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好人和"壞人變老了"!

中國的好人和壞人應該是指道德素質層麵的,   何謂中國人的道德素質? 所謂中國人的道德素質是指人們的道德認識和道德行為水平的綜合反映，包含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情操，體現著一個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風貌。不是一般的經濟上的優勢，而是心理上的優勢，這是壓倒一切的。正所謂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大公無私。

幾千年來中國人講的"做人要做好人"，主要是指道德方麵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的道德素質高，那麽此人做人謂之好;   反之，則不好，或者很差。至於道德素質的高低，那是比較而言的。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時代都有好人和壞人的存在。而且好人應該比壞人多。假如隻說某個族群,  某個時代中的少數壞人"事跡",  然後以點蓋麵去說這個族群, 這個時代就是這個樣子的,  是不全麵也是不實事求事的。

 就人群中的某一個具體的人來講,  在其整個人生過程中也不是絕對的都做好事亦或是都做壞事,  也就是不存在終身壞人的。每個人總是做過一些好事也做過一些壞事,  做好事和做壞事的比例不同而已。有人做了很多好事中又做了一些壞事,  亦或是做了很多壞事又做了一些好事,  又如何去簽定這個人是壞人變老了呢。因此,  這種說"壞人變老了"的是個偽命題,  是別有用心的。更可惡的是抹殺了壞人是會轉變的,  犯了錯是可以改好轉變為好人的,  亦或是好人也可以變壞人的道理。

做壞人很容易,  在私利名譽前麵不學都會。想做一時好人或做一件好事並不難,   但難的是想做一輩好事尤其是想做一輩子好人。在新中國的曆史上不得不提到的, 就是毛澤東，他成為毛主席的前後，其道德素質也是有細微區別的。如果作為個人，毛澤東做的事情，道德素質相當高了。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他依然保持著做人的道德素質，並且對自己要求更嚴，從他對自己的親人的要求就可以看得出來。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見的。

一般普通人的道德素質可以靠個人的好心好意來衡量，但是作為一個黨的領袖，作為一個國家的領袖，保持那麽高的道德素質，那就不是簡單的事情了，那是需要超強的意誌品質來保障的。

如今人們看到一些本來還是很不錯的人，一旦坐到了領導崗位就經不起誘惑而走向墮落，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尤其是從恢複高考其實是變相恢複古代的科舉更是萬惡之源。凡是從學校出來的人就不想勞動了，都想高人一等，都想過寄生生活，看看那些搞學術的，搞科研的，搞教育的，搞領導的，搞經濟的，搞政法的，搞公務員的，等等都是從學校出來的，俗話說，一個和尚挑水喝，二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沒有真正搞學術的，沒有真正搞科研的，沒有真正搞教育的，都搞歪門邪道。

以史為鑒方知興衰，難道改開後鄧胡二個矮子沒有讀過書，讓儒商做大是曆代皇朝政權的大忌！然後又把國家帶入周期性的死循環。良田變成了樓盤，水利變成了臭水溝，工廠變成了廢墟，以工農聯盟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卻找不出一個工人和農民，農村就剩這樣的老人和孩子留守，成人跑到城市讓警察和城管拳打腳踢，專家教授隻會胡說八道，以前的鄉村惡霸和街痞子都成了文化人，幾乎全民知識化學者化，就是沒有一個願意放下身墩子幹正經活的。

如今社會上又是妖言惑眾，把二千多年前紅極一時的儒士們和術士門又搬到台麵來，說什麽知識能改變人的命運，幾個正經讀書人改變了命運？就莫言這樣不學好的讀書人改變了他們的命運，現在好多高考狀元都成了傻子，流落街頭。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他們在嘴上——撒謊，狡辯，吹牛，尤其是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個個奸精鬼詐，招搖闖騙，人世間的欺騙和懶惰都是從他們身上學來的。十年種樹百年教育人，從周樹人到袁騰飛，一百年了，哪個是人才？中國百年來的教育所花費錢等於仍到水裏響都不響。

而相比較毛主席恰恰就是一個具有超強意誌品質的人民領袖。毛主席的道德水準高，體現在公道上。毛澤東時代把國家的一切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教師、人民醫院、人民鐵路、人民郵政、人 民公園、人民銀行、人民英雄紀念碑，甚至連金錢都打上了人民幣的烙印……可以說，人民主義是毛主席留給當今中國和世界最偉大的主義，隻有人民主義才是中華 民族意誌統一和世界走向大同的唯一凝聚力量。中國的幸運，是出了個毛澤東；中國的不幸，是背叛了毛澤東。中國的出路，是回歸毛澤東。

1949年前，中國是一個受西方列強壓迫和被日本軍隊肆意侵略蹂躪的、被稱為“東亞病夫”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那時，她已落後於西方200多年，遍體鱗傷，國弱民貧，人均積累資產21元，人均年國民產值23元，居世界倒數第一。

1949年後，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了30年的全麵報複、封鎖、禁運、顛覆、包圍、堵截和外交孤立政策。從1949年到1955年，先後有16個國家的200多艘商船，遭到國民黨海軍海盜式的攔截。

在周邊形勢十分嚴峻的特殊國際環境下，新中國長期被迫處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的“準抵禦戰爭”狀態中，先後經曆了抗美援朝（1949—1953），東山島 之戰（1953），東海海戰（1954），爭奪東海製海權、一江山島之戰（1955），炮擊金門（1958），西藏平叛（1959），中印邊界保衛戰 （1959—1962），中緬邊界作戰（1960），援越抗美（1965—1972），百萬蘇軍壓境中的蘇邊界之戰（1969），對美國和台灣空軍的反偵 察、反襲擾作戰（1949—1972），中越西沙海戰（1974），以及數次遭到核打擊威脅和經濟援助“第三世界”等……迫使新中國耗費了300億美元代 價(至少相當於現在的3萬億元)。     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的狀態：“流血的大戰不打、不流血的大戰不斷、流血的小戰（局部戰爭）接二連三。

新中國前後花13年時間，徹底清剿了國內千年未絕的匪患。如，國民黨政治土匪200萬，偽軍漢奸陳壁君之流的及眾多的象如今山西洪洞黑磚窯廠這樣的老板化 身的地主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地痞流氓慣盜、盜竊分子和地富反壞右叛特等長達27年之久的大肆破壞搗亂。其中有119萬反動黨團骨幹、120萬特務分 子。

27年中還經曆了三年特困時期和1976年死亡24萬餘及重傷76萬的唐山大地震……    然而，世界曆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家，能夠憑借幾乎一無所有的政治資源，白手起家，在27年之間，縱橫捭闔，以英豪蓋世之骨氣，四兩撥千斤之功力，靠 自力更生，艱苦探索，把一個被扔在廢墟上的瘦弱嬰兒哺育成人，把一個先天不足的農業國，改革、鑄造成為一個獨立的、基本統一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盡顯大國 之威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如巨龍般高聳於世界之顛。同時，短短20餘年，在中華民族曆史上創造了許多個“第一”，為子孫後代留下了比較雄厚的經濟遺 產，為人類留下了空前絕後的思想遺產、精神遺產、政治遺產和意識形態遺產。

1976年2月24日，毛主席又一次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鬆，並同他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廣泛的交談。尼克鬆這次訪華，是他辭去總統職務後第一次公開露麵。這次訪問，令尼克鬆振作起來了。毛主席的大公無私，令他的資本主義對手不得不折服。

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道德素質的至高境界是：《公》!

何謂《公》!縱觀五千年來的中國古代先賢們是通過觀察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

1、天無私覆。這是說，天覆蓋天下，沒有私心，不會蓋一部分，不蓋一部分。天，對天下一視同仁，此為天公。

2、地無私載。這是說，大地承載地上的一切，不會對那一部分情有獨鍾，而對另一部分恨之入骨。地，對地上一視同仁，此為地公。

3、日月無私照。太陽和月亮的照耀也是一視同仁的，不會顧此失彼。此為日月之公。

所以，天下為公，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規範。既是個人修養之要旨，也是社會公德的最高原則。它所要求的是關心他人、扶危濟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在贍養孝敬自己的長輩時不應忘記其他與自己沒有親緣關係的老人。在撫養教育自己的小孩時不應忘記其他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

追求平等、公正，視公共利益高於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義利相矛盾、相衝突的情況下，以“義”為重，“先義後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自我犧牲。

早在《尚書》、《左傳》等典籍中，就有“以公滅私”，“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臨患不忘國”的規範性要求。

孔子主張“忠恕”——忠，謂盡心為人;恕，謂推己及人。

墨家主張“舉公義，辟私怨”，法家強調“無私”、“背私”。

道家提出“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明末清初民主主義啟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續通鑒論》中，以“天下為公”為武器，批判封建製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張，認為“天下非一家之私”。當時另一位啟蒙思想家黃宗羲也主張“天下為公、君為客”，指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與王、黃齊名的思想家顧炎武進一步指出，“國家”是屬於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則是匹夫所共有。

近代梁啟超把顧炎武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把“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轉化成為個人的道德要求，激勵著後代無數誌士仁人為中華民族的盛衰興亡大業而奮鬥不息。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康有為針對中華民族出現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提出了維新變法主張，在其所著《大同書》中，再次勾畫出了一個“公天下”的理想社會：“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

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繼承了我國傳統道德倫理思想，在提出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規範同時，念念不忘“天下為公”這一傳統思想。時常把《禮運》篇中的“大同”的全段文字抄送友人。

據統計，在孫中山的題詞中，有受主姓氏的“天下為公”就達 32件。其中有贈馮玉祥的，有贈張學良的。1924年，孫中山在題為《三民主義》的著名演說中，曾談到“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 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是指《禮記》一書中《禮運》篇所描述的理想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的“公”字，按照東漢經學家鄭玄的解釋， 即是“共”的意思。

“天下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

他說：“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 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或許可以這樣說，他的理想。他的目標，他的思想體係的基本精神，都濃縮在“天下為公”這四字之中。

毛主席及其領導的黨和軍隊是有史以來最講究《公》的。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什麽事時經常把必然性叫做天意。

毛澤東在青少年時期，就深諳中國文化的公道，就通過對自己近乎苛刻的鍛煉，練就了一副堅強的體魄，和堅毅剛強的意誌品質，而這兩者的基礎，就是他那顆公心。

毛主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成為人民軍隊的統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難道不是天意?

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麽能夠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

說到底，說到根本點上，還是他最懂公道的重要，他也最講公道。

他講公道的特點，大致上有兩個層次。

首先在出發點上，把握公平。也就是起點的公平。

毛主席做的每一件重大決策，其宗旨，始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一直忽視毛主席對人民的界定，其實他對人民的界定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的。

革命時期，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都是人民的範疇，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時期，包括國民黨蔣介石都是統一戰線的成員。

進入到社會主義時期，人民民主專政逐漸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那麽，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起點，怎樣做到公平?

成為無產階級，同時又有基本生活的保障，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平!

這是舉世公認的公平，其合理性，其合法性，難道有錯嗎?

蔣介石能做到嗎?

西方在叢林法則,  弱肉強食下的資本社會裏, 資本主義的國家現在能做到嗎?

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其公平性，尼克鬆曾經評價為世界之最。

其次是在落腳點上，把握公正。也就是結果的公正。

毛主席對於結果的不公正，必然是義無反顧的給予糾正。

對於戰爭年代，“左”和右傾的錯誤，他在延安整風時給予了全麵係統的糾正，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給予了梳理。沒有延安整風，也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穩定發展，沒有根據地的鞏固，也就沒有新中國的建立。

對於和平年代，毛主席對於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的生活作風，工作作風，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誰敢明目張膽搞腐化?

以權謀私，就是對無權者的不公正。

所以，社會主義時期就必然，就必須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

以前人們認識不清，甚至有疑惑，如今還有什麽可懷疑的嗎?

毛主席反腐敗，為什麽那麽有成效?

從道德上講，他從不徇私情，一視同仁，從來就是對事不對人。

這樣的公平，這樣的公正，難道不是人類又或是中國人發自內心渴望的公道嗎?

毛主席要說以不變應萬變的道德理想，就是公道。

1956年，當他成功的領導了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建立社會主義公有製，那麽他的道德理想，就有了強有力的經濟基礎，從此他的公道更加有力，更加有效。

何炳棣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曆史係首位被聘為講座教授的華裔史家，是國際史學界泰鬥級的人物，1973年，何炳棣在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準繩，無一不暗合較羅爾斯的立法標準。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毛主席主持公道一直到1970年代，毛主席的所作所為逐漸為世界所認同，連資本主義國家的首腦，也都紛紛前來學習研討。

毛主席的道德水準是如此之高，他是如此之公道。是得到包括他的敵人都是公認的。

他不僅為中國人民主持公道，他也為第三世界國家主持公道，他不僅為被壓迫民族和人民主持公道，而且還為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對待黑人的不公平，不公正，主持公道。還為美國總統尼克鬆說公道話。

最著名的就是當美國總統尼克鬆因“水門事件”下野，連門都出不了的時候，最早為這位美國政要出來說公道話的人，不是尼克鬆的盟國領袖，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主席。

1972年6月17日，5名男子因在華盛頓水門大廈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安裝竊聽器而被捕，其中一人是共和黨尼克鬆競選班子的成員。尼克鬆雖以壓倒優勢連任總統，但“水門事件”越鬧越大，最後，大陪審團把尼克鬆定為“水門事件”的同謀者，要求尼克鬆交出有關錄音帶。尼克鬆雖然一直否認自己參與策劃“水門事件”，但有口難辯，他將麵臨被國會彈劾的威脅。不得已，尼克鬆於1974年8月9日辭職，由副總統福特繼任總統。

尼克鬆被迫辭職後，帶著落寞和疲憊回到加利福尼亞。幾天後，他意外收到了周恩來的電報，電報表達了中國總理對尼克鬆始終如一的良好祝願，同時，周恩來還希望尼克鬆再次訪華。兩個月後，當尼克鬆因患靜脈炎住院時，毛澤東親自打來了電話。毛澤東通過翻譯告訴尼克鬆，他認為尼克鬆是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他還說中國在任何時候都歡迎尼克鬆來訪。這讓心緒不佳的尼克鬆感到無比溫暖。

1975年12月31日深夜，毛主席接見了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和她的丈夫，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孫子戴維，並且邀請那位下野的美國總統來中國訪問。

1976年2月6日，新華社播發了一則《公告》，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先生和夫人於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訪問4周年之後，再次訪問中國。他們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在回憶錄中尼克鬆介紹了這次與毛澤東會見的情形：

“1976年我再次到中國訪問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經嚴重惡化了。他的話聽起來就像是一些單音字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樣敏捷、深邃。我說的話他全能聽懂，但是當他想回答時，就說不出來了。他以為翻譯聽不懂他的話，就不耐煩地抓起筆記本，寫出他的論點。看到他的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難受。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戰鬥到最後一息了……

震顫性麻痹症的襲擊使毛澤東的動作全部僵化了。……在我們會晤結束時，秘書們把他從椅子上扶起來，攙著他陪我走向門口。在電視燈光和攝像機要記錄我們最後的握手時，他卻推開了助手們，自己站在那裏向我們告別。”

尼克鬆又在另一本回憶錄裏記述道：

“他的思維依然敏捷，但一次嚴重的中風使他失去將思想化作語言的能力。這位富有領導魅力的共產黨領導人曾運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動了一個國家並改變了這個世界，但他現在卻連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難……他在起始於四年前的我們兩國實現新關係方麵起到無可比擬的作用。在會談中，我說，我們必須繼續合作，不僅在我們兩國之間，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之間尋求和平……在他剛嘟噥出半個字時，他的臉就憋得通紅。他的譯員試圖將他那含糊的話譯成英語。毛澤東掌握的英語足以使他明白她沒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氣地搖搖頭，一把抓過她的筆記本，用中文寫下他的話。她大聲地用英語念道：‘和平是你們唯一的目標嗎?’我沒有料到他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稍稍停頓之後，我答道：‘我們應該尋求正義的和平。’”

後來尼克鬆在文章裏提到：“我們在同中國共產黨人打交道時一定要記住這一點。他們是革命家，相信他們的利益和理想應是值得為之戰鬥和犧牲的，如果我們用一種一味強調需要和平的說教來回答毛的問題，中國人會認為我們犯了錯誤，甚至更壞，他們將會把我們看成白癡。最終，他們會說，加入和平真是我們唯一的目的，那麽我們隨時都可以用投降來達到我們單純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國人重申，我們也有我們為之奮鬥的價值……”

他們的會談進行了1小時40分鍾。會見結束時，尼克鬆送給毛澤東一隻由已故美國燒瓷大師博姆燒製的瓷熊貓，毛澤東則以綠茶代酒為他幹杯。

從這以後，尼克鬆重新在公開場合頻頻露麵。

大家想一想，在1980年代末期，當西方國家製裁中國時，尼克鬆是怎麽做的?他為什麽要那樣做?

在1993年，毛主席誕辰100周年時，西方很多著名的政要，包括美國的，英國的，德國的，法國的，日本的，他們對我們的毛主席評價如此之高，世所罕見。

毛主席什麽時候花錢到國外拉過選票?

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道理，不看你對我怎樣，我看你對人怎樣。

那些西方的政要，看到毛主席對失魂落魄的尼克鬆那樣的態度和行為，難道他們會不動心?

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做人做得好啊!

事實證明，毛主席做的多麽有遠見，那是公道的力量，那是道德的力量，那時文化的力量。

那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力量。

毛主席的道德素質舉世公認。毛主席把馬列主義和中國文化完美結合，創造了新的社會主義道德體係，他本人身體力行，以身作則，這種道德力量，誰又能否定的了呢?

因此,  所謂道德素質，不是一般的經濟上的優勢，而是心理上的優勢，這是壓倒一切的。正所謂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大公無私。

毛主席的道德實踐，就是這樣的，人們要永遠學習他，不管客觀環境怎樣變，因為那是古今中外最傑出的人類的道德素質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