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麽文革不會重來
作者：莫之許
自上任以來，習近平的一係列言論和舉措，如明確提出前後兩個30年互不否定、相比前任更多地援引毛澤東的言論（如刀把子）、更顯著地否定普世價值並打壓異議人士，等等，引發了人們關於“文革重來”或“二次文革”的憂慮，近期，習近平又就學習毛澤東《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作出批示，網絡上也湧現出諸多近乎個人崇拜的歌曲作品等等，進一步引發了人們關於“文革重來”的憂慮。
“文革重來”在當下的含義，首先是指專政的強化，此外，還有更為明確的意涵：一是指朝向毛澤東式軍事共產主義社會或曰毛式極權的複歸，一是指最高層動員底層民眾所形成的“民粹”狂歡。實際上，這並不是“文革重來”的擔憂首次出現，前幾年，薄熙來的“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也曾被人看作是“文革重來”的嚐試，與習近平對於毛澤東時代的借用一樣，“唱紅”也被看作是某種複歸的信號，而“打黑”，則被看成是某種接近“民粹”狂歡的運動。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樣的擔憂都忽略了當下與文革時代的根本區別。在文革中，包括公檢法在內的既有官僚權力體係被砸爛，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群眾專政”，但所謂的“群專”並沒有成為體製的反對力量，相反，如同毛澤東事先所盤算的那樣，實現了“由天下打亂到天下大治”，任其獲得了絕對權力。在整個運動過程中，群眾組織都在對最高權力做出直接響應，而在相互衝突的派係中，誰會受到壟斷軍事暴力的支持，占據正統的位置，也取決於最高權力支配下的逐級確認，最終，群眾運動並沒有破壞而是加強了專政統治，這表明，被推翻的官僚體係與被動員的群眾，同屬於一元化體製的一部分，並共同受到體製權力的約束。同時，所謂的群眾運動實際是運動群眾，它並非自發的草根產物，也不是什麽民粹，而是專政的特殊表現，民眾的狂熱表現，是這種絕對控製體係運行的產物。
這樣的控製體係，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中共建政以後，不僅摧毀了舊政權的政治基礎，更通過持續的運動等各種措施，將原有的經濟、宗教、社會、文化等各種組織力量統統加以消滅，在“格式化”之後，再按照極權主義的要求，進行了重組，從宏觀而言，包括一黨專政，計劃經濟、思想一元，而在微觀上，則形成了以公社製和單位製為基礎的，直接作用於民眾個體的、由上而下的絕對控製體係。
此一絕對控製體係，不僅從人身上，而且從心理上實現了對民眾的絕對控製，民眾在政治高壓下，不得不傾向於不假思索地服從，民眾在壟斷所有資源和上升渠道的體製中，不僅因“不服從者不得食”而必須服從，相當多的民眾也試圖通過響應體製的號召，積極表現，而獲得更多的物質利益，尋找上升的機會，在這種基於恐懼和利益的行為機製驅使下，加上思想一元化下的教育宣傳的持續洗腦，對當時民眾形成了從身體到內心的全麵控製和主宰，如今看似荒謬的個人崇拜在那個時代的流行，實際上正來自於政治高壓、經濟獨占、思想一元的共同作用。
也正是有了這種體製對民眾的直接控製，也包括由此形成的深入的個人崇拜，基於恐懼的絕對服從心理，才有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基礎。
毛澤東去世以後，體製逐漸引入市場化，這不僅使得民眾擺脫了體製對資源和機會的絕對壟斷，告別了“不服從者不得食”的心理恐懼，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市場化的深入，對於人員、產品、資本、訊息的流動也就有著愈來愈深入的要求，原有的公社製和單位製也就隨之逐漸解體，盡管體製仍保留了村委會、居（社區）委會這樣的基層組織，以及工、青、婦、團等群工組織，但在不可阻擋的流動性麵前，針對個體的直接控製還是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對於這一市場化後果，體製並未掉以輕心，在維持專政體製的大前提下，維持了以黨統政、中央集權的基本形態，維持了教科文衛等事業單位建製，以保持對於思想文化領域的控製，更利用市場化帶來的經濟成果，改造並充實了專政體製，包括強化武警公安等強力部門、擴充和做實基層組織的配置和功能、突出針對新興社會階層的兩新黨建等舉措等等，在引入市場化的同時，盡力控製市場化的社會後果，尤其是防止大量不受體製直接控製的個體走向聯合和組織。
一方麵是市場化的引入，一方麵是針對市場化後果的反應，兩相作用之下，前三十年直接作用於個體的一元化控製體係，逐漸轉變為如今專政體製與市場化新興力量的二元存在。這一轉變，深深地改變了體製的運行方式，對於體製而言，失去對市場化群體的直接控製，不僅意味著在全麵動員群眾上缺乏手段和能力，更為重要的還在於，由於缺乏作用於個體的手段，在任何社會異動麵前，體製都有脆弱的一麵，或至少具有巨大風險。也因此，體製本能地懼怕一切社會異動，擔心任何風吹草動，維穩體製本身，正是這種懼怕的產物。
這也就意味著，二元存在所固有的結構性衝突，以及社會異動對於體製可能具有的威脅，使得體製不再具有文革式的動員能力。近年來，為填補意識形態空白，體製曾多次嚐試對民族主義情緒加以利用，但是，每一次這樣的民族主義圖謀，最後都隻能草草收場。曾經看上去熱鬧的“唱紅打黑”，雖然披有運動的外衣，但其實無論是“唱紅”的人群，還是“打黑”的部署，都局限在體製內部，並未動員社會，筆者在當時就曾斷言，“重慶模式”更多是普遍維穩模式的加強版或另類版，而不是什麽“文革重來”。
當然，由於體製依舊擁有絕對暴力壟斷，壟斷著宣傳、教育、科研，並擁有壓倒性的組織和資源優勢，就意味著，體製可以排他性地占據任何可見的實體和虛擬空間，形成一種類似前三十年乃至文革時期那種獨斷的氣氛，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的體製作為正在製造這種氣氛，而這種氣氛與近幾年的社會凍結措施相結合，如同當初的“重慶模式”一樣，給人帶來“文革重來”的錯覺，但對於體製而言，推行的仍是既定的維穩路線，而非其他。
2016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在民建、工商聯界聯組會講話中，再一次重申了體製對於市場化和民營經濟的堅持，而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隻要市場化持續，大多數民眾就依舊處於不受直接控製的狀態，體製也就隻能繼續采取壓製和管控的方法，對民眾加以約束和維穩，在當下的二元結構下，也就意味著，體製的優先選項不是動員、而是凍結。在這個意義上，既不會有自由化改革，也不會有文革重來，而隻有繼續維穩體製、或市場新極權體製的凍結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