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麵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迎來了新的課題。“十四五”規劃綱要是中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第一個五年的路線圖。
複旦EMBA同學尤為關心“十四五”規劃。通過研判這一“藍圖”,把握國家的戰略意圖、政策內容,通過研究企業和行業發展的關鍵要素,將為企業選擇競爭策略和模式提供依據。
為此,“君子知道”複旦大學EMBA人文商道講堂特邀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會會長胡偉教授,為學生校友講授“十四五”期間中國的新發展環境與新發展格局,以廣闊的視角研判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
以下是根據講座實錄整理的部分內容:
十四五:新發展環境與新發展格局
- 胡 偉-
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會會長
胡偉,現任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教授、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會會長、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工程首席專家、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時兼任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國際文化傳播協會會長、察哈爾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長三角產業與科技創新研究院院長。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
自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總量的第一次快速上升發生於改革開放後
講“十四五”規劃,再把話題聚焦一點,就是未來中國的“新發展環境和新發展格局”。
談未來,先讓我們來了解過去。有一項統計顯示,從公元1000年開始直到2008年,中國的GDP在大部分曆史時期是大大超過美國的。到1700年之後美國才開始大增長。為什麽?因為以前在美國生活的都是印第安人,18世紀以後,英國人去了,歐洲人也去了,這塊土地上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開始大大提升。人口的數量和質量,是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美國的經濟從1700年之後開始增長,到1820年-1860年間有一個提升,這是科技革命、工業革命帶來的。1860年工業革命之後,又開始高速增長。
中國的GDP在這些曆史時期都是很穩定的。美國是在19世紀末才超過中國,而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之後,GDP才開始突飛猛進,進而追趕美國。這是改革開放的意義,改革開放為什麽重要?就從這個曲線上可以看到。
再比較中國和日本。日本過去也是不如中國的。但明治維新使日本經濟發展有一個大的飛躍,二戰的時候有一個小的回落,後來超越了中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又超越了日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影響經濟發展的是哪些因素。一個是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一個是工業革命、科技革命,一個是製度的變革。日本還是這個國家的人口構成沒變,但是通過明治維新,就發展上去了。中國改革開放說到底也是依靠製度變革。
曆史上,中國占全球GDP總量大概是20%到30%。什麽時候開始下來了?鴉片戰爭之後,經濟總量占比懸崖式下跌。什麽時候開始止跌?新中國成立之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世界GDP的比例開始實現上升。這就是再一次印證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
到現在,我們大概占全球GDP的18%,我們還沒有達到曆史上的比例,但是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這就是我們現在發展的基礎,也是一個曆史背景。
中國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後,中國取得巨大的發展。改革開放是和我們對於外部世界的關係、對國際環境的判斷有很大關係。
鄧小平講“和平發展”,“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我們加入WTO以後,融入了世界經濟體係,經濟取得長足發展,而這種融入是從1978年鄧小平決定中國和美國建交開始的。
大家知道,我們的改革開放是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但是三中全會前,有非常重要的兩件事情。一件是關於國內的,那就是中央工作會議解決了國內的問題。從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會議一共開了36天。中央一個會議開36天,這是非常罕見的。這是因為對於改革開放,中央高層有爭論,最後需要達成共識,這是中央工作會議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條線是“中美建交”。國際上,要爭取和平的發展環境,要對外開放,核心一定是美國。在當時,和美國關係不好,在國際上對外開放就不可能有很大空間。
當時的這個“對外開放”,主要是對西方世界的開放。因為對於亞非拉,毛澤東時代開始,中國就一直在和他們交往,但我們對西方主要國家是封閉的。鄧小平在1977年底講:“根據我的觀察,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我們爭取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把中國搞上去,是完全有可能的。”後來他還說:“我們要爭取50年到70年的和平,把中國搞上去。”他說得都很具體,非常有戰略高度。當時同美國建交,一方麵是從政治、安全上考慮。另外很重要的就是經濟角度的考慮。中國的發展需要美國的資金、技術和人才。
三中全會是12月18日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是15日閉幕的,15日,中美簽署《建交公報》,16日,美國總統卡特和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公布。
也就是說,在三中全會開始的時候,我們對內統一了認識,對外也建立了同美國的關係。按照小平同誌對外開放的戰略、韜光養晦的對外方針,利用西方的市場、資源、資金和技術,我們把中國經濟搞上來了。
但是,這樣一個外部環境在近幾年出現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戰略機遇期遭遇重大挑戰。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我們黨第一次對我們發展的外部環境做出概括,就是“我國發展環境麵臨深刻複雜的變化”。我們麵臨的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為什麽戰略機遇期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是因為我們遭遇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本來中央提這個概念是比較積極的,在變局當中中國有機會,特別是2008-2010年這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突飛猛進,西方遇到了金融危機,所以當時中央判斷“東升西降”,為中國的崛起創造了良好條件。直到2018年6月,習近平同誌在中央外部工作會議上講:“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但是從這兩年開始,這個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在2020年全國兩會上,總書記對於形勢的估計就已經不像前麵那麽樂觀了,大量講了挑戰。他說:“我國經濟正處在這樣一個攻關期,經濟發展前景向好。”接下來就都是問題了:“但麵臨著體製性、結構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挑戰,加上新冠疫情衝擊,目前我國經濟麵臨較大壓力。”後麵全是國際問題:“我們還要麵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不利局麵。”這一大串全是外部環境,沒有一個是積極的。所以最後總書記的結論是“必須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的發展”。
外部環境為什麽會轉變?中美關係依然是一個重要因素。短期內,中美關係不太可能發生質的改變。這不是因為中國將要超越美國,而是美國綜合判斷,認為他不可能改變中國。這不是老大和老二之爭,而是美國判斷,中國的發展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我們外部環境已經變了,我們的發展戰略機遇期麵臨重大挑戰。
巨變的外部環境下,必須以新的發展格局應對
正因為這樣,“十四五”提出了很關鍵的核心理念,就是構建新發展格局:一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格局。換句話說,我們不把我們發展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外部的環境上,或者外部的市場上。
這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一個重大的戰略變化。我們將走一個新的發展格局之路。
新發展格局的決策,最早是習近平同誌在2020年兩會上提出的。新發展格局有一些現實依據,就是我們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已經下降,2006年,我們對外依存度最高的時候是64.2%,到2019年的時候已經下降到31.8%,比過去已經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我們現在經常項目的順差占GDP由最高時的10%以上,降低到現在的1%左右,這使得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有了現實的可能性,而不是不得已的選擇。
新發展格局是什麽意思?首先,“內循環”不是個體的“小循環”,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搞地區封鎖,它的核心是統一全國市場,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暢通國內大循環。從這個意義來講,國內大循環如果真正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也是壞事變好事。因為我們國內的市場一直是分割和不統一的,有各種行政壁壘,各種行業壟斷,各種地方保護也非常多。
第二點,新發展格局就必須以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怎麽拉動內需?就必須改善我們的分配結構。現在老百姓口袋裏沒有錢,這是主要的問題。我們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超過1萬美金了。但是中國有幾個問題:
第一,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並不靠前,美國人均GDP超6萬,歐洲發達國家大部分是4萬美金以上,我們的差距還是很大的;第二,人均GDP是這麽多,到老百姓手裏的錢究竟是多少呢?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份額,中國在世界上的排名依舊是倒數的;第三,我們收入兩極分化的嚴重程度,又是世界上偏高的。這就是我們的發展問題。
大家一定要知道國際的走向,還要知道中央在思考什麽問題。“十四五”規劃提出以下幾點:
1.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
2.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
3.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分配結構明顯改善。
4.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5.完善再分配機製,就是政府的再分配機製,或者社會福利保障方麵。
6.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就是社會組織的分配。
所以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這是全國提出來的,規劃很好,講得完全正確。但是怎麽做到?現在的問題就是貧富分化嚴重,經濟虛火過旺,大家都掙快錢,搞金融投機。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經濟要“脫虛向實”,搞實體經濟。
當然,我們現在所搞的新發展格局,雖然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是還是要努力形成雙循環,而不是單循環。也就是說 “十四五”還是提出要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
這兩個格局(新發展格局、對外開放格局),哪個是主要的?當然是新發展格局是主要的。在新發展格局下,我們能對外開放的地方還是要對外開放,中國絕不能關起門來搞發展。隻是說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我們對外開放受到了很大的限製,跟過去40年是大不一樣了。在整個國際環境對中國不利的情況下,我們是在努力打開對外開放的局麵。我們確實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現在來看問題依然不容樂觀。
最近七國集團峰會已經提出了對抗“一帶一路”的“重建更好世界”計劃,明顯跟中國對著幹。我們本來有很大的對外開放計劃。我們已經在世界重要的咽喉要道占據了重要位置,“一帶一路”對於美國的刺激越來越大,“一帶一路”不光是經濟計劃,還有很重要的軍事和戰略意義。所以這也讓美國對於中國產生了極大的疑慮。但是現在我們還想是要繼續走。我們的對外開放也還要繼續推進,“一帶一路”也要繼續搞,但是我們未來遇到的挑戰和困難巨大,對於這點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作為對管理學專業課程的補充,“君子知道”複旦大學EMBA人文商道講堂秉承“商道人文,融匯貫通”的目標,讓學生從人文中汲取力量,擁有大智慧、大視野、大情懷。依托複旦大學強大的名師資源,“君子知道”人文商道講堂目前已邀請葛劍雄、陳思和、沈誌華、許紀霖、吳曉明、哈繼銘等校內外名家,為EMBA學生校友分享商道、人文和政經等熱門話題。編輯:劉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