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治安管理處罰法》 草案正在征求公眾意見，第三十四條（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引發爭議。一旦草案獲得通過成為法律，被認定為有“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行為者將被處以拘留及罰款。 網友問，誰來界定，如何界定“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一旦通過，警察權限是否會從社會治安擴大到思想監督？

1949年後，國人穿什麽衣服就是個政治問題，旗袍不能穿，西裝更是腐朽的必須拋棄。發展到文革服飾簡直高度統一，文革後期乃至改開之初，稍微有點個性的穿著都被視為“奇裝異服”，連褲腳尺寸小了一點都躲不過鋒利的剪刀。 不要小看對著裝的管控，這很可能又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從這個三十四條（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使我想到了張愛玲穿旗袍的故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愛玲就是緣於“著裝不正確”而遠走美國，如果留在大陸，誰知道她能不能熬過曆次殘酷的政治運動。1951年上海召集文藝界人士開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網眼絨線衫，雖然坐在後排，也未發言，但在幾乎統一的藍色和灰色海洋裏，這副舊上海女人的打扮，還是使她成為“異數”。會後，在新上海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首長夏衍同誌找她談心，說“今後還是變一變裝束吧，你穿中山裝或列寧裝也許會更好看”。

1952年春，張愛玲告訴弟弟，“連旗袍都不準穿了，暴風雨就要來了。”張愛玲說：“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她想活得真實一點，無需遮掩、無需躲藏。

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案是個的重要信號，意味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章徹底翻篇，政府在為重新在精神與物質上控製民眾做準備。

文革2.0正在一步一步地實現了。

並非鬧劇，或將誘發一場人人自危全民互撕的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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