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田_文學城博客

前幾日讀了一篇有意思的比較倫理學文章。作者是國內著名且權威的學者。現將讀後筆記寫於此。

這篇論文將儒家倫理思想與康德的道德哲學做對比，旨在說明要將康德道德哲學中所論‘人性普遍的“自欺”“狡詐”“偽善”等等的‘人性根本惡結構’導入儒家思想，從而讓在作者看來已因自身偽善而日益走進困境的儒家學說獲得救贖。

核心內容從《論語》·陽貨·中的一句：“鄉願，德之賊也”開始，-孔子的這句話後來被孟子解釋：有一種表麵忠信廉潔有德的人，行為上往往無差錯可挑，事實上是“合乎汙世”的，是偽善之徒。完全不屬於堯舜之道。對此，作者認為，由於儒家孔孟及程朱秉持人性本善觀，兩千多年來一直把“鄉願”式的偽善看作是‘有意欺騙’，譴責‘鄉願’者是偏離人性的壞人。

而在康德，偽善不是人性的偏離而是根植於所有人骨子裏的，是先天注定的人格結構。是人性的“根本惡”的表現。康德認為，在人性純理性層麵，人有先天善的道德法則告訴人務必行善。同時，人有選擇能力即‘自由意誌’讓人選擇善或不善。而在人的非理性層麵人性存在脆弱、動機不純和人心的顛倒或敗壞的基質，人的本性中還有自欺奸詐的特性。當這些影響自由意誌的選擇時，偽善之‘惡’即生成。這是人的普遍本性，所以，在康德看來即便是一個真誠的人，也不能避免作惡。

下麵是據作者在解決偽善的問題上儒家與康德的不同。

儒家：解決的方法是“誠”與“修”。誠，即是向內訴諸自心內的善源或說良知。修，即道德修養和儒家經典的灌輸教育。-作者認為此方式讓其自身即是偽善。

康德：人的理性讓人自知有‘根本惡’的本性時會對人由有限性而來的偽善有悲憫和寬容之心。對己會有深刻的懺悔意識，道德因而產生。由於理性的善高於‘根本惡’，人會相信社會的進步將一步步克服這種虛偽而日益接近至善。作者：況且道德作假亦有最終弄假成真的可能。

在作者看來，如將康德學說中的理性和會把人引向根本惡的自由意誌(選擇）拿來取代儒家的仁義忠信等道德範疇的根基：自然感情，則儒家將在保存自身所有基本範疇的同時不再有麵對偽善時的道德驕傲與自戀，並從自身的一係列諸如缺乏理性反思等等的自身偽善的困境中得獲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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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作者所舉的材料中不幸看見的是很不同的東西，因此不敢苟同作者的分析和結論。

首先，孔孟的道德思想與康德的一致之處：康德道德論的基礎之一，先天存在於內心的（善的）道德律，它使人具有向善的稟賦。儒家的人性觀實際上也是起於先天本心的向善論。即，成就人性之仁善實際上是一個學習和道德實踐的過程。還有，儒家與康德在善與偽善的觀念的理解上的共同之處：道德就是將善本身作為目的，反之如將其作為其他目的的手段就是偽善的不道德。在儒家即是其核心觀念“誠”字，以誠對人和對己。

簡言之，儒家與康德都對人性中的先天之向善能力有堅定的信念。而我所見的二者之不同，承認‘自由意誌下的根本惡結構’與否並非關鍵。關鍵在於：儒家為先天之善找到了‘同情心’與親緣關係這樣的天然感情上的心理淵源。而在康德，先天的善僅隻與‘純粹的理性’相關，靠自由意誌（選擇）認識。而正因此點儒家與康德‘達善’的方式截然不同。

如前（作者）所述，康德的道德觀念是由人的理性中向善的稟賦對自身的‘根本惡’的反省的認識而獲得。在此我借康的後來者所議，康德的純理性的道德概念，自由意誌及人的原罪式的‘根本惡’，與他所出的基督教背景及歐洲中世紀哲學上帝存在的推導緊密聯係著。在此，我的問題是：在沒有對基督教天外上帝的虔誠信仰的情況下，即在缺乏這樣的外在式宗教感情的‘觸器’壓力時，人的道德反省心是由什麽觸發的呢？而作者所謂的康德式真正且深刻的謙卑與內省又從何談起？

其次，作者用來促發人的道德寬容憐憫之心與反省內在道德的自由意誌下人性普遍根本惡結構，在既無虔誠宗教、亦無良知啟蒙教育的情況下，難道沒有另一趨向的可能？即，如果偽善奸詐普遍被認為是合情理的人性，那麽人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亦會失去信心與信任。無誠的人與無信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奸詐大行其道便是其現實的後果。

第三，人的道德心是從感性層麵通過教化與教養的啟蒙生發的，（如中國傳統所倡導的詩書禮樂，琴棋書畫）加一些‘絕對命令”式的基本行為原則。這是為現代教育與心理學實踐普遍承認和遵從的。（而孔孟對此兩千多年前就發現了。也是中國古來相對於西方在宗教與文化方麵所顯示的包容能力的原因）。即是說，在今人看來，道德的理性是來自於對人天然感情的修養、感官與感覺層麵的實踐，而已不再糾結所謂善的純粹理性概念了。我想其原因應該是：畢竟不可能將人人都拽進某種宗教，或相反：將人們全部變成思辨哲學家。

康德倫理學的意義，據我看來，他的純粹理性道德先天原則，為個體的人立尊嚴，自歐洲啟蒙運動以來對現代人的人文意識貢獻非凡。其道德理論從抽象的層麵，其起與終端 (如前所述）與儒家思想並不相悖，但具有現代式的豐富與立體明確的強調，-這才是儒家文化所應該借鑒之處。同時，我認為所謂人性普遍的“根本惡”結構論在道德範疇之外的公共事務監察和法律處罰方麵，可為東方文化傳統下的社會治理提供借鑒。

最後，作者所指出的儒家教育說教式偽善及製度性偽善。我認為前者在不與被教育者品質過度背離的情況下亦可以有習慣成自然的弄假成真之效，關鍵可能在於是否能因材施教。後者則超出了倫理學範圍。比如，如果把康德的倫理學強化為製度和不可質疑的觀念立為各社會族群自行解釋並強加於人標準的行為法則，未必不會也引出偽善和魯迅筆下的‘吃人’的一幕。

注：本篇讀後感所針對的文章在我關注的一微信公眾號上，願為感興趣的網友提供微網址。

以下數圖是我拍的秋天花之影。當前，這些花們已經進入‘入睡’階段。將近晚秋了，盛開的玫瑰毫無倦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