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鐵二號線中山公園站出來，雖然不是高峰時段，卻依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一點點的陽光，透過厚厚的雲層，即使不戴墨鏡甚至不用手搭涼棚，也能用眼睛直視片刻。朝右望去，不遠處，一幢高樓，逆著陽光，屹立在那裏，那裏是落成不久的Raffles大廈，而在它之前很久的時候，我剛剛得知，那塊地，疑似是曾經的聖約翰大學校園一部份，聖約翰大學，外公曾經求學的地方，他在那裏讀書，於那裏畢業，他和緊靠著聖約翰的愚園路休戚與共，那一刻，心裏不由暗暗慶幸，聖約翰的大部份遺跡包括群樓基本還是得以保護完好，才能讓後輩們在華政探尋觸摸到先輩曾經的青春足跡。

僅以此係列，作為對外公的緬懷，也對我自小生活的地方一個久別重逢的整理和記錄。我想，外公如若有知，必會欣慰，因為終於有一天，不再耐不下心去聽一些典故的我，終於可以靜下心認認真真地去了解這條路的曆史，認認真真寫下這條馬路的一些被塵封的往事。

而促成我特意數次認真探訪這條路上各條不同弄堂的另一個外因是某一天聽朋友說，有朋友去上海，特地說想去愚園路看看，於是當朋友陪著朋友在愚園路上時，發了個極短的信息：站在愚園路上想到你。讀到信息的那一刻，心裏滿懷感動。對愚園路沒有回憶和太多感情的外國遊客都會在有限的行程裏特意造訪，而我這愚園路的曾經的小孩卻似乎並不比遠方的遊客對愚園路了解得更多。思鄉之情帶著隱隱的複雜情緒在那一刻突然泛濫，那早已熟背於心的街道和已經陌生的店家，還有在銀行門前無比熟悉的帶著S形的馬路，還有愚園路路史陳列館，一一浮現於眼前，生於斯長於斯自以為再熟悉不過的愚園路，卻有著那麽多不同尋常不為所知的故事。

愚園路，迥異於其他一些知名小馬路，她很低調，這從許多洋房別墅都隱藏在弄堂深處甚至是弄堂的橫支弄可見一斑，馬路上看似平淡無奇，隻有梧桐，店家和弄堂入口，可一旦進入弄堂，卻往往是別有洞天，而弄堂裏還經常套著弄堂，一些別墅就這樣七彎八拐地隱藏在弄堂深處，盡量的富不外露，像極了真正有資本的人，基本不會因為深怕別人不知道而去刻意營造顯富來增加自己在別人眼裏的所謂虛無價值，生活的本質是給自己過的而不是隨時現給外人甚至陌生人看的。

而不同的弄堂還經常能通往其他的弄堂或馬路，這樣的特殊建築方式，也讓這條路有了不同尋常的優勢，得以在不同時代發揮出意想不到的各種或巨大或深遠的作用。可以這麽說，集那麽多不同時代不同人物不同事件於一體的馬路，這在上海，不敢說唯一，卻一定是罕見。

這條從未更名過的馬路，是上海市政府多年前定下的永不拓寬的64條馬路之一，她是一條集愛國，政治，諜戰，經濟，人文於一體的曆史之路，更是一條見證了近代風雲曆史的馬路。這條路上的幾乎每一條弄堂，現在多是優秀曆史建築或者曆史保護建築，它們承載著著屬於不同時代的各自精彩。

今年是愚園路建路一百年，那些曾經的風雲人物和曆史往事，雖已隨著時代的腳步漸行漸遠，但卻終於，在愚園路的路史陳列館裏，得到了銘記和永生。

愚園路的得名來源於路的最東端，曾經名噪一時被外人稱作富甲王侯的某富商於光緒十六年建造的私家花園愚齋，從寥寥的照片看，愚齋內假山亭閣，小橋流水，百花爭豔，更有辜鴻銘先生的英文德文詩碑石刻，隻是遺憾於幾十年裏的數度易主，愚齋目前已無據可查其確切方位，隻知在愚園路最東段，常德路南京西路範圍內，而辜鴻銘先生的碑刻也已不見蹤影，實為憾事。

愚園路因而由此名演變而得。之後隨著法國梧桐，西式洋房的不斷出現，愚園路成了當時紳士洋行買辦等名流匯聚之地。

時間追溯回1900年，時值風起雲湧反對慈禧太後之時，7月26日，在愚園召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以國會命名的會議，這就是在中國近代史上短暫的中國國會。

中國國會的發起人唐才常，和譚嗣同並稱為瀏陽二傑，清末維新派領袖人物之一，在日本結識了流亡的康有為，唐才常1899年回國，之後與康有為梁啟超密議欲用武力推翻慈禧政權，擁護光緒皇帝重新執政。他遍邀上海名流八十多人出席中國國會的第一次會議，與會者包括容閎，章太炎，嚴複，汪康年，期間，容閎被推舉為會長，留英學者嚴複為副會長。之後，容閎起草了中國國會對外宣言，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清朝之權，欲在複起光緒皇帝。而章太炎在會議中因堅持對滿洲人士不可同室議政而憤然易服剪辮，也因此，章太炎成了曆史上剪辮易服第一人。

盡管唐才常創立的中國國會與通常意義上的國會差別巨大，但非常時期非常手段。之後，唐才常組織成立的自立軍起義，這場介於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間的全國性起義，雖以失敗告終，但卻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和作用，它使革命派得以醒悟也讓改良派分流。

之後由柳亞子牽頭，蔡元培，廖仲愷，魯迅，曹聚仁，何香凝，李叔同等重要成員組成的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多次會議，也在愚園召開。由此可見，愚園未能得以妥善保留實為憾事，那是一筆怎樣的財富損失。

而在此事件裏不得不提到的是由日本歸國的保皇黨重要人物之一，康有為。康有為在人生的最後六年，在愚園路購下十畝地皮大興土木，建造了一座私家花園，取名遊存廬，也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康公館。公館內，臨街的二層樓被開成了天遊學院，主建築則為中西合璧二層小樓十間房，樓內客廳舞廳餐廳臥室一應俱全。另在庭院裏建了一座古色古香外竹內木的竹園，這成了康有為經常聚集文人雅士，招待宴客之地。公館內還挖有一小湖可以泛舟，上架兩座木橋，而庭院內種有1200多株樹木，包括從日本運至上海的400株櫻花，從蘇州買來的400株桃花，還有開綠花的梨樹，紫藤和葡萄棚架立於湖邊，並養有孔雀，猴子，麋鹿，而500尾大金魚，則在水裏自由遊弋。

康有為晚年最喜歡的活動就是待在遊存廬內與海內外學者名士交往，畫家徐悲鴻劉海粟是他的拜門弟子，書畫大師吳昌碩以及曾居住於同條馬路的教育家蔡元培均是遊存廬的座上賓。而他對弟子梁啟超格外關愛，曾先後在梁家急需用錢之時，慷慨資助5000銀元，約合如今人民幣三十多萬給梁啟超及家人。所以，之後二人因政見不合而分道揚鑣，雖是情理之中但卻也令人唏噓。

然而，在康有為70歲的時候，也正值北伐軍所向披靡之時，為避北伐軍鋒芒，康有為不得不決定帶著全家離開上海前往青島，按之後康同璧的日記：先君離滬時，親檢遺稿，巡視園中殆遍，曰：我與上海緣盡矣！其落寞惋惜之情，溢於言表，而就在康有為到達青島不久，卻突然辭世。他去世後，學院即刻關停，但遊存廬還持續了三年左右的時間，直到1930年，家族繼承人為償還債務被迫將該產業出售給興業銀行，但興業銀行卻用這十畝地，將原有的康公館拆了個一幹二淨，隨之建起20幢小樓，成了現今的愚園新村，又一個巨大的遺憾之作。

如今，雖然弄堂還在，但卻早已人去樓不再。而人生幾十年，無論曾經多麽的叱詫風雲，卻終究在曆史長河麵前，成為永恒不變的滄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