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長長的幽深弄堂，一邊是高高的清水紅牆配淺黃色簡潔分隔柱，另一邊默然而立著幾座深宅大院，夏天的太陽，很高地掛著，沒有一絲風的吹拂，隻有茂密梧桐間不時傳來高歌的知了聲，穿越寂靜的空間，在長巷裏回蕩，知了和梧桐遮蔭的幽靜馬路，是記憶中夏天的一個標配，而這裏，是全上海除市少年宮外，最漂亮的一座區少年宮，長寧區少年宮。

上次回國，走在愚園路上的我，突然注意到對麵馬路一座別致的哥特式風格的漂亮建築若隱若現於梧桐樹後，那座建築，雖然我隻去過幾次，卻一眼就能認出，穿過斑馬線徑直朝著黑色大鐵門走去，隻聽保安在我身後喊，今天不開放，我轉頭，笑著說，我不進去，就看一下。

還是綠色的大草坪，那座兒童戶外遊戲組件似乎還在老地方，還是那個少年宮，隻是正門帶著陌生開到了愚園路上，保安跟著過來，我解釋說小時候來過這裏，這次看到就想舊地看一下，保安不置可否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似要確認我不是別有用意搞破壞般，嘴裏不情願地接了一個字“奧”。東張西望看完準備離開，卻聽保安說，你跟我來吧！詫異間，就見他打開了大鐵門的一邊，說，進去看吧，不要進室內，裏麵有人在辦公，看到了不好。我驚喜於這突如其來的轉機，馬上跟了一句，不會影響你吧？保安說，沒事，記住不要進室內。我欣喜若狂於保安的善心，道謝後走進了這座久違的院子。

時隔很多年，再次走進這座花園，陌生裏帶著一點點依稀的記憶和熟悉，樹一定還是我兒時見過的樹吧，因為有幾棵長得很高很高了，偌大的草坪，見不到一個人影，望向主建築，也是經典電視劇《圍城》的外景地，趙小姐的府上。曾看到介紹說這是鄔達克的作品，驚訝間特地去問了建築曆史方麵的不二專家，他的回複是否定的，但無論如何，這座建築，曆經九十年的風雨，依然曆久彌新。而從1960年開始，這座花園洋房，在經曆了太多的風雲變幻之後，終於塵埃落定，變身為給眾多孩童們一生美好記憶的長寧區少年宮，而少年宮，也讓這座洋房，成為了永遠的少年象征。

這座充滿跌宕起伏命運的建築，最先的男女主人分別是民國交通部長王伯群先生和蒙古族後裔，出身世代官宦之家的保誌寧女士。

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的王伯群先生，是1924年創建的大夏大學創始人，第一任董事長，1927年，又被公推為大夏大學校長，他從遍走上海尋找大夏大學建址用地開始，再到慷慨出資，之後又為大夏大學的發展全心付出直至1944年因病去世，可謂是將自己後半生的大部份時間和精力，都投到了大夏大學的建設和發展上。

而保誌寧女士，外公是駐澳洲梅棚總領事，叔父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她在考入滬江大學後，因為不喜歡，遂中途轉學至大夏大學。而一次學校慶典，喜愛昆曲的戲劇社成員保誌寧登台獻演，台上輕舞雲裳餘音繞梁，而台下的王伯群已然撥動心弦一見鍾情，兩個有緣的人最終成就了這段相差24歲，轟動上海灘的戀情。所謂有緣人終能遇見，如果當時的保誌寧不執意轉學，何來後麵的這段美好姻緣？

王伯群開始在全上海選址欲建造一座花園洋房作為婚房，最終定址於愚園路1136號。1930年開工興建的這座四層洋房，哥特式建築的主樓，地下一層地上三層共計32間房，客廳以東方傳統藝術裝飾，少年宮至今還保存有東方風格的彩色壁畫在大廳的牆上，門窗拉手也全部紫銅製作，而麵向主樓的1.3公頃草坪，水池小橋假山百花點綴其間，安靜祥和的美景，似乎也是在期盼未來的歲月靜好。

1931年，他們在上海舉辦了盛大婚禮，盡管當時隻完工了主樓，花園尚未動工，整座洋房直到接近三年後的1934年才完全竣工入住，同年，他們在這座樓裏迎來了第一個新生命。

身為交通部長，設計公司和施工單位自然極盡全力建好這座洋房。戀情已經引起轟動，而不惜巨資耗時三年多的豪宅更是引來社會的廣泛關注進而質疑，一時間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監察委提出對王伯群彈劾的議案。在許多因素的反複權衡下，王伯群主動提出辭去交通部長的職務。

1937年，凇滬戰爭爆發，作為大夏大學的校長，王伯群先生開始組織大夏大學西遷貴陽，但這也意味著王家要舉家搬遷至貴陽。離開愚園路前夕，保誌寧將房子和室內一切物品委托給叔叔看管，此洋房費時費心費錢，王伯群還為此丟了官，卻在享用了不到三年，就不得不棄屋遠走，實為極大的遺憾。

然而，在他們離開上海一年多後，這座宅子就再也保不住了。1939年，汪精衛由日本抵滬，幾經周折和尋尋覓覓之下，最後將愚園路的王家宅邸作為他上海的行宮。他在這個公館前，發表了對中日關係的解讀及前進目標的講話，同年8月，在此秘密召開了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更在此與日本簽署了《日支關係調整綱要》。

每次汪精衛抵達上海之時，途經的大段愚園路被封，隻準許封鎖區內的居民憑證出入，他的車隊到達前半小時，軍警開始清路，所有行人被趕進就近弄堂，背對馬路不準回頭，所有麵對愚園路的沿途窗戶都必須全部關閉，在一片死寂中，六七十輛由小汽車，軍用敞篷汽車，載滿日軍或偽軍的卡車，還有駕著機槍的裝甲汽車組成的車隊，浩浩蕩蕩開往汪公館，而沒人知道，汪精衛，究竟是坐在了哪一台車裏。

而當年王伯群從安全考慮，特地將正門開在了這條幽深弄堂裏而非愚園路上，這也給之後的這座汪公館帶來諸多好處，而除了汪公館，同條弄堂另一側的幾幢洋房，在汪精衛入駐公館後，也被同時征用，配給了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周佛海和外交部長，行政院秘書長以及和平軍總司令，而萬航渡路76號特工則全權負責安全保衛（曾經在前文嚴家花園裏簡述過特地開辟的鎮寧路，也是為了愚園路和萬航渡路間的快捷以及安全保衛，逃離便利之主用途），而即使汪精衛不在上海的日子，整條深弄依舊戒備森嚴，六七個軍人和一名軍官長期在弄口荷槍實彈站崗，外人絕不可靠近。

抗戰勝利後，保誌寧返滬，但房產已由國民黨軍統接收，她隻得請姻親何應欽出麵，才得以收回這棟見證她愛情的洋房。但保誌寧的經濟實力已不比從前，在費力支撐豪宅之後，終於在1947年夏天，聽從何應欽的建議，將別墅的部份出租給英國大使館文化處。之後不久，保誌寧帶著年幼的孩子們遠赴台灣，然後再遠赴美國定居。

到達美國，一切從零開始，重新入學校學習，出門工作，撫養五個孩子長大就是她餘生最重要的事業，她的一生，總讓我想起上海的另一位女子，永安公司的黛西，她們都出身優渥，每個知道的人都認為她們就會那麽順風順水榮華富貴一生，卻不想之後因曆史因環境的變化，而不得不開始一種遠超出想象的艱難生活，但是，再怎樣難以想象的艱難，這兩位真正的名媛，卻都在極度的逆境中，用自尊自強，書寫了她們無比曲折卻又豐富的一生，而這又哪是一心模仿或誤以為是貴族的人群能理解的呢？貴族曆來不靠衣食住行的排場顯擺來炫富體現，更不會靠虛榮攀附來勉力支撐，那充其量最多隻能算土包子一朝成了暴發戶的作派（現實領軍人物王思聰），真正的貴族隻能是通過許多令人心生敬意的優良品質和勇敢積極的精神，特別是逆境下的堅強來彰顯來贏得世人的尊敬，而她們二位，用各自的一生，精彩演繹了真正的貴族精神。

幸運的是，她們從青年時代開始的各種顛沛流離，在她們步入黃昏之時，終於找回了難能可貴的歲月靜好。而保誌寧女士更幸運的一點是，她和王伯群先生十多年的婚姻，雖然短暫卻始終恩愛如初，保誌寧一直堅持在公開場合甚至在日記裏，都尊稱夫君為伯群先生，而王先生60歲病故後，依然年輕的保誌寧女士，終身未再結婚，隻是一心一意盡自己的最大能力把他們的孩子們撫養成人。願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她用餘生的行動，來懷念那段真摯的愛情。

寫這篇文，不時有很多感想縈繞，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展開贅述，但感慨最深的之一是，當年的王伯群先生，滿腔熱情地用自己的資金，人脈，全心全意把大夏大學從創始的艱難帶到輝煌的發展，一度被媲美為東方的哥倫比亞大學，不是空得虛名，而這其中，傾注了多少如王伯群先生保誌寧女士那樣的群體知識分子們的全情投入，也由此聯想到曾經的西南聯大，也是在戰火紛飛的時代，應該還排得上全球辦學曆史上最短最苦最窮的大學了吧，但僅僅八年的存在，畢業生不到四千，卻走出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數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一百多位人文大師，一百多位兩院院士。。。。。。

那時的人，雖然物質生活遠不如現在，甚至飽受動蕩和困苦，但精神世界或許比物質很富有的現代人群豐盛，那時的人，有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理想和信念，有勇敢和擔當。當年的魯迅先生如預言大師般精準預見許多現象級存在，除卻魯迅先生的睿智勃發，他筆下的一篇篇檄文一個個人物，或許是他早已通透了民族的共性特性，才能提前一百多年寫下了這些依舊適用於現在諸多現象的文字，而一次次的許多不同發生，也僅僅隻是在一次次驗證魯迅先生當年對民族民族性國民性的深刻認知吧，若真的如此，應該欣慰還是悲哀，而如果魯迅先生活到當下，不知又會發出怎樣的感想。

六月，應該是大多數孩童們最喜歡的月份了吧，深信每一位曾經的少年，都有過年少時簡單而純粹的快樂，那種快樂，可能隻是買到一本好書，聽到一首好曲，甚至，隻是抬頭看到一群鴿子，夕陽陪伴下列隊飛越城市上空的歸巢，即使過很多年，那些看似微小的一刻，卻會在不經意間悄然而成了長植於心間的美好，雖簡單卻生動，雖遙遠又真實。隻願在這浮躁的世界，繼續持少年之心，享童心之樂，心裏始終有溫暖，眼裏依然有清澈和星辰，即使和這個名利的世界格格不入，那，又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