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郭文貴先生自己的稱述，得到已經爆的資料，已有一段時間。他在這個時間出來公開，有他（或後麵之高人）精心的計算。然而，撥開這些精心的安排，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略微真實的郭文貴先生，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郭文貴先生的明天（fate）。

從一開始的“保命，保財，報仇”（3bao’s），筆者以為郭文貴先生是以保命為上，保財以次，報仇為三。如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稍微真實一點的郭文貴先生——其生命和財產受（或已）到威脅，其有怨曲。保命是任何一個人的天性，即使如劉曉波先生這樣視死如歸的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是有求生的欲望而接受治療。但不同的是，劉曉波先生沒有被仇恨蒙蔽，被仇恨扭曲，更沒有被仇恨占據，這也是他最可貴之處。

其次，郭文貴先生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至少對筆者而言——自媒體時代。筆者不是新聞從業人員，也不是靠爬格子糊口，但對媒體的新聞道德和社會責任還是有體會。“自媒體”是不是就不需要新聞道德和肩負社會責任，我們可以討論。但當我們讀到（被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批評）紐約時報幾次對郭文貴先生的報道，隻是敘述發生這件事的本身的新聞，而輕描淡寫對郭文貴先生爆料的內容，我們就知道主流媒體對“爆料”的態度。爆料在美國有專門的出版物，其統稱為“Tabloid”。筆者不認為tabloid會對中國的民主進程有任何正麵的作用，一如rumor mill無法改變美國的大眾感觀。再者新聞的時間性和不可預測性，會成為郭文貴先生過於關注觀看人數（popularity）的最直接的殺手。

筆者的前文有談到郭文貴“運動”，提到“持續性和群眾性，會是這次‘運動’成敗的關鍵”。倘如郭文貴先生如他所講的，真正關心中國的民主和憲政，關心“和他一樣”的草根，以郭先生的能力和財力，建立一個獨立和中立的，可信賴的，“第二紀委”（在國外起訴違法犯罪之官員，堵住他們在國外置產安家的後路）或“第二信訪辦”（退而求其次的以單純揭露貪樁枉法之官員）未嚐不是一個事半功倍的好事。聯合包括從中國執政黨黨內改革派，到社會最底層的小商小販和農民工有可能的對象，從而起到監督的作用，猶如美國的新聞自由對政府的監督和製衡（check and balance）。至少這會是第一個在中國有意義的監督和製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