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吾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這就是魯迅先生的一種最典型的反邏輯的表達方式，隻有閱讀了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人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字。即人和樹是一樣的，越是向往高處的陽光，它的根就越要深入黑暗的地底。

平麵畫家和設計師的魯迅

死有分，活無常，魯迅繪《朝花夕拾》插圖

臨摹明器畫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造型
“北大”兩字有如一人背負二人，構成了“三人成眾”的意象，給人以“北大人肩負著開啟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北大”二字還有“脊梁”的象征意義，魯迅借此希望北京大學畢業生成為國家民主與進步的脊梁。

幽默的魯迅：

據說發明幽默2字的是林語堂，他說中國人缺乏幽默，所以他把倡導幽默為己任，可是魯迅總不以為然，他在《從幽默到諷刺》中說：“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於‘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他笑林語堂自己所寫的文章並不幽默，所謂主張幽默的人並不幽默，而真正幽默的人（魯迅）卻不提倡幽默，這就是一個悖論。英國作家蕭伯納在見到魯迅之後，稱讚魯迅的外貌“比高爾基還要漂亮”。魯迅先生聽到後，詼諧的說道：“我老了會更漂亮！”魯迅並不總開玩笑，但是他有時會用一種遊戲的筆法來奚落人：

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於被部下偷了頭去
的張翼德；我卻又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
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裏去，淹得他兩眼翻白。《集外集》雜文集續篇結尾

這種的搞笑而又毫不粗俗無趣的筆調在現當代中國小說家有誰寫得出來呢？

有一次魯迅去理發店理發，理發師非常敷衍的給他剪了剪頭發，魯迅也沒有生氣，反而拿出了很多錢給理發師。沒多久，魯迅再一次前去理發，這名理發師恭敬不已的為魯迅剪起了頭發，但是這次魯迅先生卻沒有再多給錢。事後，理發師疑惑的追問魯迅為什麽不像上次那樣給錢了。魯迅先生認真地回答：“你馬馬虎虎剪，我就馬馬虎虎給；你認認真真剪，我就認認真真給！”

論戰中的魯迅：

眾所周知，魯迅和當時社會很多文人都有思想上的衝突，於是有人說他是個不好交往的人，但是魯迅去世後，關於他的回憶錄和紀念他的文章卻又是中國文人最多的。

1924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發生學潮，校長楊宇蔭開除了幾個青年學生，魯迅則站在學生一邊替學生說話，這時從英國留學回來的陳西瀅（陳源）覺得魯迅對校方的抨擊有礙風雅，於是陳在給徐誌摩的信中就說：魯迅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為。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麵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郭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的《小說》一部分。

這裏可以看出陳源對魯迅的人格首先提出了質疑，然後對他的學術提出質疑（稱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剽竊日本人的作品，這對一個知識分子而且是著名的知識分子是很大的侮辱和傷害，其實陳源連日文都不懂，怎麽會看懂日人的原著呢，後來當日人的原著翻譯好以後，大家都看到陳源是在汙蔑中傷魯迅，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成就至今無人超越）。魯迅很氣憤於是不斷寫文章還擊陳西瀅，在魯迅的《華蓋集》中就有很多反擊陳的文章。而陳也寫了很多《閑話》來回擊。當然魯迅的睿智和反諷自然不是陳所能對抗的，幾個回合後給“打下馬來”。當時李四光教授和“詩哲”徐誌摩見勢不妙就出來說要魯迅“帶住”，於是魯迅就發表了著名的《我還不能帶住》一文，對李和徐進行了挖苦：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麵。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麵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隻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隻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詩哲”為援助陳源教授起見，似乎引過羅曼羅蘭的話，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卻隻知道打別人身上的鬼。沒有細看，說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並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為沒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帶住”的事可就容易辦了。隻要不再串戲，不再擺臭架子，忘卻了你們的教授的頭銜，且不做指導青年的前輩，將你們的“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裏去，除下假麵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就夠了！。

不喜歡流血和殺戮的革命文學家魯迅：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者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麽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而已集·小雜感》

“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麽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 《在鍾樓上-夜記之二》

1932年前後魯迅發現有些左翼的文學家如周揚等文學作品裏的革命是殺，是斬盡殺絕，株連九族，對於異己分子是掃地出門。於是他就覺得如果革命是這樣，恐怕是個問題，他說：

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麵的敵人，倘不死於戰場，就有大眾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然而隻要一看別國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並沒有亂殺人；俄國不是連皇帝的宮殿都沒有燒掉麽？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南腔北調集，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 

被青年們推著向前走的魯迅： 

魯迅和青年的關係非常密切，早在1924年北京的高校學生就開始在日記和筆記提及魯迅，到了晚年他周圍更是聚集了許多青年。他說：是青年們推著他向前走，而不是他推著青年們向前走。魯迅從他們的身上看到朝氣和鮮活的力量。他覺得青年是未來，中國的舊士大夫們根本不可能來承擔拯救中國文化的重任，而青年人是有希望的。

有一次他收到一張從河南寄來的報紙叫豫報，他特別感動，他回信說“我昨天收到兩份豫報，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那副刊，因為那蓬勃的朝氣，實在實在是在我先前的預想之上，你想：從有著很古的曆史的中州，傳來了青年的聲音，仿佛在豫告這古國將要複活，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後來，魯迅到西安講學，他到了秦腔藝術社發現那裏的青年在默默無聞的在進行中國傳統戲曲的改革工作，他就把他講課的錢捐給了藝術社。魯迅一直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皇權文化，而要改變它就必須要從自下而上的進行，而這就需要新的民間群落，而這個群落裏的舊文人決計辦不到的。

魯迅在上海辦了奔流雜誌和新文化木刻運動，而青年則是這些活動的主力軍。他也經常和青年人開玩笑,他在題《中國小說史略》贈川島君寫道：請你從情人的擁抱裏暫時匯出一隻手來，接受著幹燥無味的《中國小說史略》，我所敬愛的一撮毛哥哥呀。魯迅不太喜歡他在北京時的老友錢玄同，劉半農的文章，他認為他們的文章殘留著明清士大夫的暮氣，古老的幽魂遊蕩在他們的文本裏，缺少接地氣的東西。

另一方麵魯迅卻是熱衷幫助青年人，當時肖軍和蕭紅從青島流浪到上海，頭一次見到魯迅，他就把自己的錢借給了他們，後來讀了他們的作品，又幫助出版他們的作品，並親自為他們的作品寫序。肖軍說他身上有野性的東西，不好要改掉。而魯迅卻說，這很好，不要改。他禮讚大漠金沙，喜歡曠野裏的精魂和野鬼，而非江南的小情調。所以他對肖軍說你身上的野性非常好，你不虛偽，中國的文人是太世故了，而年輕人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