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時，我問母親：“三年自然災害時，您餓過肚子麽？”母親歎氣：“能不餓麽，好多人都被餓死了，我親眼看見隔壁的大叔餓倒在田埂上，明明看著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軟綿綿倒了下去，我過去一看，人已經斷氣了，”說著說著，母親的眼淚流了下來，“那幾年也沒見大幹旱大水災啊，真不知道上麵的領導都在幹什麽”？母親把這問題丟給我，走到廚房收拾碗筷去了。

事實上，母親跟我提起饑餓，已經不是第一次，每次提到我的兄長，母親總是反複敘述饑餓的場景。兄長生於1959年，正是鬧饑荒的年月，家裏找不到任何營養品，最好的食品，是奶奶在一大碗野菜裏，仔細找出幾顆飯粒，喂到兄長小小的嘴裏。我懂事以後，一直對兄長的麵黃肌瘦不能理解，他年長我快10歲，但卻比我矮，且經常生病。奶奶曾經掐算過，說兄長恐難長大，果然，30歲那年，兄長即去世。

兄長之死，是否與當年的大饑餓有關，我不得而知，但有如此驚心動魄的家族曆史，我對饑餓問題的關注便多了幾分。我曾經利用假期，去訪問那些經曆過三年饑餓的老人們，同時努力找尋有關饑餓的研究性著作。幾年下來，我發現，無論是老人們內心驚恐的記憶，還是阿瑪蒂亞.森對大饑餓的學理性研究，都令我這個沒有經曆過大饑餓的人羞愧萬分。尤其是後者，當我把讓·德雷茲和森合著的《饑餓與公共行為》讀完之後，我徹底承認，我是一個愧對曆史，愧對生命，愧對良知的軟體動物。

第一層麵的羞愧，乃是我們的整體性失憶。在人類的饑餓史冊裏，中國人應該最有責任，最有動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體性饑餓問題，但當下的局麵卻證明，我們曾經餓死了3000多萬人，可是我們卻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麵那場災難的文獻。無論是民間口口相傳的故事，還是學者們基於曆史的實證性研究，我們都呈現出一種整體性的缺位狀態，以至於今天的年輕一輩對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餓已經基本失憶。一家NGO組織曾經對100名1975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就三年大饑餓曆史做過一次隨機性調查，結果顯示，知道這場災難的人僅為37%，了解具體死亡人數的人隻有10%，而認同這場災難的原因為自然災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一位1981年出生的大學生甚至問調查人員，真的死了那麽多人麽，那麽多人餓死了，應該有萬人坑啊，到現在為止，我沒聽說過，更沒見過，因此，我不相信餓死了那麽多人。

森9歲的時候，也就是1943年，他的家鄉印度孟加拉邦發生了大饑饉，死亡人數高達數百萬。當時官方估計死亡100-150萬，後來森自己估計死亡人數達到300萬。森後來承認，他之所以把畢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經濟學領域，與他的童年饑餓經曆直接有關。即使他的博士導師、著名的羅賓遜夫人厭惡關於福利、社會判斷和規範評價的討論，要求森遠離福利經濟學，遠離所有的“道德垃圾”，甚至批評森的興趣是一種不務正業。但我們看到，森卻沿著福利經濟學的思路走了下去，並成為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授獎公告中指出，森對福利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研究作出了數項關鍵性的貢獻，從社會選擇的一般理論，福利與貧困指標的定義，到對饑餓的實證研究均屬其範圍，它們通過對分配問題的一般研究和對社會中最貧困人員的特殊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

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經濟學建構，與其說是對西方經濟學體係的一種曆史性拓展，不如說是對印度這個曾經飽受饑荒困擾的國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偉大之處就在這裏，他盡管一直在歐美的最高學府裏從事研究工作，但畢生保持著他的印度國籍，並經常參與印度經濟發展計劃的製定工作，贏得了印度人民的認同和讚美。因而，他於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就成為了自1969年首屆經濟學獎頒發以來獲此殊榮的首例第三世界國家公民。

相比之下，我們有著比森更豐富、更具體、更有價值的學術素材，可是我們卻不能出現哪怕半個森這樣的人才，相反，關於饑饉的記憶似乎正在被某種表麵的富足遮蔽，我們真是太對不起那些餓死的先人了。

第二層麵的羞愧，應該是我們的學者們有意識的從局部著眼。

一個醒目的事實是，直至今日，我們仍然不能認真地麵對大饑荒的成因，在官方的文獻和曆史教科書中，它仍然被定性為自然災害造成的結果。1990年，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饑荒是公社化和不準退出製度造成的，林毅夫把他的解釋放在農業生產製度這個局部上，認為正是農業生產製度的崩潰導致了大饑荒。他構建了一個博弈論模型，論證人民公社製度因為取消了“退出權”而使得社員競相消極怠工，最終導致農業生產率和糧食生產的迅速下降；1996年楊大利指出饑荒是由於非理性消費（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楊認為公共食堂是公共財產，最終導致公地悲劇，造成過量消費，形成饑荒；1997年，文貫中和張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才是饑荒的導火線，即最初的饑荒並非由於FAD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食物供應量下降）和食物獲取權的喪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費供應和不設上限供應導致的；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飛舟利用分省的數據資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時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導致饑荒及饑荒差異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銷糧發放數量的加大來說明饑荒發生時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應，在用省際調糧高昂的執行成本和迫於政治壓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來說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

應該說，上述研究在某一個方麵都找到了大饑餓的原因之一，但比較《饑餓與公共行為》（讓·德雷茲和森合著），其局部性和狹小視角，以後背後的某種學術勇氣的缺失便顯露出來。正如這本偉大著作的書名所體現出來的定義，森認為大饑餓的本質原因是公共行為的失誤，具體而言，即是專製體製以及該體製下的民眾權利的喪失。在森看來，所謂的公共行為，不僅是指國家的活動，而且包括人民大眾所采取的社會行為。不僅有“合作”的（通過公民合作），還有“對抗”的（通過社會批評和政治對抗），前者顯示，國家行動的性質和效力在缺乏公眾警惕和活動的情況下，非常容易惡化，而後者則顯示，公民權利的丟失，導致了饑餓的普遍蔓延。

在《饑餓與公共行為》中，“權利”成為最基本的概念。在書中，森就權利等基本概念進行了數據式的羅列，這些基本概念包括：權利、天資與交換、擴展權利、合作衝突、能力與生活水平、營養不良狀態與營養不良、剝奪與貧困、社會保障。

我個人極力讚成森的結論，並且認定大饑荒和中國當時的政治集權體製有關。在《饑餓與公共行為》裏，我們看到，與中國三年饑餓比，同一時期的印度，雖然民主體製無法防止下層民眾的慢性營養不良，但是卻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規模饑荒在印度的重演，因為饑荒很快會引起了媒體的注意和報道，印度政府及早采取了補救措施，印度自從獨立之後就沒有再發生大饑荒，與此很有關係。反觀中國，當時的集權體製阻礙了饑餓信息向中央政府傳達，而群眾對整體性的饑餓局麵沒有起碼的知情權，天真地以為自身的饑餓僅僅限於自身，或者僅僅限於一個生產隊，或者一個村莊。遮蔽很有可能在大饑餓的蔓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學者們在探索大饑餓的成因，尋找解決大饑餓的方法的時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麽，或者是回避什麽。

需要補充的是，盡管阿瑪蒂亞.森擴展了人類經濟學的發展道路，對中國經濟學的普及和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但國內經濟學界對森的評價卻是見仁見智的。一部分學者對森大加讚賞，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學界存在重製度探討，輕福利研究的傾向，而在經濟生活中，也存在強調物質刺激，忽視道德建設的現象。而森的理論在於指出了價值判斷和倫理道德對於經濟的重要作用，使得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忽視的環節。趙曉談到，他一直沿著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森的《饑餓與公共行為》的學術線索在思索，2002年他寫下的《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應該是他思索一個階段以後的個人總結。另一部分學者比如李仁貴、黨國英則認為，這種看法貌似有理，實際上真正忽視了中國經濟學甚至是中國社會發展所欠缺的東西，所謂道德，是依靠羞恥感來維係的人們的自律性行為準則，中國經濟還是應該按照“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思路，在製度建設上繼續跟進。

我們認為，經濟學界對森的認知上的分歧，正好體現了森的巨大價值。如果把森的另一本偉大的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結合起來閱讀，相信國內的學者們會一致認為，其實森在他的學術體係內，已經解決了本質性的製度問題；而如果單獨就《饑餓與公共行為》一本書來看，我們更願意把森的工作當成一種公民啟蒙。事實上，這正是森的意圖，他在談到這本書時，清楚地說明：“我們試圖使討論盡可能少一些專業性，使人容易理解，有時我們還不得不滿足於簡潔的陳述，因為這種方式與另一種更正式的風格相比，可能要少點嚴厲性。”

如此看來，對於中國當下的經濟學界和普羅大眾而言，《饑餓與公共行為》可能是一部難得的啟蒙讀物。它會重新激活我們中國人對三年大饑荒的悲傷記憶。

來源：蘇小和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