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姥姥家。為什麽說是初夏，因為記得的隻有那種叫聲為“雞兒------”的小型蟬（當地叫ji-erji-er）在叫，而那種大型的叫聲為“哇------”的（當地叫老哇哇）和那種叫聲為“雞了、雞了、雞了”的（當地叫雞了）還沒有出土。

姥姥在做針線，因為我母親從小在保定石家莊和三姨姥姥生活，不會做針線活，我姥姥隻好為我們一家做針線活，包括給我們父親做棉鞋，自從我爸爸娶了我媽媽，我奶奶再不用給爸爸做針線活了。雖然問題在我媽那裏，但是我那時候還是覺得雖然姥姥奶奶都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出身，姥姥更適合被娶過來過日子，感情上和姥姥更親一些，雖然姥姥對我要求更嚴厲。

我那個媽，到現在快八十了還是不會做針線，被子都不會縫。我的三個孩子每個人都有一件私物（小孩子經常拎在手裏到處走），就是一件小薄被子，那都是我二嬸做好後寄到國外的。

我從小愛看書，除了一本《高玉寶》，一本1950年出的大部頭《新名詞詞典》和紅軍將領回憶錄（沒有前麵和後麵）和梁斌寫的《播火記》（沒有前麵和後麵）就沒有別的，就隻能看小人書（大多數網友懂得，就是給小孩子們看得連環畫，年輕的網友不要理解成教人當小人的書）。家裏經濟條件再不好，爸爸也給我們賣小人書，一本要在0.1～0.30元之間，每年爸爸買10-20本吧。

我在炕沿上坐著看小人書，姥姥那邊忍不住又來了：“當初讀書不用心，不知書內有黃金。早知現在黃金貴，何不當初早用心”。意思是讓我看教科書去，我小時候可不是喜歡數理化的。這也不是第一次來，也不可能是最後一次，就當是窗外樹上的蟬聲吧。

正入迷的看著，一個人從堂屋後門進然後直接掀門簾進到裏屋（臥室）來了。我姥姥抬頭一看說：“xx來了，yy（我的小名）快叫小表舅”。我這時候意識到是我媽媽的姑姑的兒子來看二舅和妗子來了，趕緊站起叫一聲“小舅好”。

這個小表舅有來頭，他二哥是吉林省黨校的教師，大哥是劉煥章。劉煥章是中國著名雕刻家，是古元的研究生，是沈從文的女婿（實際上是侄女婿，沈從文收他弟弟的女兒為養女，沈從文的墓碑是他雕刻的）。

可是這個小表舅虎啦八及，隻是一個農民，娶了一個混帳老婆，經常給我姑姥姥氣受。最悲慘的是那個姑姥爺，文革中被殘酷批鬥，造反派用熬鷹的方式折磨他。最後他崩潰了，跳灤河自殺了，他們村的造反派還不解氣，竟然滅絕人性，對屍體進行羞辱，把一個男人身上的最標誌性的器官用鐮刀割掉了。改革開放以後，從台灣回到故鄉探親的姑姥爺的弟弟要給村裏修公路，姑姥姥說那就先開車從我身上壓過去。

我爺爺家和我姥爺家，幸運的都是貧下中農，也不是右派叛徒特務什麽的。太幸運了！

小舅問姥姥：“我二舅哪？”姥姥說“你二舅有點發燒，在套子屋（臥室裏麵的另一間臥室）躺著哪”。然後就是小表舅進套子屋的寒暄。

一會兒，小表舅走出來拿著一元錢對我說：“小子，去給你姥爺買一筒罐頭來”。那時候在農村，探視病人都是用罐頭，山裏紅（山楂，紅果）罐頭。那時候九毛七一瓶，玻璃瓶的。

我去了鄰村的小賣部，可是他們沒有山裏紅（山楂）罐頭了，隻剩下荔枝罐頭了，要一塊零三分錢一瓶。表舅隻給了我一塊錢，我就從自己的一兩毛錢的零花錢中墊上了三分錢。

回來的路上，就犯了嘀咕，3分錢對一個孩子也不是小錢，可以買三塊水果糖的或一根鉛筆的。可是開口要回來吧，又覺得不好意思。尋思來尋思去，還是當無名英雄吧。到了家裏把罐頭遞過去就要走出屋，姥姥把我叫住：“xx，你買罐頭花了多少錢，把剩下的零錢還給你表舅”。我說，買的是荔枝罐頭，沒有紅果罐頭，花了一塊零三分”。小舅說我一會兒還給你三分錢（到現在他也沒有還我三分錢）。

小舅走後，姥姥繃著臉對我說：“我知道，咱們家教育出來的孩子不會貪幾分錢的小便宜，看你回來什麽也沒有說就知道是你墊了錢不好意思講。可你表舅怎麽想？還興許想是你把找零的錢自己留下來了呢？不要做了好事讓人想成你做了壞事”。

姥爺看我尷尬的樣子說好了好了，來吃罐頭吧。打開了罐頭，吃起來味道怪怪的。這也是我第一次吃荔枝罐頭，我自己買回來的。

實際上我姥姥娘家的親大侄子在福建省莆田市工作，也時不常寄過來荔枝幹和桂圓幹。這兩種都是我喜歡吃的。但是經常分不清荔枝幹和桂圓幹，也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吃的。現在吃過鮮荔枝和鮮龍眼以後，相信能夠區分出來了。

做事情，要二害擇其輕，我經常用我買罐頭的例子教育我的學生和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