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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用“祖國”綁架我
程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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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4日，星期六，淩晨醒來，習慣性地翻一翻微信“朋友圈”，一位朋友的留言讓我再也無法入眠。她的留言是這樣說的：“借用別人的話：即使你入了美國籍，認同美國，你到中東去為美國打仗，被打死了，訃告上仍寫的是美籍華人，而不是美國人！
”我究竟用錯了什麽語言，刺激得這位剛剛發帖談論女人如何優雅的女性朋友，要咒我不得好死，而且，死得“名不正，言不順”，連個“美國人”的稱謂都沒有？在中國，人們都還在享受國慶長假。在美國，國慶節七月四日，全國隻放一天假；在中國，卻連放七天。中國外交部長說，中國的人權狀況比美國好五倍，顯然說錯了，至少好七倍啊！
在錯愕和憤怒中，我也毫不客氣地反唇相譏：“你來自那個教授當街下跪的所謂大學，自然不知道美國意味著什麽。既然你這樣無禮，就恕我不客氣了！
”那麽，我究竟在微信“朋友圈”裏說了什麽，惹得這位大學副教授（我猜的）不顧基本的禮貌修養，要來“踢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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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班後，我心緒不寧，因為電話那端，妻子聲音微弱，表示自己頭痛得厲害。她在自己經營的店裏上班。我要她提前關門，回家休息，她不肯。妻子頭痛的老毛病，是我多年最大的牽掛。我不知道別的夫妻是怎樣的情形，我隻能告訴我的讀者：我每天一早一晚給妻子兩通電話，都是探聽她是否有好的睡眠，是否不舒服。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們常年分居兩地。年過半百，我們仍然生活艱難。加州時間下午6時，離她下班還有一小時，她打來電話，說吃藥後感覺好多了。我們談起她不久就要回成都。因為久居美國，我們對中國的環境氣候已不太適應，每次回去都會生病，不是呼吸道疾病，就是腸胃疾病。她很擔心在成都時，萬一生病了，躺在酒店裏，該有多麽難受。可成都，是我們結婚、成家、生養兒子、贍養老人、為老人送終的城市啊！在中國，還有哪座城市，比成都對我們更親？但是，當我們上次回成都，白天吃餐館，晚上住酒店，腹瀉不止時，我們真切地感到了， 我們位於兩棵銀杏樹下的、租給別人的房子，已不再是我們的家。我們的家，真得已經搬到了萬裏海濤的那邊——美國舊金山。
1998年，剛剛舉家移民美國。有一次，我問一個從廣州移民來美的老朋友：“你現在認同舊金山是你的家，還是廣州是你的家？”與我同齡的這位朋友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舊金山是我的家啦！”我接著問他：“獲得這種美國的家園認同，你花了多少年？”他說：“大概10年吧？”他的外公外婆是修鐵路的那一代華工，在寸土寸金的舊金山濱海區，給他們的後代留下了連在一起的兩棟三層洋樓。即便如此，他也花了10年時間，完成這種家園認同的轉換。
晚上，我在微信“朋友圈”裏，隨意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回到德州小城的第一個周末，室友上夜班了。另一個室友—韓國博士搬走了，給我造成了損失。空蕩蕩的大廳無人使用……剛剛和老婆談回成都的感覺：住在酒店裏，吃在餐館裏，家的感覺已蕩然無存。如果沒有親友在那裏，何須年年回成都啊！美國是我的家，美國是我的國！”正是後麵的這兩句話，引起了這位知識女性的強烈反感。她才完全不顧忌我們中國人傳統的情麵，咒我為美國戰死中東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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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她的留帖，我的錯愕其來有自。她並非從來沒有來過美國的中國憤青。僅僅兩個月前，她結束了在美國加州一所學院為期一年的進修，回到她任教的長江大學。長江大學，原為江漢石油學院，位於古城荊州，距離我的家鄉荊門，高速公路車程僅僅40分鍾。曾有恩於我的魯伯伯，就住在離古城牆不遠的地方。我還有朋友，在那所地方大學的藝術係任教。
2014年年初到4月底，來自中國的三位年輕知識女性，帶給了我短暫的快樂。那種快樂是建立在知識分享、思想交流和地域親切感之上的。三個人分別來自荊州、上海與南京。來自上海的李博士候選人，是江西人士，而我的祖先來自江西；來自南京的韓博士，國學根基頗厚。就地理而言，惟這位老鄉離我老家最近。她們都到我的湖邊居所吃過飯。她們也一起邀請我去做客，為我遠赴德州餞別。今年8月1日，下午，正在上課，我的手機響了。上課原本應該關閉手機，但我那天恰恰忘記了。我是一個既不喜歡打電話也不喜歡接電話的人。坐在回中國的飛機上，她打電話給我這個僅僅見過兩三麵的朋友告別。我們相約：回國時，我如果去荊州，一定去找她；她如果有興趣，歡迎到荊門。40分鍾車程，就是我們共同的國家——中國進步的證明。
僅僅因為我寫了“美國是我的家，美國是我的國”，她就要對我翻臉不認人。什麽樣的“愛國”教育，荼毒了她偏狹的心靈？一個大學教師，應該如何看待“愛國”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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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我的手邊有一張加州Salinas地圖。在地圖的邊緣部分，她親筆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電話號碼。鑒於這個電話號碼已經失效，它顯示在圖片中應該不算泄露隱私。希望伴隨她一年的這個電話號碼，成為她心中對美國的美好記憶的一部分。在她今後的所有評職稱、晉級、學術活動中，她在美國大學一年的進修都不會被刻意略去，除非中國再度掀起義和團式的反美狂潮。 她的兒子，在臨海的美國加州蒙特雷小城，就讀了一年，沒有繳納一分錢的學費、“借讀費”，說不定還享受了免費的午餐。美國燦爛的陽光和藍天，映入過小小中國少年的眼睛。她實實在在受惠於美國了。
那麽，是誰在納稅，承擔她兒子就讀一年所耗用的美國教育公共資源？是我，以及其他和我一樣的、如我們共同的微信群“蒙人社”社友“榮哥”、群主“烙餅”等中國人。具體來說，Salinas是蒙特雷縣的縣治所在地。美國的物業稅是由縣政府征收的。物業稅的用途主要用於教育等公共事業。由於我在Salinas擁有物業，我繳納的物業稅，用來支付了她的兒子就讀學校的費用，所以，她的兒子可以在美國免費讀書一年。如果她能夠留在美國，她的兒子可以一直免費讀到高中畢業。
我們另有其他的身份：“美籍華人”或“華裔美國人”。我們有權靈活使用這兩個或許有細微差異的稱謂，在一些場合，我們強調自己的“華人”身份，在另一些場合，我們強調自己的“美國人”身份。這有任何過錯嗎？在法理上，在倫理上，在情感上，在常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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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為我在說胡話。你沒有祖國，但我有。祖國，是相對於“客居國”、“所居國”而言的那個給了你語言、文化、傳統、血緣， 但你已經遠離了的生命源頭之國。用英語說，motherland, fatherland, homeland, 都是“祖國”的意思。用古雅一點的漢語說，就是“父母之邦”、“家邦”。如果你沒有離開中國，中國隻是你的國，但不是“祖國”。“祖國”是海外炎黃子孫的專用名詞。
1949年以後建政的那個國家，不是我的祖國，或者，不是我完整的祖國，而隻是我祖國的一小截，而且，是不堪回首的一截。那些殺戮、瘋狂、對人權與人性、對中華文明的摧殘，就不要去一一列舉了。她在繼續留貼中說：“給中國以時間，它會讓你為它感到驕傲。”給了它65年的時間了，請給我一個足以令我為之驕傲的理由！
在那張傳遍全球的“長江大學教授下跪”照片中，可見橫幅上的征兵標語，有“強軍強國”的大字。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軍已經強大到可以將坦克開上天安門了，中國的國土麵積卻減少了數十萬平方公裏（白龍島就是一個將國土與海域愚蠢地、慷慨地贈送外國的例子）；國已經強大到位居世界第二經濟體，而大學的教授們卻齊刷刷地跪下去了，而他們跪求的，是一個區區的區級政府，而區級官員嗬斥他們說：“非洲沒有汙染，你們去非洲啊！
”在中國人獲得普遍的尊嚴之前，別用“祖國”綁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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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或許不怎麽愛65歲的中國，但我愛3000年的中國。問題的乖謬之處恰恰在於，65歲的中國不僅耗盡了3000年中國的自然資源，而且，毀滅了3000年中國的優良文化傳統。但我確實深愛中國的底層人民，因為我來自那個群體，與他們血肉相連。我之所以被海外評論家稱為“講英語的農民作家”，蓋因我對那片土地愛得深沉。
因為熱愛，所以抨擊。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我複印了400份捐款資訊，在我的街區和商業區逐戶派發；在舊金山熱鬧的街區，妻子經營的小店櫥窗，也被我布置成了募捐的專欄。時任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的彭克玉先生，是我的荊門老鄉。但我從來不去參加每年國慶、春節的領事館招待會。在舊金山灣區，得到一張中領館的請柬是那些愛國僑胞的臉麵和榮耀。當中國的監獄裏，不再關押因言獲罪的囚徒；當中國的大街上，城管不再將小販的攤子一腳踢翻；當中國的大學裏，學生不再舉報老師批評政府的激憤言論；當中國的社會裏，不再發生一兩個月有多達10多名無知的女大學生被禽獸騙奸或殺害的慘禍……我這樣祝福中國，我的祖國。我願你和平、理性、仁慈、博愛、均富、文明，成為人類社會的標杆甚至燈塔。
2011年10月12日，我原來的單位四川日報的上司伍鬆喬先生，和原同事陳欣先生，特意專程安排車，陪我去看大地震中毀滅的北川縣城。置身在廢墟中，看見殘存的父母呼喚子女的留字，我蹲在一處台階上，雙手捂臉，任我的眼淚——遲了三年的眼淚，默默地流下來。
我希望13億中國人，每個人都比現在的3億美國人，過得更富足，更自由，更康樂。可現實是：百分之一的人口，擁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財富。麵對這份最新的社會調查報告，你讓我如何為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我一點一滴地為中國的社會全麵進步而寫作。
2011年夏天，我回到家鄉荊門，一位女性朋友開車帶我外出遊覽。我發現她沒有係安全帶，但汽車卻不發出安全帶沒有係上的“嘟嘟”之聲。我仔細一看，原來安全帶的插孔裏，插入了一個由工廠生產、公開出售的插銷。將那片金屬插入，汽車的報警係統就被巧妙地騙過了。我當即指出她的錯誤，督責她徹底改正。兩年後，她寫信給我說，她從此開車都係安全帶，還勸周圍的人這樣做。一點一滴改變中國，就從這樣的小事開始。
坐而論，何如起而行？2014年10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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