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後，斯諾問毛什麽時候開始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說：那就早囉，1965年1月，二十三條。

關於“四清”運動，學術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國防大學叢進教授的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蕭冬連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國》，都有相當篇幅敘述“四清”運動的曆史。今年，中共中央黨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還寫了一部專著《四清運動實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毛傳、劉傳、周傳也有一些文獻披露和史實敘述。

“四清”運動的過程，相關著述的描述還是大體清楚的。一個比較為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是，在“四清”運動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到底有什麽樣的分歧？

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毛與劉之間有兩條路線。從1949年的天津講話開始一直到60年代，劉少奇一直有一個跟毛不同的路線，就是沿著原來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延續下來，跟毛是對立的。到“四清”運動時，這種對立終以正麵衝突形式表露。這種解釋並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認為，劉沒有一條自己的路線。如果說50年代初期，劉還是延續新民主主義那一套思路的話，1953年以後，劉也改變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上，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認識都是一致的。後來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廬山會議、“反右傾”運動，劉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沒有什麽分歧。

那麽，劉少奇是不是在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線呢？60年代，劉對經濟形勢的估計、對經濟調整所應采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會關係方麵調整的政策，毛的確不滿意。但是在“四清”的問題上，在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上，在“四清”運動鬥爭的手段、政策上，劉並不比毛溫和。史料顯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劉的態度也是非常積極的，後來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劉還受命掛帥。劉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比毛還嚴重，毛判斷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手裏，劉認為還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劉還采取了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撇開基層黨政幹部，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等類似對敵鬥爭的做法。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麵，劉少奇的主張明顯彼此抵牾，相互錯位，這怎麽形成一條價值取向相同的路線呢？在大的戰略上，當時的中央並沒有一個什麽劉少奇的戰略、路線，中共領導人從根本上說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來搞社會主義的。針對“文革”中批判“劉少奇路線” 的說法，胡績偉先生80年代感歎“可惜沒有一條劉少奇路線”。

然而，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毛與劉的分歧越來越發展，以致在中央高層顯露出來。有研究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四清”運動的指向，劉與毛不同。在劉看來，國內問題主要出在地方特別是基層幹部，劉說過要“追根子”，但也隻追到地委一級。那些鬥爭手段，也是對著地方和基層幹部來的。毛則認為，問題出在上麵，“中央要出修正主義”。1963、1964年，毛同外賓談話，多次說中國黨內有修正主義，還說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另外，關於矛盾的性質，劉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叉；毛則認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毛、劉的矛盾在1964年底1965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名稱很特別，在中共曆史上獨此一次）上終於引發了正麵衝突。毛捅開了和劉分歧的“窗戶紙”，說出了自己的打算：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次會議，毛下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五年後，斯諾問毛什麽時候開始感覺到必須把劉“從政治上搞掉”，毛說：那就早囉，1965年1月，二十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