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隆炮聲中的蔡家大院

      1949年年底，解放軍以崔古拉朽的氣勢，向成都步步逼近。隆隆的炮聲，時不時從北麵不遠處傳來，沉悶，震顫，讓蔡家大院的住戶們感到驚恐不安。

       蔡家大院，成都東門近郊的一個農家大院，是我家抗戰以來避險的居所，從1942年起就一直留住下來。房東叫蔡清渠，是個擁有幾十畝良田的地主，還是當地袍哥組織的龍頭（舵把子），人稱蔡大爺。蔡大爺的這個院子，是個典型的農村三合院，坐西向東，前後總共有二十多間屋子。他自家住了七間屋子，其餘租給十幾戶外人居住，其中有種田為生的農民，也有在城裏行走的居民。作為全家十幾口人的‘戰略後方’，我們租住了兩間廂房，坐北向南，外加屋子外的一條不寬的回廊，總麵積大概有四十多平方。

       那個時候，我隻有八歲，上小學三年級。我生性頑皮，好奇心很強烈，對於當時所處的敏感環境，既感到疑惑叢生，也有一點莫名的焦慮。我從大人們的隻言片語中，也從周圍社會的變化中，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事態嚴重，好像要發生什麽大事情一樣，但對到底會發生什麽事，心裏全然不知。看著大人們愁腸莫展的臉色，我也有些許的不安，但也不完全，好像不安中也夾雜一絲好奇，想看看戰爭到底是怎麽回事，好不好玩。

       戰事臨近，蔡家大院的住戶們，除了不安的情緒外，也在暗中積極儲備物資。院子裏，住在我家隔壁的羅家，買了好幾口袋大米回來，還買回了一車柏木柴，是用雞公車送來的。另一戶鄰居朱家，是編織毛巾的個體戶，他們好像拉回了好幾車棉紗。對我而言，最現實的變化是，家裏買了一擔（大約三百斤）大米後，原先早餐的稀飯，改成了幹飯，三頓幹飯，管飽管夠，舒心極了。家裏有兩個大青花瓷壇，裝了滿滿兩壇豬油，也是為了‘備戰’。買不到菜的時候，對付著吃點豬油合醬油飯，也很愜意。

      12月底前一個多星期，力田小學宣布停課放假。我永遠記得上最後一堂課時的情景，班主任孫嘉順老師，在課堂上給我們講了一些她之前從未講過的大話題，什麽國家呀，人民呀。那節課我聽得似懂非懂，老師講了些什麽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但是我破天荒地第一次非常認真聽課，第一次沒有在課堂上接嘴（成都土話，意即‘插話’）。下課後，我心裏感覺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沉重感，一種我內心從未有過的情感體驗。孫嘉順老師，是個女性，對學生很好，像個媽媽一樣，同學都很喜歡她。後來知道，孫老師是地下共產黨，她那節課講的話是話中有話，隻是我們這些少不諳事的學童，沒有聽懂而已。懂雖不懂，但情緒總是受到了很大的感染。

       戰事歸戰事，但玩的事情是不能耽誤的。不上學了，沒有了學業的束縛，我成天出去和玩伴們東遊西蕩，玩得‘天昏地暗’。有一天，我和房東的兒子蔡家讚路過新糍粑店，吃驚地發現糍粑店茶鋪隔壁，平時存放消防器材的小屋子，變成了自衛隊的辦公室，像賣打藥的店鋪一樣，門口插了一些關刀長矛之類的東西。而且，我們還發現，自衛隊隊長就是我們認識的抗德成，他家住在蔡家院子對麵的潘家大院。抗德成，人長得牛高馬大，背微微有點佝僂。看他一天到晚跑上奔下的，似乎事情十分緊急。 這類武裝，肯定屬於反動組織，解放後立即被解散了。

       我還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也增添了我的不安。有一天，我從家裏步行到我家開在水津街的柴鋪去，走過雙槐樹街時，發現街的兩頭都修了一道木柵門。木柵門，是用直徑十五公分左右的原木修建，三根原木用幾道鉛絲捆在一起，還有兩扇用同樣原木做成的門。我走到水津街後發現，原來水井街，水津街和天福街都修建了類似木柵門。木柵門處，有持槍的自衛隊守衛，早上打開，晚上關閉。我進城走過城門洞，發現東門城門洞還修起了兩個碉堡，碉堡前麵有一排沙袋壘砌的牆，兩個當兵的端著槍，在那裏站崗，檢查進城出城的車輛。

      日子一天天過去，形勢也愈來愈緊張，這一點，我從周圍發生的事情就分析判斷出來了。蔡家大院的竹林深處，突然出現了五、六個掩體。說是掩體，那是軍事術語，其實就是一個不怎麽規整的土坑，有兩三米長，一米多寬，一米多深，足足可以隱藏一家五口人。隔壁楊家林盤中，也有五、六個。我們難得去林盤中玩耍，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啥時候挖出來的。我和幾個玩伴發現了這些坑，覺得好玩，想試著下去玩玩，但終究是膽太小，都不敢下去，害怕下去爬不上來。

       說明形勢緊張的，還有另外一件事。有一天，我出門去玩，突然發現離蔡家大院不遠的地方，‘裕華紗廠’（後來的‘成都紡織廠’前身）、‘四川大學工學院’以及‘成都造幣廠’（後來的‘藍光機械廠’前身）後牆上，都突然標出本單位的名稱，正楷字，很大，一個字就占滿了一幅牆，顏色很醒目。後來上水津街，路過王化橋街，發現那個火柴廠，也在牆上寫上偌大的‘成都火柴廠’的幾個大字。我回家聽家長解釋後才知道，如果有戰事和警報（空襲），軍人和飛機師就能看清，那是民用目標，不是軍事單位，這樣就不會被誤打誤炸。聽了家長的這番話，心裏反倒覺得更害怕了。心想，我們蔡家大院沒有圍牆，更沒有寫字，會不會被轟炸呢？

       不過話又說回來，擔心也好，不安也好，生活總是要進行下去的，蔡家大院大人們的日常工作，還是在照常進行，農人照常下田勞作，買賣人照常進城做買賣。蔡大爺，綽號‘歪人’，也照常進行每天的‘罵人秀’。蔡大爺有個習慣，每天早上起床抽了早台大煙後，要用二十分鍾時間，在回廊上，一邊來回踱步，一邊扯起嗓子罵人。罵人的主題不斷變化，罵的對象也不固定。‘你媽P, 喊你們不要去買，不聽，糟蹋了老子兩鬥米的錢’，這是在罵他兩個已成年的女兒；‘昨天我看還好好的，媽P 今天就把老子五根竹子砍走了，日你媽，拿去吃了屙痢打標槍（拉赤痢的意思）’，這是在罵偷偷砍了他林盤竹子的人。從來沒有人回應他，他罵夠了時間就自動結束。

       時間到了1949年12月下旬，有些事情更不對勁了。原來空空蕩蕩的靜居寺，突然駐進了二、三十輛美國造的十輪大卡車，每天從糍粑店的馬路上進進出出，轟鳴聲震天響。蔡家大院的人都在議論，但都不知道是咋回事，隻覺得時局越來越危險，大戰馬上就要來臨。後來才聽說，那是成都北麵戰場上，敗下陣來的胡宗南軍隊的運輸隊。而且，可以印證這一點的，還有兩件事情。一天，來了一位穿國民黨軍官製服的人，要在蔡家大院租房，轉了一圈後，覺得不滿意，走了。隔了幾天，又來了一位說湖南話的軍人，戴著船形帽，不像前麵那位戴一頂大沿帽，官銜可能比那位要低點。他也是來租房子的，而且是為他的家庭，除了太太，還有一個兩歲多的女兒。

       院子裏叫葉九鬆的一個農民，從他家裏騰出了一間屋子，租給了他。來人叫胡漢民（和國民黨一位元老同名同姓，我那時根本不知道），是個軍車司機，人很和善隨和，很會和大家相處。胡的到來，也給蔡家大院的住戶們帶來了很多消息，知道胡宗南的部隊正在節節敗退，可能會撤退到西康一帶去。胡每天去駐紮在空軍醫院（現在的解放軍425醫院）汽車運輸隊上班，每天都帶回來一些有關局勢的新消息。在蔡家大院，他家一直住到解放後，他在新政權下找到了新的工作，為新成立的西南民族學院教務長張漢卿開小車，我們還曾經去他那裏玩過，這是後話。

       隨著形勢越來越吃緊，蔡家大院住戶們的心也越來越收緊，大人們湊在一起議論形勢的時間，也多了起來。但對於解放是怎麽回事，大家還是一無所知，反倒是，國民黨散布的謠言滿天飛，有些謠言把共產黨描繪得十分恐怖，這更增加了大家的不安和惶恐。在這種不安和焦慮中，突然有一天，胡漢民幾天沒有上班後從城裏回來，欣喜地告訴大家，成都和平解放了。聽到這個突如其來的好事，大家開始並不完全相信，怎麽經過這麽些擔驚受怕的日子後，就突然沒事了？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麽的？

       後來的幾天，獲得的消息更多了，胡漢民消息的真實性也得到了證實。原來，四川的軍閥劉文輝、鄧錫侯和潘文華，三個人在彭縣聯名通電起義，解放軍和平接管了成都。這時候，蔡家大院的人們才鬆了一口氣，繃緊的神經，也立馬鬆弛下來，對即將到來的解放，有疑惑和迷思，但更多是期待。

       不久之後，學校通知我們返校上課，蔡家大院那段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也在出人意外的平靜中結束了。我心裏的心事消解了，但寬慰中還有些許的失落，原來想看看打仗是什麽樣子的希望，也落空了。但是，一座曆史名城沒有毀於戰火，得到了保護，成都人民免卻了戰亂之苦，這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