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慫”，我們還能做什麽？

（二）

一直記著一個奇特事件，那是1991年本人從東京回上海，一同回上海的還有兩位朋友：一位學哲學的日本男，一位做東亞文化研究的英國女，他們倆也是80年代初在沈陽某大學學中文的同學。

抵達上海虹橋機場，挨個見了邊防警察叔叔，輪到了土豆，叔叔熟練地在土豆的中國護照上砸完章，然後說：去，那邊抽血。

土豆問：為什麽。

叔叔說：凡出國一年以上的中國護照者得驗血。

土豆繼續問：為什麽。

叔叔揮揮手示意土豆走開，並朝後麵一個招招手說：下一個。

土豆無奈，去旁邊掛著紅十字標誌的地方排隊，此處全是拿著中國護照的，當然也都是拿普通護照的。大家紛紛問抽血的護士們：為什麽抽，為什麽隻抽中國人，什麽時候拿報告，在哪裏拿。

護士們邊紮針邊回答：這是新規定，為了查艾滋病，驗血報告一星期後去外灘海關處拿。

交了錢，給了兩管血，土豆出去。兩位朋友已幫土豆取出了行李箱。土豆接過行李沒有抬頭正眼看老外同學，他們默默地拍了一下土豆的背，一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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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博初期，2017年8月26日，發了一篇2016年寫的《除了“慫”，我們還能做什麽？》，當時是因為內地爆出幾個事件：有外國人撒野，而普通民眾以及普通警察不知所措的；有在樓頂私建“空中花園”，上告反而挨打的。很多，現在回頭想想，那些都隻能算個案小事了。

這幾天，幼兒園，“低端人口”，實在憋不住，實在憋不住。

估計以後還會定期重發此類生活“常事”，此類總能讓人撕心裂肺而又無可奈何的“正常事”。

但願有一天，我們能不再像今天這樣，以沉重憤怒的心情提筆敘說這類往事；

但願有一天，我們能真的對自己的子孫說：那個時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