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中美貿易戰，以及中美關係發生的改變，根本上說， 是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前景的失望的結果。站在共產黨的觀點來看，似乎和平演變是個很可怕的是，但事實上，和平演變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個美好的事。習主席的中國夢，不就是要在建國百年時，中國成為文明，富強，民主，和諧的屹立於強國之林嗎？沒有鄧時代的和平演變，把中國由一個落後的計劃經濟，演變為繁榮的以市場為主的混合經濟，由極端禁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演變為某種程度多元和思想解放的新形態，中國是不可能達到目前這個地步的。中國真的不可能繼續演變了嗎？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和平演變的曆史！

最早提出“和平演變”構想的，是喬治·凱南。1946 年2 月，美國務院致電美駐蘇聯大使，征詢對蘇聯內政外交行動的看法。當時，主持美駐蘇大使館工作的代辦喬治·凱南日夜疾書，於2 月22 日給國務院發回一份長達8000 字的電報，對戰後蘇聯的“理論、意圖、政策和政治”以及美國應采取的對策，提出了全麵的“分析”和“建議”。

1947 年1 月，凱南在這份電報的基礎上，寫成了《蘇聯行動的根源》一文，提出：“蘇聯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內部可能發生長達十幾年的自相削弱的鬥爭。如果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蘇俄可能在一夜之間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一個最弱和最可憐的國家”。“美國有能力大大增強蘇聯在執行政策時受到的壓力，迫使克裏姆林官采取比它近年來所表現出來的遠為克製和謹慎的態度，並通過這種辦法促進某種趨勢，這種趨勢最終必然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趨於軟化”。

凱南認為，當蘇聯的軟化趨勢出現之後，西方就可以期待一個與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國政府，一個新的俄羅斯。它將允許在俄國早日建立同我們所熟悉的那種私人企業相類似的製度，從而共同構建一個共榮的世界。由此可見，凱南闡述的對蘇聯的戰略目標，就是要促使蘇聯“和平演變”，成為一個基於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和相同價值觀的國家。和平演變的目的，不是蘇聯民族的毀滅，而是共榮。

繼凱南之後，美國務卿艾奇遜也提出了在中國搞“和平演變”的戰略構想。他在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遭到徹底破產之後，於1949 年8 月5 日公布了《美國與中國關係》白皮書和他本人同年7 月30 日致杜魯門的信。在這些文件中，艾奇遜明確提出通過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從內部搞“和平演變”的主張。他說：“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製度。我認為我們應當在中國鼓勵現在或將來能夠促進實現上述目標的一切發展。”

50年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是一個重要的和平演變的推動者，於1953 年1 月15 日在美國國會的證詞中說：“我們必須時刻記住被奴役人民的解放問題。不過，解放並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如果說，凱南“和平演變”的目標旨在蘇聯的話，那麽，杜勒斯則把“和平演變”的目標重點放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了。杜勒斯在1957年7 月2 日說，如果他們(即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繼續要孩子的話，而他們“孩子又有孩子，那麽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言下之意，社會主義國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就會被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過去。杜勒斯在接受英國電視公司記者采訪時發表談話稱：“我不能肯定，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結構會逐漸消亡。..在我看來，它將逐漸讓位於一種更著重國家福利、人民福利的製度。..困難在於這些地區——中蘇地區，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並不在為他們人民的福利而奮鬥，他們為把一種我們格格不入的主義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奮鬥。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這樣一種社會和平共處。但是，我的確相信，這種共產主義會發生演變。” 

50 年代末期，毛澤東在新華社編發的《參考資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關和平演變的言論的時候，給予了高度的重視。1958 年11 月30 日，他在對各協作區主任的一次講話中說：“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專人看《參考資料》。”毛為了準確理解杜勒斯的言論，竟然翻字典查原文。以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等運動，都與反和平演變有關。我們幼時的教育中，對杜勒斯及其言論很熟悉，記得我就寫過一篇作文，駁斥杜勒斯是“癡心妄想”！

而多數共產黨國家，確實如這些和平演變“導師”們所預言的那樣，在第三，四代人手裏改變了。雖然，國內為了宣傳的目的，把俄羅斯，烏克蘭變天後的情況描寫得慘不忍睹，但客觀地說，就人民的生活而言，大多數原共產黨國家都變好了。愛沙尼亞已進入了先進國家之列，波蘭捷克等也都和以前不可同年而語了。就算俄羅斯，也很不錯，烏克蘭是個例外，但也有其本身的原因。而美國並沒有占領這些演變了的國家，最近波蘭反複要求美國駐軍，美國還不同意。西方對大多數演變了的國家都給與了經濟支援。而中國，越南雖然還是共產黨國家，但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改變。完全保持原有體製的朝鮮，則破敗到近乎人間地獄的程度了。

如杜勒斯所言，共產黨政權的問題在於，沒有把人民的福利放在首位。關鍵的問題，是權力沒有製約，共產黨一掌權後，就極力壟斷權力。盡管也有些社會主義福利措施，但沒有監督，必然最大的好處落到掌權者手裏。短期的來說，共產黨政權確實有集中力量辦大事，效率高的優勢，但長期的權力壟斷，使得權力階層失去了不斷努力討好民眾的動力，而為了壟斷權力更借助於壓迫性手段。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無法得到平衡，政權無法以合法和平手段得到更迭，社會壓力無法通過合法的方法宣泄，因此不是一個穩定的政權組織方法。而美國的存在，展示一個更優越，更富裕的，更自由的榜樣，並提供了與共產黨宣傳不一樣的信息，客觀上起到了一個競爭者和顛覆者的作用。

習上台後，中國出現全麵左轉的傾向，而社會上一眼看上去，似乎左派漫天飛，連本來應該最激進親西方的留學生們，也是一出國更愛黨。中國不但沒有展現出更民主，更多元的傾向，反而由於國力增強，和一貫的愛國主義國恥教育，滋生了自大的民族主義。西方本來設想，隨著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力量的增長以及對外交流的增多，必然出現“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將再度勝利”的情況，從而轉型為一個基於市場經濟和民主製度，與西方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這就是克林頓“接觸政策”的理論基石。但現實似乎與這個理論越行越遠，是這樣嗎？

改革開放40年，西方的思想持續影響了幾代的中國人，播下去的種子，總會有發芽的，也終究會有些長大成樹的。盡管微信監管得那麽厲害，我的微信群總是會出現些與黨國宣傳不一致的內容，有些甚至出於體製內高官的賬號。我發的一些東西，盡管少有人點，但停了一段時間，總有人來問候，使我很意外那麽多人還在關注我。這說明什麽，這說明思想是不死的。

記得75年的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第三次下台，毛澤東又發起了反鄧的運動，大家照例寫反鄧大字報，喊口號，但已經沒有什麽激情了。鄧小平短短的一年執政，通過其實施的政策，使大家看到毛的文革政策的荒唐，有了競爭有了比較，人民並不笨，心裏是有譜的。毛一死，他的政策就如東流的黃河，一去不回了。

改革開放的政策實施了不是一年，而是四十年，人民已經嚐到了甜頭。美國是怎麽會事，人民了解的肯定比70年代多，盡管有些楞頭毛左，但其比例肯定沒有自由主義者多。當美國和西方對共產黨采用當年對付蘇聯那一套遏製和和平演變政策時，效果隻會比那時更好。

我不希望結局是革命，無論對中國人民，還是中共，和平演變都是最好的結局。中共和平下台，中國既不會崩潰，也不會滅亡。一個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的新中國，隻有在和平演變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和平演變，是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