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紀念母親的文章被封殺，在這篇文章裏溫家寶細述了父母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揭露了文革的暴行，同時也描述了1949年到1980年中國人民的艱苦生活，溫家寶一家5口人租住隻有幾平方米的一間破爛的小屋，在那裏一住就是幾十年。下麵的內容都是摘自溫家寶“我的母親”，從溫家寶的痛苦回憶裏我們不難理解，他的文章為什麽被封殺！

我家居住的西裏大街達摩庵前胡同，是社會底層市民生活的地方，他們都靠勞動和經營而生活，收入低微，勉強度日。隨著時間的變化，這裏的房屋愈來愈破舊，道路愈來愈泥濘，胡同越來越混亂，居民越來越擁擠。

房東劉奶奶，孤身一人，無親人照顧，靠租賃院裏兩間房子和一點積蓄為生。我家租住院裏靠外的一間北房，住了四十多年。媽媽對老人很好，房租雖貴些，但一直按時付款，還時常給老人送點東西。院落、茅廁、廚房收拾得利利索索。“文革”期間，我家被“疏散”到農村;“文革”後又回到這裏，直到街區拆遷才搬家。

記得，那時家裏飯菜很簡單，每頓飯一般隻有一個菜，很少吃肉。有時讓我到肉鋪買上兩毛錢肉，還要說明要肥瘦，這就是改善夥食了。遇到年節喜慶之日，家裏吃頓“撈麵”，媽媽總是端著滿滿一碗麵條， 放好炸醬和菜碼，給鄰居一家家送去。這是媽媽對鄰裏的心意，也是她待人的熱忱。

解放後，1950 年，爸爸、媽媽和我搬到天津，租住隻有幾平方米的一間小屋，可謂家徒四壁，身無分文。爸爸的工資每月僅37元，可光房租就要8元(一袋麵粉錢)。這間小屋伴我們全家幾十年，其間家裏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媽媽省吃儉用，我們的衣服都是補了又補。就是這樣，工資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還要借點錢。那時，爸爸有個小本子，專門記賬用的。

記得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媽媽給我做了雙新布鞋。那天，我高興地穿上新鞋。上學，不巧下學時正趕上大雨。我到家時，媽媽冒雨倚門等候，遠遠望著我光著兩腳走路，手裏抱著那雙新布鞋。她趕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摟在懷裏。在雨中,我望著媽媽,她流淚了,滿臉是淚水和雨水。

媽媽一生結交的都是同事、鄰居、普通百姓，從未高攀過一個當官的。1978 年在農村待了近10年才得以落實政策，回到原來的家一達摩庵前胡同那間狹小破爛的小屋，在這裏一住又是15年。

從我記事時起，就看到家裏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艱辛、坎坷。他經曆新舊兩個社會，在滄桑世事中，安分守己，隻希望活得太平，但終於也沒有逃脫政治的漩渦。1959 年“審幹”期間，因“曆史問題”，他離開了多年的教師崗位，被“限製使用”。開始在農場勞動,後來到校圖書館工作。那些年,家裏仿佛出了大事情，媽媽憂心忡忡，又要勸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落在我們家中。爸爸被揪鬥，關在學校監視居住，停發工資。大字報從家門貼到胡同。媽媽從自己不多的工資中，先給爸爸留足夥食費，自己親自送到學校。她不放心這點錢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讓造反派給收條為據。1970年，全家又被強製疏散到農村。先是要全家到內蒙古五原(妹妹當時在通遼下鄉)，當時父母已年過半百，實難帶幼子適應那裏的環境。經反複交涉、多方聯係，後改遷到天津市北郊區小澱公社勞動，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幫”後，爸爸調到天津北郊區宜興埠九十六中學做教員。

“文革”期間，父親被關在學校,經常遭受野蠻的“審訊”和打罵。一天，造反派一拳將父親的臉打腫，眼睛被“封”得看不見東西。父親忍無可忍，指著心口說:“小子，朝這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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