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度執行力高的不可持續性
文章來源: 朱頭山2021-09-26 17:54:08

有時候看到國內抗疫執行力之高,也有點不可思議之感。一個地方出現一個感染者,上千萬人口的城市說封就封了,馬上開始普查。幾乎每家門口都會出現人監督,上千萬人的普檢說幹就幹,也用不了幾天。常常十天半個月,該地的疫情就解決了,通常會伴隨著一些官員被撤職,然後該地又恢複原狀,可以不戴口罩自由通行了。

回觀美加,那可是不一般的情景。我在加拿大經曆過一次隔離,一共14天在家,第一,八天隔離機構會郵寄給我一個采集盒,通過網上一個類似Zoom的軟件,約到後有人看著你采集完標本,放在備好的回寄郵包,郵遞公司會自動取回。以後每天隻要電話報告一下有沒有症狀即可,沒有任何人,任何追蹤App來監視你。唯一要擔憂的是,如果外出出了車禍被逮住了,那可是違反了隔離法,要承受8000元的罰款或留下刑事紀錄的懲罰。總之,這種隔離沒有任何強製性,執行全靠自覺,因為人性總是會見縫插針利用製度的弱點,因此執行力肯定不如中國的隔離製度。

我的準兒媳是加拿大的家庭醫生,和我講了參加疫苗注射的情況。每個疫苗注射點,通常醫生護士有二十人左右,醫生每小時200元,護士50元,還有幾十人的注冊,保安,試劑準備等人員,都是要錢的,這樣算下來,光工資支出一天一個點就得有十萬左右。整個加拿大得有上百個多點,就算100個吧,那一天的開銷就得一千萬了。這隻是個3000多萬人口的國家,搞這麽一種不嚴格的抗疫措施,也搞得勞民傷財,效果也不怎麽好。

中國進行過全民普測,全城封閉的千萬人口城市何止十個,有的還多次普測,在大冬天的,經常會出現可歌可泣的事跡。但這些執行都需要人,需要錢的,就算把錢由加元變成人民幣,也是個天文數字了,更何況中國實施的力度豈是加拿大可比的。不說成本,也不談結果,光是那麽多人竟然被動員起來,那麽多人承受這種折騰,在美加也是難以想象的。

拜登總統發布了一個總統令,要求所有雇員超過100人的公司都必須強製打疫苗,結果被抗訴違憲,不了了之,更別說封城了!在中國,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

中國製度上的執行力,我認為是來自於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官員問責製!這種製度並非本朝專有,明朝就有了,到了清朝發揚光大,到本朝則更加嚴酷。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就由以民為本,逐漸發展到以君為本,商鞅的法家觀點,更走向了以愚民,弱民,貧民而達到絕對地控製人民為目的。政府由一個因管理需要產生的服務機構,異化為主體,而被服務的人民反而成了附屬物。君要治好民,最核心的就是如何使用好官吏!

官員的權力很大,任用官員的權力來自於上麵,因此官員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讓上麵滿意。但官員也有欺上瞞下的問題,上麵也不太清楚下情,常常被下麵欺騙。一旦出了問題,調查非常耗費時間,而且很多事通常可以找到借口,因此從調查開始,時間通常需要一年半載,最後多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員們會發現作弊的收獲比成本大很多,因此變本加厲。

明朝時,發明了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官員問責製。隻要出了問題,一律處罰負責的官員,而不去調查。比如皇帝要求各地犯罪率要低於1%,有個地方因為一場群體事件,死了幾十個人,犯罪率肯定高於1%.朝廷就不分青紅皂白,撤了這個地方的官,嚴重的還殺了他。這給各地官員極大的震撼,為了防患於未然,加強了監控和提前解決民間矛盾的力度,這客觀上是有力於朝廷目標的實現的,犧牲品是一些運氣不佳的官員。

這種方法容易操作,皇帝用不著怎麽廢心,定個目標,達不到就處罰,更省去了調查的麻煩。官員們為了保住烏紗帽(利益極大),隻能跟著皇帝指揮棒轉,還要時刻警惕。

在本次抗疫方麵,這種效應非常明顯。上麵定個目標,各地必須保持零感染率!出現問題就要問責,問題越大處理越嚴重,置之不理最嚴重。當一個地方出了病例,為了防止事態擴大,一級級壓任務,壓力由地方主管傳導到最下一級部門,為了保官,不惜一切代價,於是個人的休息時間自然不在話下,成本也不在話下,一個千萬人口的封城行動就一夜間得以實施了!

有得就有失。當年陳勝吳廣所以反,就是因為有個不分青紅皂白的過期問斬製,“等死,死國可也!”。這種問責製,第一會造成官員隱瞞問題,就像2019年疫情初起時發生在武漢官員那兒的事;第二會造成因一刀切造成的矯枉過正,為了抗疫,什麽都停下來,就像寧波港幾十億美元的貨,就因為出現一個無症狀感染者而停發,其損失難以估計,而無數個人因為抗疫而產生損失,可以是難產得不到救治死亡,可以是重要的約會無法實現,可以是公司沒有按時交貨從而導致倒閉,在官員為了保住官位的強大動力下,這些都成了犧牲品。第三,會導致科學的解決方法無人問津,因為那和保住官員的官位無關。上海的張文宏提了和病毒共存的話題,馬上被挖地三尺,無人敢再提此事。

而且,這個機製的前提,是上級對下級有絕對的控製,但這並不是天然如此的。權力機製發生問題,上級叫不動下級,也無法撤了下級的情況,在曆史上比比皆是。共產黨也經常冒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抱怨。為了保持政令的通暢,習近平以雷霆手段反腐,才做到這點,但問題還是會反複出現。

說到底,還是以民為本還是以君為本的問題。政府的功用,本來就是為了一個社會解決公共管理的機器,卻反過來成了一個社會的主人,要人民當政府的奴隸。就好比日本電影“七武士”裏的農民,因為不堪匪患,請了武士來保衛村莊。如果武士們為了保衛村莊,就要村民們給他們做奴隸,那些農民何必出錢來請主人,直接給強盜當奴隸得了,還不要出錢。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為了抗擊日本人,抓人民當壯丁,虐待人民,無預警炸了黃河瑅壩淹了幾百萬人民,那人民要這個政府幹嘛,還不如直接給日本人當奴隸,也最多不過如此!

新冠病毒本來最多也就造成2%左右的死亡,為了防止這2%的死亡,整個社會要當奴隸,走到那兒都要受監控,政府還自以為得計,美其名曰執行力強。豈知一個反賓為主的政府,才是人民最大的敵人,這就是為什麽西方社會,越是在危機時刻,越是要警惕政府利用這個機會剝奪人民的權利!

決定權應該交給人民,就像戰爭,由人民投票決定是死戰還是投降,而不是由統治者決定,二戰中芬蘭民主投票投降,命運蠻好,希特勒一人決定血戰到底,德國二百萬婦女被奸,國碎家破。美國是大多數人民決定不要再封城了,不許政府搞強製接種,民意決定他們願意接受2%的犧牲,勝過失去自由,成為政府的奴隸。中國有給民眾表決的權力嗎,政府一意孤行地封城,其目的並不是為了人民,而是為了更有力地控製民眾,如果單從死亡率來說,癌症的死亡率幾乎100%,每年死200萬人以上,絕對數和相對數都高新冠很多,為什麽政府不禁止高致癌的煙草業?

這種執行力,沒有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