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救白毛女走資派鎖鐵鏈女

白毛女被地主黃世仁霸占後逃進深山叢林頭發全變白，後來被共產黨解救。鐵鏈女讓走資派坐不住了! 還有多少被鎖鐵鏈女？有救嗎? 拐賣婦女兒童、娶小納妾、買賣婚姻、重婚試婚、二奶小三都是幾千年舊中國私有化製度下遺留下來的,  也是封建統治階級用錢買性需玩弄女性的藉口。野蠻落後的用彩禮錢財的婚姻製度充滿了封建私有對女姓不尊重和買賣婦女的醜陋文化思想。而對遭受殘酷虐待的婦女則沒有半點同情。反而用來庇護封建惡勢力，迫害人民，這種錯誤是不可容忍的。新中國《婚姻法》的訂立不就是為了實現婦女解放、男女平等、保護婦女權益嗎？走資派們隻管自己先富後玩二奶小三, 有保護婦女權益嗎了？

1919年，封建包辦婚姻的受害者趙五貞自殺後，青年毛澤東連發9篇文章，抨擊封建禮教。1931年中央蘇區時期，毛主席親自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條例（法案）。1939年，中國女子大學成立，毛主席在開學典禮上作了重要講話：“中國的革命運動，以及將來的新中國建設運動，絕不能缺少婦女。”延安的黨校和魯迅藝術學院，都開設了婦女幹部的學習活動，大力提倡婦女參政議政和參與藝術創作。

解放前夕，百忙之中的毛主席還特別關心《婚姻法》的製定，並最終促成1950年5月1日作為新中國頒布的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正式實施，在毛主席看來，《婚姻法》“普遍性僅次於憲法的根本大法”。新中國的《婚姻法》從法律製度上確定了對婦女權益的保護，比如禁止買賣和包辦婚姻，更不允許重婚納妾。這是這部《婚姻法》，為當年藤縣法院糾正“富農買妾”案提供了法律依據。

為了保障婦女權益，在毛主席的關心下，1949年4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成立，讓廣大婦女有了“娘家”。正是因為有人民領袖毛主席親自撐腰，“有事找婦聯”成了那個年代被封建禮教壓迫了幾千年的中國婦女的共識，婦聯和工會、農會、貧協等組織一起，組成了新社會的基層組織網絡中的重要部分。

毛澤東時代，婦聯對婦女權益的維護不僅廣泛存在於社會公共生活領域，也徹底滲透到了家庭內部。如果有婦女在家裏遭到了虐待，她們不用求助於娘家，可以直接向村裏的黨組織、婦聯尋求幫助，村幹部可以批評、教育她們的丈夫，嚴重的時候，可以組織批鬥會進行批鬥，如果實在無法調解，就可以支持離婚……

當然，婦聯的成立與有效運行隻是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為了實現婦女解放所作出了種種努力之一，這些努力包括且不限於：讓婦女與男子分到了一樣的土地，通過城市全民所有製和農村人民公社製度保證婦女充分就業的權利，婦女參加工作的同時注重對婦女的特殊保護，男女同工同酬，讓婦女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經濟地位，充分保證了家庭地位的提高；

徹底消滅了娼妓製度、廢除了包辦買賣婚姻、消滅了拐賣婦女兒童現象，解除了套在中國婦女身上的層層枷鎖；充分保證婦女受教育的權利，賦予她們知識，讓她們懂得如何自我保護；培養了一大批女性幹部，女性參政熱情，政治權力空前提高……

當然，毛主席的種種努力，最核心的一條就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消滅以剝削他人勞動力為基礎的私有製，是婦女獲得解放的前提”！而這一基本理論，也完全可以解釋今天的種種現象存在的根源。充分體現了充分體現了毛主席為代表的老一輩共產黨人反對並徹底消滅“人吃人”的舊製度的決心，充滿了革命正氣、昂揚著理想主義精神，這才應該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初心！

走資派把婦女拐賣現象這件事甩鍋為“貧窮是罪惡的土壤”，但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貧窮因何而來？難道窮人就願意貧窮嗎？有沒有富人的剝削與壓迫，有沒有係統性的資源分配不公平？把社會問題甩鍋給最底層的窮人，再把窮人一腳踢開，走資派似乎大概就可以繼續開開心心地先富了。

拐賣婦女真正罪惡的土壤在哪裏？走資派說司空見慣，那麽從何時開始“司空見慣”？一份改革開放後八十年代出版的書籍，講述了走資派特色曆史時期內拐賣婦女的血淚史。直接在開篇就問,  為什麽拐賣婦女的問題在80年代反而越來越嚴重了？這跟走資派提出的貧窮罪惡說、經濟落後說，是不是衝突呢？五六十年代沒有拐賣婦女兒童,  難道比改開後的經濟還要好嗎？看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其中第一個就是江蘇徐州——。

走資派要把這個問題歸咎於貧窮罪惡、落後地區，那麽請問，上海是不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上海小紅樓是不是前兩年才被拔掉？小紅樓裏被欺騙、被拘禁、被強暴的女性們，難道也要把她們的不幸歸結於某地或某人的貧窮嗎？

再說走資派一直說毛澤東時代的貧窮,  那麽新中國毛澤東時不但消滅了婦女拐賣現象，更消滅了“妓女”這一職業，更進一步消滅了性病。是不是走資派在有意抹黑?  改革開放後雞的屁是世界老二了怎麽還有這麽多被拐婦女兒童。

1949年，忙完了新中國成立諸多大事的毛澤東主席忙裏偷閑，讓秘書和司機帶他去北京城轉轉。走到了一個胡同口，看見一個老鴇在毒打一個姑娘，毛主席趕忙讓秘書上前製止老鴇，並把姑娘送去醫院看病。主席非常憤怒，當晚急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

12小時之後，羅瑞卿在公安部集體會議上宣布：“為了徹底消滅城市的封建勢力，解放婦女，我們對妓院必須堅決封閉取締，並依法懲辦那些罪大惡極或有較多血債的妓院老板。”同時指出，“這樣做，一定要通過人民代表會議，聽聽他們的意見，他們作出決定後再辦。”後經人民代表會議（備注：那時候不叫人民代表大會，而是一個各地過渡性的組織，叫“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立即封閉一切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領家、鴇兒等加以審查和處理，並集中妓女加以訓練，改造其思想，醫治其疾病……”

所以說賣淫嫖娼的問題，不是個體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一直以來就有人鼓吹性交易要合法化，還扣了一個大帽子：成年女性有決定自己身體如何使用的權力，甚至有一段群魔亂舞的時期，賣淫自由和女權綁定在一起了，看傻我了都。之所以反對賣淫合法化，是因為這個口子一旦開放，將不可不免的形成對女性的剝削與壓迫。到時候就不是什麽“自由處置自己身體”的問題了，會衍生買賣人口、黑社會、逼良為娼等一係列嚴峻的社會問題。

舊社會的妓女，很多是生活所迫被迫賣身的女性。新中國政府一方麵關閉妓院、抓捕逼迫婦女賣身的黑惡勢力，另一方麵為妓女治療性病，組織她們學習生產技能，最後在紡織廠、醫院等為她們安排了體麵的工作。有資料顯示，當時國家為了給身患性病的妓女治病動用財政經費支持達一億元之巨。1964年中國政府宣布“基本消滅性病”，此後十幾年中國無性病曆史。直到1977年湖南出現一例男性淋病患者，這一紀錄才宣告終結，此後性病再次在中國蔓延。

要想根除拐賣婦女罪惡的土壤，我們就要明白對女性的壓迫從何而來。這個問題最精辟的論述來自於毛澤東主席的經典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係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係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係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係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係統——總稱之為鬼神係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製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製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

這兩段論述就闡明了，壓迫婦女的根源在於“封建主義父權製”。我在《資本主義是怎樣激化男女對立、挑撥兩性矛盾的？》畫了一個提綱，簡明扼要地講解了資本主義父權製與封建主義父權製，本文想要探討的主題是“拐賣婦女罪惡的土壤”是什麽，答案就是這個。

最典型的封建主義父權就是“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其實所謂“三綱”的提法，可以追溯到西漢董仲舒時期（《白虎通義》：“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而真正當成指導思想在全國大範圍提倡，並確切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從而以之來規範封建社會的方方麵麵，是從南宋開始的。朱熹把“三綱五常”上升到了“天理”的級別：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都和季節有春夏秋冬一樣，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這其實是在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提供意識形態層麵的合法性。

我們來看這三綱，夫為妻綱——這就是毛主席文章中所提到“夫權”的根源，眾多男性們以此奉為圭臬，在家庭中用綱常倫理束縛住女性的手腳。但是別忘了三綱還有另外兩條——君為臣綱，父為子綱。你想用綱常倫理綁住女性，你也就勢必要被“綁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麽程朱理學能長期作為晚期封建社會的指導思想，它非常高明：首先要給男人們一點甜頭——主要是士大夫和中小地主階級（即庶族地主階級，包括富農和富裕中農），貧民家的女性需要勞動，地位不會太低，這一點在上文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到過­——這些男人們在家庭裏比妻子地位高，女人是家族的附屬產品；其次給庶族男子們一點盼頭——如果你熬得夠久，先做兒子再做爹，你在家族的地位也就高了。但是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第一條服務的——君為臣綱，都是為封建統治的穩定服務的。

這其實是一個雙重的影響，首先封建文人士大夫用忠君思想去影響庶族男子，然後這些讀了書、識文斷字的庶族男子們再用綱常倫理去影響家庭中的妻子、兒女。有很多當今社會現象都是封建社會的餘毒，我說一個畫麵：抽煙酗酒家暴的惡臭中年男人，在外麵工作不順利，回家就打老婆打兒女，把在社會上受的氣撒在妻兒身上，絲毫不承認妻子家務勞動的價值，然而認為妻兒拖了自己的後腿，要不然自己事業早起飛了。是不是特別形象？

這就是“父權製”，關鍵詞落在這個“父”上，不但壓迫妻子，也壓迫兒女，最終的根源還是為封建等級製度服務的。有人說“女拳”的問題是隻強調性別差異，不承認階級壓迫，而有些所謂“國男”的問題根源同樣在於此：自己在家庭中享受著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特權，卻絲毫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封建階級壓迫的幫凶。

所以知道為什麽毛主席說“婦女解放之時，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日”了吧？因為女性在這個封建主義父權製鏈上是最底端的，女性都解放了，說明徹底打破了這個封建父權壓迫鏈了。具體到徐州豐縣這件事，我們來看其背後的封建主義餘毒在哪裏：2015年，徐州豐縣就曾標榜為“鄉賢自治”，找政府不如找“鄉賢”。而這位不幸的女性被囚禁的地點，即男當事人董某民所在的村莊，是豐縣歡口鎮董集村——看這個名字就知道了，這是一個“董”姓宗族村。在網上也可以搜索到很多當地董氏宗族的諸多活動。

這篇文章實在是起到了對走資派高級黑效果——“地有千頃，不如姓董”。看到這裏大家是不是能理解了，這個事件中被拐賣婦女的結婚證、八個孩子的戶口，都那麽容易辦下來了吧？是不是能理解了，為何當地基層走資派一開始對此事的包庇態度了吧？董某民的家境確實貧困，但真如走資派所說這是貧困而產生的罪惡嗎？

這裏隻是從“封建主義”土壤這個角度來切入拐賣婦女、兒童這個問題的，僅僅是一個宏大社會問題的一個基礎性的角度，要解決這種根深蒂固的罪惡，法律還少嗎? 攝像頭還少嗎?  DNA技術己普及了又如河?  能清除得了社會上封建主義餘毒的土壤嗎? 全國各地像豐縣地方一樣對這種事情包庇、怠政、不作為，放任了這種罪惡在社會上繼續存在地方有多少還沒有被曝光?  走資派特色政府下的社會既麵臨著封建主義的毒害，又麵臨著資本主義的侵蝕，這是封建主義的問題諸如地方基層走資派的家族化、貴族化、利益聯盟化, 以及被資本主義腐蝕的事就更多了。走資派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後用不管黑白道摸石頭爭先富來治國,  將有序的有計劃的治理一下子又回到無序的放任自流自私自利地不作為治理的舊中國。在男女兩性上更是混亂至史無前列。改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