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勞動》不計定額不要報酬

《義務勞動》指不計定額，不要報酬， 出自自己的自由意誌而進行的勞動 。不計定額，不要報酬，自覺自願地為社會勞動。列寧曾把十月革命勝利後在俄國工人中產生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稱之為“偉大的創舉”。是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具體表現。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報告[20]

（1919年12月20日）

同誌們，代表會議的組織者通知我說，你們要我作一個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問題的報告，並且為了能夠充分討論這個問題的最主要方麵，要我把報告分兩部分來談：第一，莫斯科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情況和效果；第二，關於如何進一步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一些具體結論。我隻想談談一般原則，談談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我們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中的新事物——使我產生的一些看法。因此，關於具體問題，我隻非常簡略地談一下。

剛開始組織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時候，還很難判斷這樣的事能受到人們多大的注意，它能否變成一件大事。我記得，報道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時，那些同工會建設工作和勞動人民委員部關係比較密切的同誌的最初反應，如果不說是悲觀的，至少也是格外審慎的。在他們看來，沒有任何根據把星期六義務勞動看成了不起的大事。從那以後，星期六義務勞動有了非常廣泛的發展，現在誰也不能否認它在我國建設中的重要性了。

的確，我們經常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甚至把它用於我們黨的名稱。但是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你就會想到，這裏除產生了好的一麵外，可能還給我們造成了某種危險。我們不得不更改黨的名稱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盡可能明確地同占統治地位的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自從社會主義運動中絕大多數正式的黨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通過自己的領袖倒向本國資產階級方麵或本國政府方麵以後，我們已經很清楚，舊的社會主義已遭到極其嚴重的危機和破產。為了最明確表示我們不能把那些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跟著本國政府走的人看作社會主義者，為了指明舊的社會主義已經腐朽、已經死亡，為了這一點，主要是為了這一點，當時才產生了更改我們黨的名稱的想法。況且，從純粹理論的觀點來看，“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早已不正確了。早在40年代，當這個名稱在法國剛開始在政治上廣泛使用的時候，它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政黨的名稱，而不是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由此可見，更改我們黨的名稱（它已成了新國際的名稱）的主要動機和原因，是要同舊的社會主義堅決劃清界限。

如果我們問一下自己，共產主義同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麽，那麽我們應當說，社會主義是直接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社會，是新社會的初級形式。共產主義則是更高的社會形式，隻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得到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在沒有資本家幫助的情況下進行工作，是在勞動者的有組織的先鋒隊即先進部分施行最嚴格的計算、監督和監察下進行社會勞動；同時還應該規定勞動量和勞動報酬。這種規定所以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給我們留下了諸如分散的勞動、對公共經濟的不信任、小業主的各種舊習慣這樣一些遺跡和習慣，這些在所有農民國家中都是最常見的。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產主義經濟背道而馳的。所謂共產主義，是指這樣一種製度，在這種製度下，人們習慣於履行社會義務而不需要特殊的強製機構，不拿報酬地為公共利益工作成為普遍現象。自然，在那些為徹底戰勝資本主義正在采取最初步驟的人看來，“共產主義”的概念是很遙遠的。因此，盡管我們改變黨的名稱的做法非常正確，盡管這樣做好處很大，盡管我們已經完成的事業規模巨大，十分宏偉（現在共產黨遍於全世界，共產國際[21]成立雖然還不到一年，但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國際要強大得多），但如果把“共產黨”這個名稱解釋為似乎現在就實現共產主義製度，那就是極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亂吹噓，會帶來實際的害處。

正因為這樣，對待“共產主義”這個詞要十分審慎。也正因為這樣，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見之於實踐後就有了特殊的價值，因為就在這種極小的事情中開始出現了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我們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後，隻獲得了建立社會主義那些最初級形式的可能，但是這裏還絲毫沒有共產主義的東西。拿我國目前的經濟來看，我們就能看出，這裏社會主義的幼芽還很嫩弱，舊的經濟形式還占很大的支配地位，這表現在小規模經營占優勢，還表現在最厲害最猖獗的投機倒把活動上。可是，當我們的敵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駁我們時說：你們粉碎了大資本主義，而從你們所有的毛孔中冒出來的卻是最惡劣的投機性的高利貸性的資本主義，那我們就回答他們：如果你們以為我們能從大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那你們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

大資本主義在各個地方，甚至在那些還沒有采取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的國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提出的所有這些批評和反駁都是無足輕重的。大資本主義被粉碎以後，當然會開始出現新的、投機性的小資本主義的萌芽來取代它。我們現在正同大資本主義的殘餘作激烈的鬥爭，它轉入了各種小投機倒把活動，那就更難抓住它，並且它采取的是最惡劣的最沒有組織的商業形式。

在戰爭環境中變得激烈得多的鬥爭，引起了最瘋狂的投機倒把活動，在資本主義規模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過渡設想成另一個樣子是完全不正確的。從現時的經濟來看，情況就是這樣。如果要問蘇維埃俄國現時的經濟製度是什麽，那就應當說，它是在大生產中為社會主義奠定基礎，是在資本主義以千百萬種形式進行最頑強的反抗的情況下改造資本主義舊經濟。和我們遭到同樣戰爭災害的西歐國家，例如奧地利，與我們的唯一區別就是那裏資本主義瓦解得更厲害，投機倒把活動更猖獗，卻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萌芽，沒有反擊資本主義的東西。但是，在我們經濟製度中暫時還沒有什麽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的東西”隻是在出現星期六義務勞動時，即出現個人為社會進行的大規模的、無報酬的、沒有任何權力機關和任何國家規定定額的勞動時，才開始產生。這不是農村中曆來就有的鄰舍間的幫忙，而是為了全國需要進行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把“共產主義”這個詞不僅用於黨的名稱，而且用來專指我們生活中真正實現著共產主義的那些經濟現象，這樣做就更正確。如果說在俄國現在的製度中也有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那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其他都不過是為鞏固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進行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完全取得勝利以後，從社會主義中必然會生長出共產主義來，生長出我們從星期六義務勞動中看到的那種不是書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當中的共產主義來。

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就是如此，它表明這裏正在形成和開始產生一種嶄新的、與一切舊有的資本主義準則相反的東西，一種比戰勝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更高的東西，即大規模組織起來以滿足全國需要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當今年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支援國家的號召[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注］，忍受著極度饑餓極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鐵路員工首先起來響應的時候，當某些跡象表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已不是個別現象，已經開始推廣並得到群眾支持的時候，那就可以說，這裏已經發生了一件極其重要的有原則意義的事情，我們確實應該在各方麵支持這件事，如果我們不願意做一個僅僅從反對資本主義這個原則意義說夠格的共產黨員。從實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這還是不夠的。應當說，這種運動其實是可以大規模開展的。我們是否已經證實了這一點，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準備回答，因為關於我們稱之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那一運動有多大規模，還沒有總的綜合材料。我隻知道一些零碎的情況，在黨的報刊上看到星期六義務勞動在許多城市正獲得愈來愈廣泛的發展。彼得格勒的同誌說，星期六義務勞動在彼得格勒開展得比莫斯科廣泛得多。至於說到外省，許多實際了解這個運動的同誌對我說，他們正在收集有關這種新的社會勞動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隻有在各種報刊和各城市黨代表會議反複討論這個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得到綜合的材料來說明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否已真正成為普遍現象，說明我們在這方麵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們是否能很快得到這種完整而又經過核實的材料，但是毫無疑問，從原則上來看，除星期六義務勞動以外，我們再沒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們不僅稱作共產黨員，不僅想做共產黨員，而且真正在實現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不隻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因此，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願意忠實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人，都應該拿出全部精力來幫助解釋這件事並實際地加以運用。這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因此，每一個黨代表會議都必須經常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並且既從理論方麵也從實踐方麵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應該隻從理論方麵、原則方麵來看這件事。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具有巨大價值，不僅是因為它在實踐中實現共產主義。除此以外，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還有雙重意義：從國家的角度看，它是對國家真正實際的支援；從黨的角度看（我們這些做黨員的不應該忽視這一點），它對清除混到黨內來的分子和抵製腐朽資本主義環境對黨的影響是有意義的。從經濟方麵來說，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必要的，它能使蘇維埃共和國擺脫經濟破壞並開始實現社會主義。對問題的這第二個方麵，我想再稍微詳細地談談……［注：速記稿到此中斷。——俄文版編者注］

載於1927年10月26日《真理報》第245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2—38頁

注釋：

[20]這是列寧在1919年12月20—21日舉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就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意義問題所作的報告。星期六義務勞動是這次代表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指出星期六義務勞動是走向實際實現共產主義的最初步驟，同時也指出它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緩解運輸、燃料、糧食等危機方麵有巨大作用，要求全體黨員必須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代表會議還聽取了有關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組織工作的報告並批準了有關的工作細則。隨後，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製定並批準了《星期六義務勞動條例》（載於1919年12月27日《真理報》），並成立了負責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專門機構。

這次代表會議還討論了關於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關於燃料、關於流行病斑疹傷寒及其防治措施、關於莫斯科的糧食情況、關於普遍軍訓和特種任務部隊等問題。——[35]。

[21]共產國際是在1919年3月2—6日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來自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團體的代表52名。列寧主持了大會。他在3月4日的會議上宣讀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並在自己的報告中論證了提綱的最後兩點。代表大會一致讚同列寧的提綱，決定交執行局向世界各國廣為傳播。代表大會通過了《共產國際的行動綱領》，指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無產階級要團結所有力量同機會主義決裂，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而鬥爭。代表大會在《關於對各“社會主義”派別和伯爾尼代表會議的態度的決議》中譴責了恢複第二國際的企圖。代表大會還通過了題為《告全世界無產者》的宣言，宣稱共產國際是《共產黨宣言》宣布的事業的繼承者和實踐者，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在工人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奪取政權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旗幟下、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聯合起來。——[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