母親最愛聽他侃。他和鋼琴家丁小立生活在堪薩斯，幾個月前不幸死於車禍。他是非常聰明的人，可是學開汽車總不行，丁小立不讓他開。這次丁小立外出演出，李春光開車剛出家門，就被卡車撞翻。我想起30年前的那個寒夜，李春光帶來兩個女孩子，一個叫馬平，一個叫馬三毛，是姐妹倆。她們不是搞音樂的，也沒有任何學識，隻是音樂學院大院的孩子。尤其那個妹妹，能說會道。她們經常來，非常會討好母親。八九之後母親避難紐約，非常想得到她在十年重編《新觀察》期間寫下的日記。母親每天早晨4點鍾寫日記，從不間斷，這些日記有20多本。這是母親的心血，也是記錄“鍍金時代”的珍貴曆史資料。恰好馬三毛要去美國，願意攜帶日記本出境。母親相信她，打電話叫小妹妹把全部日記交給她。但是，日記本丟失了！

    三毛先是說在香港轉機時弄丟了箱子，後來改口說郵寄寄丟了。不久，三毛也沒了蹤影。隻有一個可能，三毛是國安局派來的。

    虎坊橋的沙龍受到許多人的注意，當然包括國安部門。我們不敢把這個判斷告訴母親，告訴她她也不信。阮銘也是極善良的書生，不會想到如此卑劣的勾當。直到我把故事講完，他才恍然大悟，拍著大腿說道：

    “三毛如果是特務，戈揚大姐的日記還在呀，有朝一日會重現於天下！”

    阮銘說，聽說馬三毛生活在美國，她是中國女人中的“結婚專家”，先是搶了姐姐馬平的男友，後來嫁了數次，嫁的都是洋人。在出賣靈魂之後，這女人以自己的方式打拚，不知她在美國的漂泊至今如何。

    我又問到馮媛，她年歲小是否嫁人。阮銘說，有過王若水這樣出色的男人，她還能看上誰呢？

    日記丟了，不但丟了心血和資料，也是母親經濟上的重大損失。母親漂落異鄉，沒有經濟來源，這些日記如果出書或在雜誌上連載，會有不錯的稿費，可解燃眉之急。無論是住在布魯克林的黑人區，還是在法拉盛，阮銘有空就來看望。母親十分拮據，她一般不接受捐助，包括我的同學丁正明從明尼阿波利斯匯來的錢，她都如數退還。但是她對妹妹說：“別人的錢我不收，阮銘的錢我收。”阮銘是這批政治流亡者中經濟來源最穩定的，他多次送來1000美元的支票。

    這是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奮鬥不息的一代人，是立誌要改變中國的一代人，是頑強地同專製政體博殺的一代人，就如同俄國“十二月黨人”，如同日本“明治三傑”，如同“戊戌六君子”，人們隻能望見他們的背影。阮銘是這批人中少數活著的人，垂垂老矣。政治相對開放時而陽光燦爛的80年代令人懷念，那是知識分子心情舒暢的年代，青年學生敢說敢為的年代，人民群眾滿懷希望的年代。哦，80年代！

    阮銘送給我兩本書，《鄧小平帝國》和《曆史的錯誤》，我把今年完成的長篇小說《愛之殤》送給他們，這本小說是以天安門屠殺為背景的。我們在瑟瑟秋風中告別，紅楓搖曳，落葉滿園。我不知何時能再來美國，再來普林斯頓。

    阮銘大哥，若英大姐，你們要保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