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島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紅帽子

今天，台灣國民黨幾近滅亡。馬英九阿Q自嗨：“我們國家“就是“中華民國“。馬英九執政八年，沒有讓“我們國家有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台灣地區，一個是大陸地區，都是我們中華民國，都是中國”。如今過氣了的馬英九能成嗎？是不是要大陸走資派特色政府《扶》一下這個“愛中國爰台灣“的馬英九國民黨在《五二0》宣示求職上台執政實行“和統“。

走資派“特色黨“也改名為《國民黨》。一百多年的社會實踐還證明不了《國民黨》是什麽習性？四十多年走資派的《患台政策》喂飽了台灣國民黨的權貴資本家們還鄉團了嗎？

國民黨在強大時容不下共產黨。如今失勢了還“我們中華民國，都是中國”？馬英九國民黨的“國家“在哪裏？

馬英九掌握著全台最高機密，這次能與走資派習近平實行“和統“嗎？以滿足走資派習近平“和統“的夢想。

也讓國民黨的權貴資本家們還鄉團來大陸剝削工農賺大錢。

不過，國民黨和走資派習近平“和統“了，國民黨的權貴資本家們還鄉團來大陸剝削工農賺大錢了，會不會也要在全中國繼續屠殺共產黨人。

蔣介石國民黨流亡台灣時期，繼續屠殺共產黨人，或是同情共產黨的平民百姓。幾十年使全島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頂可怕的紅帽子。台北街頭、火車站等公共場所，處處可見台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死刑者名單的布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開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殺”。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匪諜×××數犯被槍決伏法”等標題，一星期要出現好幾次。市民聽慣了警笛、戰鬥的槍聲以及耳聞目睹的死訊。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被槍殺，那些因言獲罪，因黨派暗鬥或被無辜羅織罪名的人，要麽被禁監、流放，要麽被槍殺，具體數字無法計算。

多行不義必自斃。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說到：“是我們自己打敗了自己。”這也算是蔣介石對自己錯誤的一次反省，隻是為時晚矣。

1949年10月底，蔣介石見大勢已去，便退守台灣，在這期間他除了在大陸展開全麵的破壞行動，還指揮特務部門在他曾經的陪都重慶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屠殺……

渣滓洞裏的大屠殺：

1949年11月，蔣介石由台灣到重慶，命令毛人鳳將關押的革命進步人士速予屠殺;違紀的軍統分子，案情輕微的予以釋放，嚴重的並與屠殺。毛人鳳接到命令後，派保密局第六處副處長徐鍾奇到重慶清理該所人犯，除釋放大部分違紀的軍統分子外，最後報蔣介石批準屠殺的共30餘人。毛人鳳接到蔣介石的批示後，令陸景清於同月25日執行屠殺。

渣滓洞看守所在重慶解放前夕實行了兩次大屠殺，一次是1949年10月底，一次是11月27日，共屠殺了140多人。

第一次屠殺了革命人士42人。這42人都是中共幹部及黨團員，有工委、市委、地委、縣委及軍事方麵的負責人。這些革命人士，是於1948年春由重慶綏靖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和保密局重慶站站長呂世琨合作搜查《挺進報》，破壞了中共重慶市委地下組織，由於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的叛變而被捕的。

第二次屠殺了100人左右。徐遠舉派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所屬的行動總隊副總隊長鍾鑄人會同渣滓洞看守所所長李磊及看守長徐貴林等執行。

郭旭對屠殺時的場景進行了回憶：“先將該所判處死刑的人犯集中在一間大房子內，將鐵門鎖上，用機關槍掃射屠殺，然後用汽油將那所房子焚燒了……當機關槍掃射時，被屠殺的烈士們，有的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有的當時沒有被打死的被火燒死了，慘叫之聲，不絕於耳。連劊子手鍾鑄人都說：“在戰場上和敵人打仗，因為怕被敵人打死，開機關槍時越打越起勁;在渣滓洞用機關槍射掃人犯，看到他們手無寸鐵，亂竄慘叫，心裏實在有些難過。但是上麵的命令，隻好昧著良心指揮他們掃射，這個玩意真不好幹啊!”

大規模暗殺：

國民黨還對進步人士進行了大規模的暗殺行動。1949年年初，蔣介石、毛人鳳炮製出一份暗殺名單。在這張名單上，蔣介石的政敵--李宗仁、龍雲、白崇禧、張學良、楊虎城、傅作義等人都榜上有名。一時間，國統區暗殺行動連綿不絕，人人自危。下麵以楊虎城被暗殺為例，對蔣介石集團在這一時期實行的暗殺行動作一簡要說明。

蔣介石因為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對自己實行軟禁而對楊虎城恨之入骨。1949年8月，蔣介石殺楊虎城的決心已下。毛人鳳接到指示後，秘密將楊虎城運往重慶。他們殺害楊虎城的辦法及過程極其殘忍。

楊虎城等下車後，兩個特務攙扶著楊走上三百多級石階到戴公祠去。他的兒子楊拯中雙手捧著母親的骨灰盒，也被兩個特務挾持著一同上去。……楊氏父子到達目的地，又被特務分別引向左右兩邊的正房。這一切布置，使楊很感驚疑。特務們這時最怕這位20多歲的楊公子會有所反抗，決定先解決他。當他剛一踏進室內，預伏在門後的特務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慘叫了一聲“爸”，正要掙紮，便被特務們連著幾刀刺倒在地。楊虎城聽到兒子的叫聲，心知有異，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慘景中，老先生(這是特務們對他一向的稱呼)愛子心切，想轉身去看個究竟。剛一調頭，劊子手的利刃已刺進他的腹部。他大聲叫了一聲“喲”，痛極倒在地下。凶手將他們再補上幾刀後，認為沒有問題了，便向山下奔去。

多行不義必自斃。1950年，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說到：“是我們自己打敗了自己。”這也算是蔣介石對自己錯誤的一次反省，隻是為時晚矣。

1950年代，全島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頂可怕的紅帽子。台北街頭、火車站等公共場所，處處可見台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死刑者名單的布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開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殺”;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匪諜×××數犯被槍決伏法”等標題，一星期要出現好幾次。市民聽慣了警笛、戰鬥的槍聲以及耳聞目睹的死訊。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被槍殺，那些因言獲罪，因黨派暗鬥或被無辜羅織罪名的人，要麽被禁監、流放，要麽被槍殺，具體數字無法計算。

冤魂多列榜中央，全島飄紅警報長。

萬戶噤聲猶祈禱，明朝親友莫上牆。

“二二八”事件後，許多青年的思想陷入無出路的苦悶狀態，便轉而傾向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與王耀勳、蘇友鵬等部分醫生在郭琇琮等人領導下，秘密展開了學習左派理論的讀書活動。

當時大陸局勢多變，國民黨政權連連敗退，各地學潮風起雲湧。台灣亦不例外，台大、師院兩校學生，先後聯手走上街頭示威，表達對當局的不滿。1949年4月6日，台灣警備司令部出動大批軍警，突然包圍台灣大學和台灣師範學院，逮捕數十名從事民主宣傳活動的學生，通緝若幹進步人士，此事史稱“四六事件”。

為嚴防“匪諜”滲透，國民黨當局於1949年5月頒布實施戒嚴令，大力推行法西斯化的“保甲連坐”製度。此外還重建特務機構，最終歸於“總統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負責。蔣經國遵照父旨，為“台灣存亡的必要，實施鐵腕政策，隻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勿論”，白色恐怖籠罩全島。

彭孟輯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屬保安處遊查組，以抓人破案為升官手段，甚至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是共產黨人的者當然死路一條，左傾或有些牽連的也在劫難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進監獄，無辜受害者不計其數。據董顯光公布的資料，僅在1950年上半年內，“台灣治安當局處理了匪黨地下活動案三百件。牽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首要的案件是“中共台灣省工委事件”及由此引發的“吳石案”。

1949年9月，國民黨情治機關在一名基隆學生身上搜到一張中共基隆工委的機關報《光明報》，國民黨當局偵破了中共基隆工委會，負責人鍾浩東的太太蔣碧玉也是一名地下黨，麵對來勢洶洶的保密局特務，她視死如歸地說：“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地死去!”

緊接著，國民黨當局又破獲了成功中學、台灣大學法學院等處的“中共台工委”分部。

早在此前的1949年4月，高雄市的“台工委”就開始遭到破壞。先是4月31日，“台工委高雄工委會”書記陳澤民、委員朱子慧被捕。“台工委”書記蔡孝乾意識到形勢嚴峻。他急忙找到中共特派員朱楓(即朱諶之)商議，盡快想法讓身份暴露的同誌內渡。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會所屬的工、農、學運各支部人員謝添火、蔡國智、梁清泉等三十多人先後被捕。同年12月，“台工委”的張誌忠、李法夫婦及謝富被捕並判死刑。次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獄，涉嫌此案者多遭受槍殺。

蔡孝乾被捕後最終叛變投敵，這位參加過長征、久經考驗的老戰士，竟然煎熬不住，投向國民黨。“台工委”諸多分部被一一破獲，四百多名地下黨人被其供出、抓捕。

國民黨對吳石的懷疑，開始於蔡孝乾首次被捕時的筆記本上的“吳次長”字樣，國民黨情治人員立即撲向時任“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的吳石的住宅，並從其房間搜出簽發給中共女特工朱楓前往舟山的《特別通行證》。吳石被捕，時間是1950年3月1日。

其實，吳石是中共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最高情報官“密使一號”，之前已將大批絕密軍事情報通過朱楓由香港傳到大陸。毛澤東知曉後大加讚賞，表示要給他們記上一功，並當即賦詩一首：“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吳石案”牽涉的人員大都被投入了監獄，受該案牽連而被捕的人有：吳石的妻子王璧奎、中共聯絡人朱楓、老部下聶曦、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中將總監陳寶倉、中校參謀方克華、參謀江愛訓及吳石的副官王正均等。1950年6月10日，吳石、陳寶倉、聶曦、朱楓四人被“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當天下午被押赴台北馬場町刑場，從容就義。

國民黨情治機關曾多次在台大醫院抓人。1950年5月13日，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醫師、眼科主任胡鑫麟醫師、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和耳鼻喉科醫師蘇友鵬，同時被捕。1950年9月，軍法處裁定許強與郭琇琮、吳思漢、王耀勳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各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另外，謝桂林醫師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處死刑。這是“台大醫院案”。

1950年5月，台南縣麻石鎮“鎮長”謝端仁等三十三名地方人士被國民黨當局以“共同意圖顛覆政府”罪逮捕。最終全體被一一判刑，其中三人被判死刑，九人被判決無期。此為“麻豆事件”。

1950年6月，台北電信局桃園收報台林清良等七名職員，因“共黨嫌疑”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其中林清良等三人因傳閱中共文件書籍，被以“意圖顛覆政府”等罪名判處死刑。此為“桃園事件”。

還有發生於1950年3月的震驚全島的“兩大企業案”。據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蔣介石與台灣》一書披露：台灣當局深恐官營企業高級職員受到主管負責人已投奔大陸的影響，特向最大的糖、電企業開刀，殺雞給猴看。台糖公司的總經理沈鎮南及助手林良桐被槍斃，部下多人被判刑。沈的罪狀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資讓共黨接收”。台電公司總經理劉晉鈺及職員嚴惠先也均遭殺害。劉晉玨的罪狀是其子在台大因參加“左傾”團體被逮捕;嚴惠先在大陸失守後滯留一個時期才來台，有通共嫌疑。

受到牽連的人不計其數。據資料披露，抗戰時期“抗日義勇隊”隊長，當時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委李友邦，也因其妻子的牽連被槍殺;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裏留宿一位舊時廣西大學同窗，竟然也被語誤以“掩護匪諜”罪投進監獄。

1950年代，全島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頂可怕的紅帽子。台北街頭、火車站等公共場所，處處可見台灣當局用紅墨水寫的槍斃死刑者名單的布告;電影院每次放映電影的開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殺”;國民黨《中央日報》上“匪諜×××數犯被槍決伏法”等標題，一星期要出現好幾次。市民聽慣了警笛、戰鬥的槍聲以及耳聞目睹的死訊。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被槍殺，那些因言獲罪，因黨派暗鬥或被無辜羅織罪名的人，要麽被禁監、流放，要麽被槍殺，具體數字無法計算。

秦風在《歲月台灣》一書曾披露這樣一個插曲。那些被禁監流放者大部分集中在距台東十八海裏的綠島上。高峰時期，這裏的囚徒共有三個大隊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柏楊。每個大隊轄四個中隊，一個中隊又轄二個分隊，此外還有一女生分隊。他們天天被重複“洗腦”，過著沒有自由、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囚徒生活。

誕生於1954年夏天的《綠島小夜曲》，當年唱遍了包括綠島監獄在內的台灣每個角落，這首歌曲調優美，人人會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