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叁裏河

作者： 言哲君

與國內的黃金十年完美錯過

不久之前，北美華人論壇上有人拿美國綠卡和北、上戶口做比較，討論哪個一個更值錢。其實這個話題在華人社區裏已經隨處可見，例如“上海人還會移民嗎？”、“xx 戶口和美國籍怎麽選？”。

當然，類似的討論在二十年前、甚至是十年前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單從 “錢” 上看，當年五十萬美元的移民門檻顯然要高於這些城市大部分的房產價格（如果把房產作為戶口的門檻和標誌的話）。

外國綠卡和北上深的戶口，這兩樣東西，當然還摻雜著一些無法量化的情懷之類的因素，例如，民主社會、清潔空氣、教育環境和社會地位之類。如果要強行做一個比較的話，最直觀最有比較價值的方式，可能就是換算成金錢了，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再把各個“情懷” 進行橫向比較。

那麽在現在，即使把現在移民門檻看成一百五十萬美元，把這筆錢換算成人民幣也很難保證能成為國內一線城市的新市民（甚至一些強二線）。像民主、教育和社會地位這類的理由，則逐漸被華人玩不轉的政治、一二代之間的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問題，還有職場以及社會的玻璃天花板削弱了光環，而最重要的因素 —— 高收入，也在大部分人看來被高物價和稅收所抵消。

用大半輩子的積蓄，等上個五六年甚至十年換一個綠卡，這筆帳好像突然變得不劃算了。

對於那些不需要付出幾十萬美元，而是通過一些灰色途徑獲得國外戶口的人來說，即使是低成本的獲得一個國外護照，還是會產生看不見的成本。比如，為了保住美國護照而上十萬二十萬一年的國際學校，又或者在戶口問題帶來各種阻礙是糾結於在國籍之間做二選一。

反而是很多已經移民落地的人，開始意識到祖國這幾年的飛速發展已經彌合了當時作為他們移民理由的各種社會和經濟差距。一部分人因此開始逆流回國。

於是，我們會看到北上深頂尖的國際學校裏，越來越多的華僑子女麵孔、等了好幾年排期已到的上海移民主動放棄機會選擇留在國內、還有一些人甚至開始尋找回國落戶的門路。這其中主要包括了美國和澳洲這種老牌國家的中產移民。

當然不是說所有人都有這種煩惱。有錢的富人和連生存都有困難的窮人，都有能為了其中一個理由而放棄其它所有的動力，前者可能是希望有一張能夠“想走就走”的門票，而對於後者，單單是匯率帶來的收入差距就足夠了。

對於在財富光譜兩端的人來說，之前的移民理由仍然好用，至於在中間的中產，尤其是以為出國之後能用積蓄換來一個更好或至少同等生活水平的正中間的那批人來說，這種邏輯正在失效，至少不像以前那麽嚴密了。

即使有些人能意識到：出國之後生活會下降一個檔次。但是他們理想中的通過匯率帶來的工資上漲以及國外健全的福利製度作為兜底的安全網，過個十來年就能東山再起的情況可能根本不會發生。

我們通過在澳大利亞的一些簡單采訪和網上搜索，發現了佐證這道理的一些例子。這個樣本很小，可能無法說明問題，但能讓我們看到或許會形成一股潮流的浪花，提供了幾個從側麵觀察這個問題的角度。

“中產不太適合移民，中產過來會消費降級。”一個老移民告誡說。

Lance Shi 在知乎上回答關於是否該移民澳洲的問題時稱，專業方向較好的程序員在澳洲幾年下來 10 萬澳元是保底，15 萬澳元稍好，有的人 18 萬澳元也沒問題。

這個說法得到了其他人的驗證，有網友舉了個身邊的例子：一個國內工作5年的碼農，北京開的 20 萬的工資，澳洲公司給 9 萬刀 base，相當於 45 萬人民幣，super（養老金）另算，而且不用加班，看項目分紅。

但澳洲，特別是悉尼的生活成本比國內要高得多。城市生活指數對比平台 Expatistan 對北京和悉尼在衣食住行、醫療和娛樂方麵做了一個對比，結果顯示，在北京生活總體要比在悉尼生活便宜 37%。

物價成本縮短了匯率差距。Lance Shi 認為，雖然澳幣現在的匯率約是 1：4.8，但是如果按照購買力算的話，換算成 1：2 到 1：3 之間才比較恰當。

“換句話說，如果是 15 萬澳幣的年薪的話，應該對應成國內差不多 35-40 萬年薪的生活水平，而不是 75 萬。”所以對於過慣了國內生活的新移民來說，即便按匯率換算薪水比國內高，生活質量也有可能會嚴重下降。

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這種對比可能就更明顯。2013 年到 2018 年之間，大批互聯網創業公司集中上市，不少員工通過期權套現實現了財富自由和階層躍進，身價暴漲千萬的故事真實地發生在許多人周圍。

論壇上曾經有一個老移民充滿遺憾地抱怨說，作為當年宿舍唯一出國並移民的人，當初鶴立雞群的他現在已經和國內幾個進了創業公司的同學拉開了差距，隻不過他是落後的那個，“風光了不過五六年”。

不僅如此，華人移民在海外職場上的“天花板”讓他們的未來收入預期也大幅減低。

在澳洲某公司工作的馬先生是一個團隊的負責人。在過去幾年，他的部門管理經理換了三次，參與競爭的他每一次都是失望而歸。

母語非英語的新移民職場問題一直存在。有研究發現，出生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和南非等英語國家的人，在澳洲更容易成為最高層管理者。在澳洲的首席執行官和總經理當中，來自這些國家的移民占比高於在澳洲出生的人士。

與此同時，來自菲律賓、越南、印度和中國的移民則很少能擔任最高層。

對此，馬先生也總結了落敗經驗：“在實打實的技術上，我們華人的技術非常過硬，但是很難進管理層。這裏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由於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和對本地習俗的了解有限，我和客戶、上級的溝通，明顯比本地人要差一截。這是很難改變的。而且當地人會有一些刻板印象，覺得我們都不善言語，隻會埋頭苦幹。”

IT行業是技術移民的熱門職業，收入落差並不是最大的。對於其他專業門檻相對更低些的工種，新移民的情況普遍更糟。

去年年底，Willa Li 和一批誌願者走上了悉尼的 Hurstville 街頭，高舉要求“漲薪”的標語，並使用粵語和普通話向路人派發宣傳單。這是名為“改變規則（Change the Rules）”運動的一部分，目的是呼籲華人在澳洲工作場所中得到更好的工作保障、更高的薪資待遇及性別平等。

“我聽到一個故事，有人第一天上班，幹了4小時後，老板就說‘回家，你的工作沒了’。” Willa Li 說，對於餐飲等服務工種，老板現金支付“避稅”以及克扣工資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這不是危言聳聽，很多在國內風光的新中產因為社會融入問題，在很多行業都缺乏競爭力。謝先生是墨爾本的新移民，前年在塔斯馬尼亞一家公司找到了新工作，沒想到一個多月後就失去了這份工作，而且此後七個多月一直處於失業狀態，成為了貧困人口。

“失業比當初找工作還讓人痛苦，那種失落的感覺很不好受。”謝先生對這段經曆苦不堪言。

澳洲國立大學（ANU）的研究人員做了這樣一個實驗：他們發出了 4,000 份模擬簡曆應聘一些基礎崗位工作，來統計其麵試機會的概率。他們發現，凡是用“非英語（non-Anglo）式”名字發出的簡曆至少要投遞兩次，甚至多次才能得到麵試機會。

具體來看，中國名字的求職者則需要多投68%的簡曆，才有可能獲得麵試機會。

因此，如果不是技術工種，新中產移民們在海外就業形勢並不容樂觀。

根據澳洲統計局去年5月份的薪資數據顯示，在未扣除稅款和紅利的情況下，澳人的平均周薪約為 1500 澳元，這相當於全職員工的平均年收入約為 8.2 萬澳元。而對於華人新移民來說，很多工種年薪僅在 4 萬澳元到 5 萬澳元之間，應屆留學生畢業後的起薪也僅有 3 萬澳元到 4.5 萬澳元。

很多新中產移民的收入水平遠遠比不上國內，甚至會落入貧困線。根據《2018年澳大利亞貧困報告》數據，出生於非英語國家的移民群體的貧困率，要遠遠高於澳洲本地出生人士及英語國家移民群體中的貧困率。

當然，作為高福利國家，澳洲政府會給失業人士提供新起點失業救濟（NewStart Allowance）。但這道最後的安全線也在逐步失守。

去年，政府將各種福利津貼的等待期延長至三年。它的結果是，如果新移民想要獲得失業津貼、青年津貼以及各種育兒福利津貼和家庭福利，最多要等上四年。

文化差異也讓華人新移民未能享受到所有福利。比如，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中產移民普遍不願意主動尋求救助。另外，很多華人都不清楚本地有哪些慈善機構，也不知道失業後自己和家人可以得到什麽樣的幫助。

“天上掉餡餅”這種對西方福利製度的想象無疑是幼稚的。

很多人也從未想到發達國家的貧困問題同樣如此嚴峻。在過去的十年裏，澳洲 19 歲至 24 歲的“無家可歸者”數量增加了46%。根據澳洲統計局的定義，“無家可歸者”還包括住在避難所、公寓、臨時住所或季度擁擠場所中的人。

“如果知道隔壁中產階級社區的人可能也無家可歸，許多人會感到驚訝。”澳洲國立大學的人口學家莉茲·艾倫（Liz Allen）表示，無家可歸不是因為沒有屋頂，而是因為沒有一個安全的家，“澳洲的住房問題已經超出了露宿街頭的傳統觀念。”

房價的連年高漲成為了這個問題的罪魁禍首。據統計，居住環境過度擁擠的人占無家可歸者人數的近一半，而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出生在海外。

新移民們成為了城市發展陣痛中的“背鍋俠” ——似乎是因為這些外來人口的急劇增加，才讓悉尼和墨爾本變得擁擠，住房變得緊張。

而為了解決城市擁堵和基建落後問題，澳洲在2019年削減了3萬移民配額，還發起“上山下鄉”運動：新移民們必須現在悉尼、墨爾本之外的邊遠地區住滿一定的年限才可拿到“綠卡”，否則免談。

顯然，這個政策加劇了新移民後“返貧”的問題，因為邊遠地區醫療條件的落後、就業機會的稀少，新移民們收入不得不進一步降低，生活質量和幸福感也會大受影響。

相當諷刺的是，澳洲削減移民卻不削減富豪，移居澳洲的世界富豪越來越多。

最新公布的《2018年全球財富移民回顧》報告顯示，世界財富遷移趨勢已經愈發的劇烈。在未來 5 年內，澳洲的超高淨值人士規模將增長 22%。調查表明，對於亞洲及大洋洲其他國家的超高淨值人士來說，澳洲被認為是首選移居地。

對他們來說，持續高漲的“反移民”論調似乎並不適用——他們不從事低薪工作，不要求福利和補貼，其後代也不會擠占公立學校的資源，因為私立學校才是他們的首選。

澳洲似乎隻是個“保姆國”：投入 500 萬澳元作為擔保，每年隻需要在澳洲住滿 40 天，不需要考英語、不需要學曆限製、不限製年齡、不需要相關工作和商業背景，就可以全家移民來澳洲享受生活。

而對於剛剛達到中產的新移民來說，是否應該移民的人生抉擇越來越尷尬。就像開頭說的那樣，隻有兩種人適合移民，一種是富人，一種是窮人。

對於羈絆和責任最多的中產來說，想用移民來逃避種種問題，出了國之後隻會發現，在老家要麵對的問題在新環境中同樣一個不少，找工作、買房子、孩子上學、父母養老統統跟著你來到大洋彼岸，甚至還因為環境和文化的改變而變得異常複雜。這樣就是為什麽，越來越多人寧願在海外配置資產，而不是肉身出國，畢竟房子和股票變現的難度可比國籍要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