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去世的經過
2月8日下午,母親到位於觀音岩的重慶市婦女互助會開會後,便到張家花園路來看我僅有兩個月大的女兒盧曉南,傍晚才回到民國路家中。據母親事後回憶和我了解到的情況,大致經過如下:
當晚大約7時,母親到家後,廚工溫師傅對母親說,父親回來時,交代說要睡一下,不要孩子們打擾,便進入臥室沒有出來。母親考慮到近來父親過於勞累,難得有這樣的機會休息,認為這個情況完全正常,並沒有意識到將會出事,還叮囑孫女盧曉琪、孫子盧曉雁保持安靜,讓祖父好好睡覺。等了一段時間,仍不見父親的動靜,溫師傅便進房間察看,發現父親臉色有變,情況異常。
母親遽逢大變,沒有絲毫心理準備,頓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掛電話到民生公司求救。連掛了數次電話之後,公司一位副總經理方攜醫護人員來到家中。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本應把父親立刻送醫院搶救,但是,母親倚靠的公司來人竟沒有把父親送到離我家距離尚不到百米遠的仁濟醫院!他們隻是把悲痛欲絕的母親扶到其他房間,由醫生給父親打強心針,此時經護士提醒,才發現父親服用了大量安眠藥。雖然進行了簡單的搶救,但已無力回天———父親就這樣走了!
待公司來人離去後,母親才派溫師傅去叫我,我趕到家時已是深夜,強忍哀痛的我一麵安慰悲傷過度的母親,一麵設法通知在渝的親友,料理後事。所有的忙亂過去後,留下母親和我為父親守靈,失去至親的巨大悲痛籠罩著我們,突如其來的打擊令我們母子難以承受,淒清、孤苦和震驚之情,是我永世也難以忘懷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報告後,西南軍政委員會對此事十分重視,當即派公安部門有關人員到家裏了解情況,布置安全保衛工作,並安排專人和我保持聯係。他們離去時,帶走了剩餘的安眠藥片和父親留下的遺囑。2月9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孫誌遠代表軍政委員會領導,到我家裏對親屬表示了慰問。
2月11日,我二哥盧國紀一家從北碚趕回重慶,其他兄姐或不及趕回,或尚不知父親已經離開了人世,未能回來為父親送行,至為遺憾。
2月12日,是父親出殯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關部門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隊伍人數很多,靈柩從民國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龍門,再由父親創辦民生公司時的第一艘輪船“民生”輪載運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個山坡上。
父親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們心裏。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長在當天父親出殯之時,拉響了船上的汽笛,為父親送行。他說,是盧作孚把我從一個水手培養成為一個大船的船長,我應該紀念他。這樣的事例,讓我們全家人都忍不住熱淚沾襟!
關於盧作孚的遺囑
父親留下的簡單的遺囑,是寫給母親的。遺囑用鋼筆寫在一張毛邊信紙上,字跡非常清晰。這張遺囑,事後被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的人員帶走,至今下落不明。親眼見到這份遺囑的,僅有包括母親和我在內的少數幾個人。當時我根據回憶記錄了下來,這份遺囑的內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這裏有必要對父親的遺囑逐條做一下說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指的是我們家1948年從南京搬回重慶,我二姐盧國儀主持搬家時,誤將借用民生公司的兩件舊家具一起搬了回來,當時我們家除這兩件誤搬回來的舊家具外,並沒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後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訴了父親。父親非常在意這件事,特別於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寫給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為南京破舊東西寫信給羅昌揚,尚未得回信,正準備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確實內容,以便歸還或賠償”(羅昌揚為當時民生公司南京辦事處主任)。父親一生大公無私,兩袖清風,絕不占公家半點便宜,臨終時仍記掛著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別首先叮囑母親一定歸還。
“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父親在這裏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會獎勵給父親的、從未參加過分紅的一點幹股。父親去世後,母親遵照父親的囑托,將此股票寄給了在武漢的民生公司董事會。但民生公司董事會按照國家政策沒有接受,後又寄還給了母親。
“今後生活依靠兒女”,母親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有職業,自然也沒有收入。父親雖然是著名的實業家,擔任民生公司的總經理,但多年來隻靠一份工資維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職收入都捐給了北碚的公益事業,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一直是相當緊張的。而此時,我們兄妹已陸續就業,因此父親才叮囑母親今後生活依靠兒女,為母親以後的生活做了安排。
“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這表現出父親對自己所擔任的政治職務負責任的態度。
父親的遺囑由於從沒有完整地公開披露過,以致社會上流傳著不同的版本,多數係以訛傳訛。比如,四川一家媒體1998年曾刊出過一篇《盧作孚自殺之謎》,其中失實之處甚多,在提到父親的遺囑時,出現了很大的錯誤,其原文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還民生公司。二、無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後生活靠兒女。四、為立信會計學校潘序倫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文章中所述“遺囑”的內容有兩條與真正的遺囑不符。一是“無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事實上,父親在世時,母親就從來不到公司去,不用說“無事”,便是有事也是要等父親回家再說。該文作者特別就遺囑的內容強調,“從上麵可以看出,臨終之前的盧作孚,對民生公司內部人情的冷暖,世態的炎涼是何等的痛恨。”這當是指“無事不到民生公司去”而言,父親不可能在遺囑裏寫出這樣的內容,這段文字顯然是某些人想當然的。二是所謂“為潘序倫先生代募捐款”,更是不可能。既然是捐款,當屬公款。父親從來就不把公款放在家裏,因此,就不可能有囑母親“送交潘先生”一說。這兩條所謂“遺囑”純屬謬傳。還有一本傳記文學則把遺囑簡化為“把家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這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說法。
分析父親的遺囑,可以看出,他雖然下定了必死的決心,但臨終前他的頭腦是非常清醒的。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為父親作出了政治結論,結論中說:“盧作孚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父親的一生從辦教育、辦實業到鄉村建設,不畏艱難,艱苦奮鬥,為公眾造福,為人民服務,始終秉持“忠實地做事,誠懇地對人”的宗旨,一心一意為社會為國家做實事做好事。盡管他創下了龐大的事業,卻嚴於律己,就是最後離開人世,也是兩袖清風而去。
1999年,父親盧作孚和母親蒙淑儀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慶北碚公園的“作孚園”內,從此長眠於他親手創建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北碚,永遠伴隨著他的母親河———嘉陵江。早在1927年,父親出任重慶北碚地區峽防局局長,主持北碚鄉村建設,大力發展經濟、文化、科學、衛生等事業,開辦工廠、煤礦、農場、學校、醫院、圖書館、公園,修築鐵路,並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民營科研機構———中國西部科學院,把北碚從一個盜匪橫行、貧困落後的窮鄉僻壤建設成為名聞遐邇的模範地區。漫長的歲月過去了,北碚的變化日新月異,而祖國的巨變更是一日千裏,父親為之奮鬥一生的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民族夢想正在一步步地實現。父親如果有知,會為此而感到欣慰了!
(責編: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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