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這些美麗的漫長的夏日的黃昏；

但我知道，奇跡不再降臨，

我也不再是那個手持鮮花

在機場出口迎候的人。

——王家新《來臨》

畢業季，常逢夏日。從某一年的此刻，陽光融化了我們“學生”的身份，然後，被一份份表格重鑄成各種身份，走向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人生。

重鑄的過程，或電光石火，或緩慢綿長，也許有驚喜和意外，也許還會有疼痛與煎熬。而重鑄後的模樣，隻有我們自己才知道。

2008年，是我博士的最後一年。轉眼10年過去，我還是沒法理解那一年的經曆在我人生中意味著什麽。

在國內拿的博士學位後，我來美國做博士後。按我在國內的理解，“博士後”是剛畢業的博士生們正式進入學術圈或工作之前的緩衝期。可實際上，美國的博士後就相當於一個沒有時限的實習期，除了繁重的科研任務，還要幫教授（實驗室真正的老板）撰寫論文和課題申請書，訓練博士生們實驗手法和技能，對職業空間沒有任何提升。

對於大多數博士後而言，每周工作普遍在50小時以上。到了感恩節和聖誕節，老板回家團聚，學生們放假，博士後也隻能獨守實驗室，且沒有任何薪酬補償。一旦實驗室課題經費斷檔，教授還有教學和教務方麵的薪酬支撐，學生則可以換實驗室，博士後就隻能走人——能不能找到下家、能找到怎樣的下家，全憑運氣，前任老板頂多寫封推薦信而已。

那時候，我住在房東大姐的美式房子裏，每次洗澡都能在衛生間各處看見她掉的頭發，濕漉漉、一縷一縷的。那些頭發就好似一柄利劍，懸在我頭上——我不想變成她，一個做了10多年還不知何時才能做完的博士後。

北美的夜空，人和人就像漫天繁星，看起來很近，其實遠到讓人無法理解；偶爾相遇，也隻是擦肩而過。

1

2008年的上半年，我是在廈門大學度過的。

我隻是隨導師去做畢業課題，不是廈大的學生，不能住學生宿舍，也沒有學生證和圖書卡，去食堂打飯都得蹭別人飯卡。

5月畢業季，校園裏彌漫著軟綿綿的感傷，魯迅石像下全都刻著“不想畢業”之類的字跡。我常琢磨，我要是這個號稱“全國最美高校”的學生，也肯定想再待個四年五載。可惜我是個“黑戶”，當時的心態就跟現在融入不了大城市的民工差不多，隻想趕緊畢業走人，出國去。

瘋趕畢業論文的當口，在電視上看到大地震，想捐50塊錢。當時在實驗室，每個月能領五六百的補助，50塊對於我，隻是少吃頓海蠣煎而已。跟踢球認識的幾個哥們兒說了，他們都不捐，還說鬼知道錢會到誰手裏，於是我也沒捐。可後來好多年一直忘不了，自己也後悔了——還不如捐了呢，管它到誰手，至少自己心安。

很快就回東北畢了業，去沈陽辦簽證。美國駐沈陽領事館在和平區十四緯路，一大早排隊麵簽，前麵幾個人圍著一個女孩，大家手握手閉著眼念念有詞。當我聽到“感謝主啊”，才明白他們是在禱告。那女孩在國內讀了神學院，想去美國深造。

輪到我了，簽證官長得很混血，掃了兩眼材料，開口說了句“回去等著吧”。我一聽是東北話，登時五雷轟頂，練了兩天兩夜的英語愣是沒用上。

排在我前麵的那女孩，簽證官是一黑人大媽，用德州腔問她，既然是學《聖經》，去哪兒不行，為啥非去America？女孩聽不懂，急了，翻來覆去就一句英語：我去America不為別的，就為了學《聖經》。黑人大媽把她拒了，她哭著出來，和剛才禱告的兄弟姊妹抱成一團。

讀研時我就想出國，不但為之努力，還沒來由地篤信自己一定會出國。當時覺得那叫信念，現在回頭看看，說成是少不更事的偏執也亦無不可。

那個陌生女孩的哭泣，讓我頭一次琢磨出國對於我的人生，究竟意味著什麽。

2

然而這會兒琢磨為時已晚了。

8月底，東北縣城涼意初露，赴美簽證寄到我家。母親臉上既藏不住笑，也藏不住愁。父親倒是雲淡風輕，隻說時間趕得挺好，奧運一完事兒，北京就不堵了。

行李是父親裝的：棉被，棉衣，碗，勺，電飯鍋，菜刀，鞋子，襪子，小塑料菜板和各種款式的鞋墊（不知聽哪路親戚說的，美國人居然不墊鞋墊）……我看著他一樣一樣往裏裝，心說這哪兒是去美國呢，去非洲大草原還差不多。

這些能鋪滿兩大屋的物件硬是全讓他裝進去了，還是意猶未盡，說“要不是怕超重，還能再塞條電熱毯”。

父親也沒什麽高深的訣竅，隻是一味地想辦法壓縮空間而已，比如飯鍋裏盛鞋墊，棉被中掖菜刀。母親就在一旁說：“這老些東西，裝了又散，散了又裝，真服你爸了。”

父親嫌超市的打包繩不結實，非要往裏串粗鐵絲。他年輕時當過鉗工，手一沾鐵就停不住，扣擰得結實無比，行李箱被他五花大綁，像一炸藥包。後來我在美國落地，好不容易借了一把鉗子，才能拆箱過活，把房東都看傻了。

爸媽一起去北京送我。臨走前一晚，我出去跟同學喝酒，回來睡得很死。第二天上車，母親嘀咕說：“你爸真是老了，總疑神疑鬼擔心落啥東西。三更半夜非要把行李拆開，大小物件挨個過一遍才算放心，重新打好包天都亮了。”

在北京停3天。三口人馬不停蹄，跟沒出過門兒似的，恨不得把北京城逛個底兒朝天。

我是怕一停就會想，這一出去再回來就不知猴年馬月了。至於爸媽為什麽不停下歇歇，我也沒問。三口人隻悶頭亂逛，悶頭照相。

終於到了首都國際機場，父親看起來很疲憊，母親卻跟我喋喋不休，說碰過生肉的手絕不能沾碗筷；說美國那邊都用洗衣機，內衣內褲和外衣外褲千萬要分開攪；又說美國人是美國人的體格兒，冬天光不出溜啥事兒沒有，你千萬別得瑟跟著瞎學。等最後到安檢了，她又數落起我們縣的裁縫。我說人家怎麽了，新做的西服不挺合身嘛。她說你現在穿是合身，在美國吃幾年高熱量的漢堡，合不合身我就看不著了。

我聽了搖頭，笑著去過安檢了。明明不敢回頭，卻還是回了頭。

這一回頭就看見母親在哭。父親也真是的，也不勸勸她，隻背手站在一旁，左顧右盼的，不知在看些什麽。

3

這是我頭一次坐跨國航班，北京直飛芝加哥，13個小時，睡睡醒醒，比13年還漫長。鄰座的哥們兒也是東北人，也學生物，也出來做博士後，就聊起來了。

“美帝不可久留，往死裏整兩年，趕緊殺回來占個坑兒！”昏暗中他的東北口音殺氣騰騰。

他剛當上父親，給我看手機裏兒子的照片。還是滑蓋兒的手機，像素又低，我隻能看出個娃娃的輪廓，我就說：“恭喜，很可愛。”他搖頭，說媳婦兒隻給他一年時間，頂多一年半，要不他回國，要不就離。所以他心急火燎殺回去，不隻是為占坑兒，還為了保住老婆孩子。

我倆邊聊邊刷靠椅上的顯示屏，飛機在太平洋上一點點挪著，飛行高度是英尺，我倆卻毫無概念。我有點羨慕他，心裏想著，至少他對未來還有個方向，有方向就有盼頭，可我呢？我要在美國“往死裏整”幾年呢？就算回去也沒啥媳婦兒等我，但會有個坑兒給我占麽？

待飛機終於在芝加哥落了地，我倆已聊得滿臉油光。我轉乘大巴，他轉機飛往東海岸，習慣性互留了手機號，一想在美國用不上，又趕緊加了QQ。我倆同齡，連QQ都同樣是7位號，當下相視一笑，就差沒在俄亥俄機場宰口豬拜把子了。

就此別過，至今再無聯係。

我常想，他現在應該陪兒子看世界杯呢吧，也不知在美國往死裏整了幾年，回國占了多大一坑兒。如果杜甫有7位號的QQ，個性簽名會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麽？

4

我在美國的房東是一位中國大姐，已經做了10多年的博士後。人很熱情，專門開車過來接我，開口就說：“歡迎來到玉米地。”

我坐上車向窗外一看，真的就是玉米地，齊刷刷一人多高，成片成片的一望無際。

大姐笑：“很荒涼很農村吧，許多國內人剛來都很失落。”我到覺得還好，從小在縣城長大，大城市對我沒啥吸引力，何況我來這兒是做博士後的，是荒涼還是繁華關我鳥事。

其實出來前，我是想找個美國人當室友，練練英語啥的。但母親卻堅信，還是咱中國自己人靠譜。為了讓她安心，我才和這位大姐聯係上，她發過來我要住的房間照片：中央空調，實木地板，窗外還能看見剪成板兒寸的綠草坪。

可當她把我接到家，卻讓我在客廳先將就兩天，因為住我房間的房客還沒搬走。本以為她說將就是睡沙發什麽的，豈知是我自作多情——客廳根本沒沙發，隻有兩把美式的安樂椅，掛道簾子和廚房隔開，我打地鋪而已。

剛飛了13個小時，又雲裏霧裏倒著時差，得虧是10年前的身子骨兒，地鋪就地鋪吧，難不成當下就退了房在玉米地裏現找？至於租金該怎麽算，也由房東去吧。

真正讓我頭疼的是洗澡。

這棟美式木頭房隻有一個能洗澡的衛生間，卻住了六口人：大姐一家三口、暫住我房間的那對小夫妻和我。

首先，是要可著大姐家先洗的。她做科研辛苦，又要顧家，洗澡大概彌足珍貴的放鬆，所以一洗就半個多小時，水汽總是透過門，一陣一陣地彌散進客廳。她先生曾在國內當過兵，來美國這麽多年一句英語不講，一洗澡就高唱著“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很是驚悚。

至於那對小夫妻，都是挑晚上洗，老公搭著老婆的肩笑嘻嘻進衛生間，鴛鴦戲水戲到夜深。衛生間和我睡的客廳隻隔著兩層木板。我因時差而失眠，耳朵又很靈敏，該聽的不該聽的全收進腦子裏攪成一團糊了。

當時在美國跟國內打電話，用的是“長城卡”。大姐給了我一張，讓我給家裏報平安。母親上來就問一切可好。我說都好。又問時差倒過來了麽。我說倒過來了。問這幾天吃飯怎麽辦，大姐在一旁聽了笑，說：“您甭擔心，我們給他做就好了。”母親忙讓我把電話給大姐，先是連連道謝，又數落我不懂事，讓大姐凡事多照顧照顧。

說到底，母親還是擔心我寄人籬下。

5

其實大姐在家根本不做飯，她先生在中餐館打工，每天帶回各種炒飯，不知道加了多少鹽和醬油，油膩膩的，太慣著美國人口味了，連豬肉都能吃出爆米花味兒。所以，我都是自己做飯。

當我從行李箱掏出菜刀和菜板，在廚房擺開架勢切土豆時，大姐的兒子Kevin跟了過來。那是個正在變聲期的少年，據大姐說“將來非藤校不讀”，我不敢怠慢，停下菜刀問他吃沒吃，他卻問我知不知道奧巴馬其實是個非洲人。

Kevin七八歲就出來了，一口地道的美語，卻對這國家毫無認同感。看出來是憋壞了，好容易逮著我這個剛出國的，沒說兩句就開始用半生不熟的漢語痛罵“韓國棒子”。

我問韓國咋惹著你了。

“棒子就是American養的dog！”

“你這都聽誰說的？”

“天涯，鐵血，你在國內不上麽？”

Kevin說他從來不聽美國歌兒，隻聽周傑倫。我樂了，說周傑倫那哼哼哈兮不也就是邯鄲學步，學美國黑人那一套麽。他不懂啥叫邯鄲學步，我解釋了，他倒急了，硬要我聽他的mp3。

我拿來一看，裏麵存著幾首《範特西》，大笑：“這都猴年馬月了，你家偶像早‘依然範特西’了。”

他有點窘，沉默一會兒，頹然說：“還是old song好聽。”轉身就回地下室繼續聽他的《範特西》了。

我刀功差，跟Kevin扯了一通，土豆絲粗細不勻，又怕糊，添了好幾次水，燉成一鍋土豆條兒。給家裏打電話，沒人接。這裏晚上10點，國內上午11點，也不知他們在忙些什麽。

小夫妻就要回國了，男的在美國讀了兩年書，打出4大包行李，鴛鴦浴洗得特別晚。囫圇吃完，我幹脆決定出去散散步。

踏黑而行，信步走進一處公園，蟲鳴蛙叫，星垂滿天，流螢爛漫。草叢裏忽然探出野鹿兩頭，月光下一前一後，一高一矮，估計是一公一母，我心裏還覺得挺新鮮。在這片中西部的玉米地，我忽然很想吼兩句李商隱。

回去被鄰居家的黑人小孩攔住了：“Hey man, cigarettes?”

“No.”

“Fxxk ya.”

6

其實，我之所以進了這個包圍在玉米地當中的實驗室，隻是因為在國內讀過這老板的論文，發了封套瓷email，打了通越洋電話，僅此而已。好在我走運，老板在學術上頗有聲望，為人也很厚道，我才能發表論文，10年後也才終於得以離開校園進了公司。

然而這都隻是運氣而已。

從整個領域來看，有太多老板的學術成就是建立在對博士後——尤其是非美國本土的博士後——無底洞式的盤剝上。

美國雖是個法治國家，然而在教授與其雇傭的博士後之間，卻是一塊灰色的無主之地。兩者間的關係義務，既沒有明確界定，對處於絕對弱勢的博士後而言，更是缺乏規則保護。有不少鬧到翻臉的，往往都是以博士後一方雞蛋撞牆式的慘烈下場而告終。

極端情況下，這種衝突也會釀成血光之災：2016年，一名前西奈山（Mount Sinai）伊坎醫學院的中國博士後，開槍射傷兩人，其中就包括他的前老板。

大家都說能者多勞，又說多勞多得。我頂多同意一半：缺乏製度上的保障，不論能者還是弱者，最後都淪為隻勞不得。

那時，我經常上一個華人論壇，在上麵見識到的，是赤裸裸的語言暴力：韓國人叫“棒子”，白人女孩叫“白牛（牛諧音妞）”，嫁給白人的中國女性叫“外f”，而在美國的中國博士後——尤其是我們做生物的——叫“千年老妖博後”，簡稱“千老”，以此來戲謔這種無休無止做博士後的人生慘狀。

這BBS上曾發過一篇很有名的帖子《我是千老》。作者生於60年代，自嘲說“當年上大學什麽也都不懂，稀裏糊塗學了生物”，日後“因為心高氣盛，不太善於搞人際關係”而辭掉國內工作讀研，直到美國大學聘他去做博士後，才覺得“終於給自己創造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這位60後大哥筆調滄桑地描寫了妻兒是如何赴美團聚，以及數次更換實驗室的經曆。而對自己尚在延續的“千老”歲月，他是這樣形容的：

“實驗室做了那麽多年，什麽是什麽，究竟怎麽回事兒，也越來越清楚，看淡了；我盡量找能給我錢多一點的，穩定點的實驗室，畢竟我還要為了我的孩子，畢竟我不認為自己還是那個為了出人頭地能忍耐一兩年牛老板壓榨、然後立馬走人的愣頭小夥子了。”

大哥這般挖心掏肺，也是想勸勸年輕的網友：“人人都不容易，何必嗤之以鼻的，把心放平些，什麽都好辦了。”

後來，這個詞還衍生出“瑣男千老”和“盧瑟（loser）千老”等各種組合。我一度以為這些網絡用語來自國內，後來才知是這邊的中國網友原創，隻是我們骨子裏的阿Q精神在美國服務器上發揚光大而已。

我就想，我的房東大姐，在家裏是妻子母親，到學校是加班加點的博士後，如果在BBS上，她又是什麽呢？“千年盧瑟老妖瑣女”？還有在飛機上偶遇的東北哥們，我也總算領受到了那句“往死裏整兩年”裏的殺氣了。

等我自己終於爬出了博士後的泥潭，我也才敢承認，自己和這些惡語相向的家夥，並沒有什麽本質上的不同。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人性之下更是彼此彼此。

7

博士後的生活雖不溫柔，卻不妨礙這小鎮秋日的美好：湛藍的天，軟綿綿的雲，黃紅相間的葉，樹枝上一跳一躍的灰鬆鼠。

我每天步行去實驗室，都會走過一條鋪滿紅磚的小路，磚鋪得細密緊實，是吸足了陽光雨露的絳紅色，看上去滿眼的舒服。一場細雨過後，磚塊就又被滋潤一回，更像是攢在一起的、熟透的草莓了。光腳踩上去，踏踏實實的溫潤傳到腦根，總讓我想起夏日的黑龍江畔。

我還去過留學生辦的中秋聯歡晚會，掏了10美元買張票溜進去的，發現台麵上躥下跳的都是學生會的頭頭腦腦，跟國內見過的一模一樣。

我雖然還在學校廝混，但早已沒了做學生時的心境，興味索然，看了兩眼就直奔後麵那兩桌月餅去了。掰開一塊嚐嚐，棗泥蛋黃兩樣餡兒，腥甜腥甜，在國內也就是個地攤貨水準，在這邊大概就要論美金而沽了。

月餅旁邊還站了不少人，張口互問國內哪個學校出來的。這話題不錯，特別是有幾位母校牌子還挺響的。等我把學校名字報出來，大家“哦”一聲，便各自低下頭繼續掰月餅，再無別話。

我也習慣了，這裏所謂的社交生活，大概也都無非如此。

我終於開始慢慢融入這裏的生活，是從真正體會到擁有一輛車子的必要性開始的。

當時，我都是坐公交去沃爾瑪，駕駛員是一臉怒相的黑人大媽，準時準點，風雨不誤。當地人也有坐公交買菜的，但人家都用布質購物袋，大方體麵又環保。我則渾身掛滿了印有沃爾瑪商標的塑料袋，裏麵塞著土豆西芹雞翅脫脂牛奶，一看就是剛從國內來的。第一次去還有些發窘，對麵的白人老太太就對我一笑：“Lots of good stuff，huh？（很多好東西，不是嗎？）”

車上也有幾個我這樣掛滿塑料袋的中國人，都是男的，互不搭茬，又能感覺到彼此的存在，像叢林裏散落的菌類。再過上一陣，就有人不再坐這趟公交了，要麽是回了國，要麽是買了車，其他幾個中國人就都很羨慕。好在很快又會冒出一個新來的，大家心裏也就平衡了。

我第一次蹭同胞的車，還是因為踢球認識一個東北人，很年輕，可因為常年踢中後衛，硬生生踢出一臉老相，大夥就叫他老陳。每次踢野球，都是他開車捎我去那個12英裏外的塑膠球場。我要請吃飯，他嘿嘿一笑：“可拉倒吧你！先出來的幫後出來的，誰都是這麽幫出來的。”

老陳那會兒剛結婚，博士答完辯矽穀的工作就找妥了。他要搬走，想賣掉他的豐田車：94年的花冠，跑了16萬英裏，轉過無數人無數手。

那天我們跟韓國人踢了場狠的，好幾個人都抽筋了，老陳啥事沒有，大夥笑說你這也不像剛結婚呢。他送我回去，問我想不想買這車，500刀。

“謝謝陳哥，我不會開車。”

“不會開更得買舊車了！我教你，倆禮拜包你拿到駕照！”

五百刀已經便宜得不像話，何況還有人教開車。我回頭給他打電話，沒人接。第二天再打，還是沒人接。

再聽到老陳的消息，竟然是死訊：他當天踢完回家，關上衛生間的門洗澡，洗了1個多小時，妻子覺得不對，喊人，沒音，拍門，不應，裏麵隻有嘩嘩的水聲。當下破門而入，丈夫赤條條躺水裏，急救車過來已經晚了：突發性心血管破裂。

老陳的告別儀式還是學生會給辦的，還在辦中秋晚會的那個場館，隻是棗泥蛋黃月餅沒了，隻有稀稀落落的抽泣聲。

老陳生前有過哪些重要的人，死後一目了然：新婚燕爾的妻子一襲黑裙，國內趕來的父母腫著雙眼，再有就是球隊幾個哥們兒。

大家就那麽站著，倒有點像送站，老陳就像踏上了一趟不知開往何處的列車。

我也去了，第一次穿那套老家裁縫給做的西服。白發人送黑發人，我想跟老陳的父母說兩句安慰話，卻什麽也說不出來。原來人生一世，能說出口的，基本都是廢話。

老陳就這麽沒了，就像某次比賽他沒打招呼就不來一樣。球隊也散了，大家約好似的互不聯係，好像再湊一起踢球，就對不起另一個世界的老陳。

後記

2008年第一次下雪，我總算買了車。白天沒人教，夜裏自己趁黑鼓搗，居然沒被警察逮到。等拿到駕照上路，已是來年開春，裝一裝行李，就準備從房東大姐那兒搬走了。

她也不留我，隻是淡淡地說：“住得不爽就走唄。”

我和她同在一個小小的大學城，卻再沒有過什麽聯係。直到9年後我找到工作，要從玉米地搬走，才偶然遇到。一起吃了頓飯，隻有她和兒子Kevin。我問她先生去哪兒了。她笑，說他實在受不了美國了，就先回國了。

我搞不清這“先回國”的含義，不再做聲，用筷子扒拉油膩膩的美式宮保雞丁。

她自己又說：“我也要回國了。”

“博士後做完了？”

“不做了。那玩意兒還有個完？”

“回國去哪兒呢？”

“沒定好去哪兒……哪兒給安排房子，我和老公就去哪兒吧。”

我點頭稱是。

“回去晚了，好坑兒都被人占了。”大姐笑著去結賬，“我兒子畢業了，這頓我請。”

Kevin剛剛讀完芝加哥大學的本科，已長成了一個高大的帥小夥。

我問他還聽周傑倫麽。

他笑著搖頭，謙遜，靦腆，對未來滿是憧憬。

就此別過。大姐為回國做準備，我也開車上了高速。副駕座上摞著鍋碗瓢盆什麽的，一到新地方就能用上。六七小時的高速，那些舊物像老朋友似的陪在身旁，倒也不覺得太漫長。

20多歲時，我曾飛過太平洋，覺得自己不可能會被國界束縛。豈知畢業10年，出國10年，換過無數次公寓，見識過無數次聚散離合，越發覺著“美漂”二字貼切。

人和人像星辰，在同一塊夜幕閃爍浮動，看上去挺近，其實遠到讓人無法理解；偶爾相遇，也隻是擦肩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