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毛時代有句口號叫“自力更生”， 記得中共九大時自豪地宣稱，中國現在既不欠內債， 也不欠外債。 其實那是在宣示中國成功脫鉤，不過那是指脫了蘇聯的鉤。中共建政後，萬業都依賴蘇聯，等到毛澤東和赫魯曉夫鬧起來，赫魯曉夫手裏的籌碼就是中國對蘇聯的依賴，這使毛澤東如坐針氈。以劉少奇為首的親蘇派也以此逐漸取得中國政治的主導權，直到毛澤東以自殺式的方式發動了文革，才把親蘇派勢力徹底清洗了，和蘇聯算是徹底脫鉤了，但社會幾乎難以維持。

我記得“卡脖子”一詞，毛時代就在講，主要指的是石油，因為蘇聯禁運，汽車都用木柴或煤氣驅動，公共汽車上背個大煤氣包。 大慶找到了油，為中國爭了氣，油可以自給了。但其他很多東西還是無法自給，我記得汽車就是個問題。70年代初的中國，象個萬國汽車博覽會。馬路上能看到二戰時期的美國道奇十輪卡，中小吉普，應該有三十四年車齡了；還有蘇製嘎斯，中國的解放牌卡車和很多雜牌汽車。我爸廠的司機老金，是我的鄰居。他的評價是：美國車最好，蘇聯車其次，解放牌還行，其它車都是渣貨，最近廠裏進了一台“井岡山”卡車，開100公裏就肯定會拋錨，每次出車都提心吊膽，根本沒法用！

解放車其實是美國30年代的產品，二戰時美國將生產線援助蘇聯，蘇聯50年代援助了中國，建起了長春一汽。後來中蘇分裂，中國以後陸續建起的汽車廠，都是以解放牌為模板的，但質量卻沒能達到解放車的水平。由於解放車的產量並不大，主要滿足軍用，援外，當時越南正在打仗，胡誌明小道的軍車損耗很大，主要是解放車。因此，國內運輸嚴重缺乏車輛，汽車的生產和技術完全不能滿足基本需求。

通過和美國靠近，中國用西方的技術填補了蘇聯留下的空缺。 以汽車為例，這個問題在1973年左右突然得到了解決。仿佛一夜間，大街小巷出現了很多小輪子的卡車，我爸廠也分了二輛。老金說，這是日本賠給中國的，不要錢，日本人為了表示歉意，所以用小輪子以示自己是“小日本”。老金說，輪子雖小，裝貨不少，質量沒得說，再也不用擔心三天兩頭拋錨了。我到現在也沒搞清那批日本車為什麽用小輪子，因為以後也見到過大輪子的日產卡車。但學過曆史知道，這時中日建交了，日本開始了對中國大規模的援助。這段曆史很少有人提起了，但始於文革末期的日本援助大大幫助了中國，不但是汽車，不久開始的電器進步也與日本援助有關。

但現在的脫鉤，和當年不一樣了。中國和美國以及西方形成了互相依賴的關係，川普第一個提出“脫鉤”（decoupling)，當時的野心很大，也指望能靠脫鉤把中國嚇死，整死。但事實證明，川普的貿易戰，自損的超過損人的， 也對目前美國的高通貨膨脹有促進因素。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也不是輕易能夠替代的。

中國人打仗不行，至少記錄不佳，但做生意可是出了名的能幹。李光耀和鄧小平說過，那些跑到南洋的農民都能混成大老板，中原的士大夫出海，還有什麽幹不成的。如果開放了，世界就是中國人的。果不其然，中國人大到巨大的高鐵工程，小到釘子，都能多快好省地完成，都做到極致。中國人勤勞，聰明，缺少法製觀念和人權理念，體製也效率較高，領導搞定了，沒什麽議會，群眾掣肘。出個事故，交點錢警察幫你擺平了，不會有抗議，天價的賠償。到中國投資，除了利潤高麻煩少，還能享受其他地方難以想象的快樂，當年東莞的台灣老板，過著夜夜新郎的日子，每早一個處女，美其名曰開門紅。

產業轉移到越南的，不想越南人和中國長得像，文化不同，他們受法國人影響，懶，散，還愛鬧事，國內也沒有一個完整的供應鏈，材料還得去中國買，效率低成本高。到印度呢，那是個超級民主製度，每個州（state)就是一個國家，還持不同的書麵語言，不同的法律，議會非常強大。小米被罰了40億，其實西方的企業也一樣待遇，到印度根本賺不了錢。就留在美國呢，如果說中國的平均工資是5000元，美國就是5000美元，人力成本直接上升7倍，還有工會啦，各種監管啦。資本家是逐利的，他們沒有意願，脫鉤就無法實行。

7月6日到9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華。行前在一次國會眾議院聽證會上，她還在繼續闡釋這個詞，她表示，盡管需要提出中國那些侵犯人權的報告，但與中國脫鉤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美國人購買在中國可以更廉價地生產的商品從而“大大獲益”，而中國也同樣從美國出口產品中獲益，而這也有利於美國經濟，“這就是為什麽停止跟中國進行貿易將是災難性的。去風險？很好。脫鉤？絕對不行。”

對於美國，具體的說，美國隻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去風險聚焦在高技術，特別是半導體領域，以阻止中國超越西方。美國事實上已經在做了，在芯片等領域築起“小院高牆”。而且似乎效果顯著——根據全球行業協會 SEMI 的最新數據，在美國的貿易製裁下，中國芯片設備銷售額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23%，而全球芯片設備銷售額卻增長9%。

美國並不是不賣給中國所有芯片，而隻在用於AI的高端芯片方麵禁運。其聚焦在阻止中國獲得設計，生產高端芯片的能力，但還是希望中國能大量購買他們生產的芯片。芯片是個高投資的行業，如果失去中國這個大戶，很多相關企業就得關門，這和軍工不一樣。對此中國采用了增加中低端芯片投入的舉措，希望通過壟斷最大量需求的中低端芯片生產，使得西方這些芯片廠家利潤大減，被迫與中國達成妥協。最近，中國又祭出控製重要金屬出口的舉措。

美國的態度似乎是，他們追求雙方一種博弈關係，而非對決關係。我告訴你，我就在芯片等方麵限製你，當然你也可以采用反擊的方法。不要擴大到所有方麵，也不要升級到危險烈度，比如中國禁止出口抗生素原料，那將在美國引起醫療災難。雙方保持一種非敵非友的競爭關係，這就是“脫風險”的含義。

西方輿論普遍認為，從“脫鉤”轉向“去風險”，這是歐美日在“鬆口”，試圖淡化與中國緊張關係和陣營劃分。

雖然中國反應很大，但其實一定程度上中國該慶幸，這是對中國重要性的認可而做出的妥協。在西方民主製度下，不可能做出180度改變，尤其是中國威脅成為西方社會難得的共識之時，隻能用“去風險”作為一種務實的態度，雖然還在強調中國是個“風險”，但也承認了，與中國脫鉤，脫不起。在這個語境下，中國就和西方有博弈的空間。

實際上，中國也在“去風險”。2020年7月，中國也提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說法剛提出時，從媒體到輿論，多以“內循環”來概括。這一政策標誌著中國的戰略重心將轉向本地需求和技術發展。

當時就有觀點提出，是在降低對外經濟依賴性，以便在極端情況下，比如台海戰爭，麵對歐美日的經濟製裁，保持一個正常運轉的經濟。俄烏戰爭爆發後，這種觀點更加甚囂塵上。

即便不像冷戰時期美蘇那樣經濟完全脫鉤，在“去風險”的思維指導下，同樣會導致全球貿易的“碎片化”。

貿易碎片化帶來的後果有前車之鑒。一戰後，美國議員科德爾·赫爾認為，德國和英法開戰，就是因為貿易不夠自由，而自由貿易能促進國際和平。他在國會演講中稱，“對我來說，與不受阻礙的貿易相伴的是和平；而與高關稅、貿易壁壘和不公平經濟競爭相伴的則是戰爭。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鼓起勇氣，在當前的嚴重危機中發揮領導作用，因為曆史的命運指針現在指向我們。”

但當時赫爾的觀點過於匪夷所思而被邊緣化。直到全世界經曆了二戰的苦痛之後，人們在迷茫中想起赫爾的觀點，此時已是國務卿的赫爾趁勢促成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之後演化為WTO，他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70年過去，全世界經曆空前的自由貿易程度，以及大致和平的國際局勢。

但願目前這種“脫風險"政策能為雙方理解和接受，並發展出一整套成熟的博弈程序。雖然不如全球化那樣理想，但也算是能維持繁榮和和平的退而求其次的係統，保持世界的和平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