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視角下的中國近代史新解讀9
文章來源: 豆腐幹2015-11-13 05:27:07
      相對其祖,其父,乾隆是個極端保守的人物。把通商口岸限製在廣州一隅,就是這種保守性的反映。其思想基礎就是限製中華物資的外流,避免明亡的覆轍。但是這得有個前提,就是中國除了白銀,的確不需要外國的任何產品。你有白銀,就到廣州交易,沒有白銀就拉倒。這個前提根本就是虛幻的。第一,中國的確對外國產品有需求。英國沒有我們要的東西,但是印度有啊,自從印度加入到中印英三角貿易以後,英國對華貿易逆差可以用印度對華貿易順差來平衡。1840年前後,中國的白銀之所以大量流出,一個大前提就是印度對華順差越來越大。其順差金額足以填補全世界對華貿易逆差,完了還有餘。印度海關錄有自華白銀淨流入數據。1814-1840年,年平均流入245萬兩,總數5879萬兩。[1]第二,自有商業以來,就沒有發生過商人僅因為手中沒有貴金屬就不出門交易的。商人牟利,一定會千方百計尋求貴金屬外的支付手段,隻要利潤大到足夠,道德,法律都可以在所不顧。鴉片隻是湊巧成為了對華貿易中的結算物。不用鴉片,用印度棉花照樣有機會使中國白銀外流,當時廣州進口的印度棉花和英國棉紗的數量逐年增大,基本上和鴉片平分進口金額。隻是因為英國的棉紡業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對原棉需求巨大,印度棉花才沒有大量湧入中國。當然和棉花比,鴉片的貨幣特征更好,利潤也更高。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這幫沒良心的帝國主義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人類要到1890年以後才做到了真誠地檢討內心,從道德高度強調鴉片對人類的毒害。之前,比如1840年,無論加害方還是受害方都是從財政角度看待鴉片問題的,道德觀點不是沒有,不占第一位。那麽什麽是問題的關鍵呢?你看看1830的廣州好了。當時廣州的洋人中間存在著倫敦匯票的買賣市場。比如東印度公司,比如美國,以前都是船載白銀入廣州,現在隻在口袋裏放張倫敦匯票就來了,廣州的鴉片商倉庫裏有的是白銀,或者東印度公司有對華白銀債權,二相交換了就可以在廣州采購了。而且它的進口貨量也大了許多,白銀的噸位讓給貨物了嘛。這個就是外部世界利用銀行係統自行調節,軋平對華貿易差額。完了以後居然每年還有245萬兩流入印度。這245萬兩不能在廣州辦貨,僅運回印度存放,那是商人的損失啊!為什麽會這樣?廣州作為唯一的出口口岸,其瓶頸作用日益凸現。長江流域有大量的現成生產力,不能和外部世界相通,就不能產生效益,不利民生。隻有開放口岸,讓長江流域的生產力加入對外貿易,增大中國的出口,貿易逆差自然會消失,白銀外流自然會停止,甚至還會轉為流入。這就是鴉片戰爭之後發生的曆史。
清政府的中央財政是以白銀為單位的會計財政,實際收支都發生在地方,而且是用銅錢出納的。比如,賦役全書上規定,我的稅額是白銀一兩。繳稅時我不繳一兩白銀,而是繳銅錢。那匯率呢?1820年河北寧津地方上的匯率是1226錢=1兩。那麽我是不是繳1226錢呢?才不是呢!折算率是官府的專利,他說多少就多少。一般都在3000-5000錢合一兩,良心黑的達到9000錢合一兩的。官府收妥這幾千錢後向戶部申報入庫一兩白銀。調撥單下來,著送這一兩白銀去某處,交某人查收。長途運輸一般運白銀,不會運銅錢,省運費嘛。於是官府撥出1226錢從市場裏購買了一兩白銀送走。餘下的都屬於地方財政。清朝的國地二稅就是這樣來分配的。
       好,現在白銀大量外流,銅錢和白銀的匯率到了1840年是1643錢=1兩白銀。這個局麵誰最吃虧?地方當局。中央財政還是在白銀上走賬,看不出一點變動。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是銅錢,主要日用也是銅錢計價的。影響也不大。嚴中平先生編的近代史統計資料裏有河北寧津縣大柳鎮統泰升記在1840前後的賬冊,銀價上升,日用百貨的價格沒有上漲。而地方當局卻因為銀價上升多支出了35%。其收入部分由於已經是高折算率了,失去了創收的彈性。那他當然不幹了。所以禁煙主要的是那幾個督撫叫得最凶,嚇唬皇帝也最厲害。其實從中央的角度看下去,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無非是地方財政從幾個富裕省份向貧窮省份轉移罷了,那一兩銀子到了接收方還不是能換1643錢?人各有時運嘛,你富裕省份就不能吃虧哪怕一點點?!還“長此以往,國家幾無可用之銀,無可用之兵”。曆史恰恰給了你一個證明的機會,1842年後,鴉片照樣貿易了77年,直到1918年才正式結束。事實是國家的財政越來越富裕,兵也是越來越多的,不但有了新式陸軍,還有了新式海軍。
       鴉片的流入導致白銀的流出,的確是一件事關國運的大事。不過在1840年,中國人還隻當它是一個財政問題。而且是一個富裕省份本位利益受損的地方財政問題。既然事件主導權落在了幾個富裕省份督撫的手中,那麽解決問題的思路就隻能局限在禁煙,截停白銀外流上麵,任何全麵的貿易解決方案都是不可能的。這些方案隻能從外部提供。從今天看回去,這個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曆史事件裏麵包含著貫穿整個近代史的主題:貿易不平衡導致收支不平衡,再導致財政危機,進而引發社會危機。1934-35年的白銀大外流,幾乎就是鴉片戰爭的翻版,同一主旋律,在中國近代史的開始和結束的地方相互呼應。


[1]其中1827,1828,1829三年沒有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