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無外乎下列三種人

1）擁抱體製

2）與體製保持安全距離

3）遠離體製

擁抱體製---是進取的需要

與體製保持安全距離---是生存的需要

遠離體製---是理念的需要

然而，還有一種人，他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他的名字叫變色龍，他隨體製的變異起舞，看權臣的眼色行事，在民情和官意之間左右逢源，這種人，大都吃著皇糧，喝著民血，從不吃虧，更不會落難，其中一些獲益很可能遠超上述任何一種。

這幾種作家，在有人類的地方都存在，不同之處是每一種在群體中的比例不同，體製差異越懸殊，比例差異就越大。

公共危機發生時，體製決定媒體、作家的表現。是配合政府的表演，還是關注民眾的現實；是在意自己的風光，還是留心民意的動向，反應這些人的操守如何。

我看到最精彩的一幕，是一個作家從質疑體製的弊端，到大大方方的被招安。

方方直言：“我寫‘武漢日記’的基調始終秉持與政府絕對保持一致，絕對配合政府的每一項舉動，並且努力幫助政府說服不理解的人們，幫助政府安撫焦慮的人們。”

而我想說：我從未想過如何與政府絕對保持一致，而總是在想，如何讓政府變得更好，更能契合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