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長蓋伊的辭職，是美國大學近幾十年在言論自由、身份政治、金錢腐蝕等問題上不斷升級的危機的總爆發，是哈佛乃至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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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事件的中心是校園內的言論自由。在上個月的國會聽證會上，蓋伊和另兩位大學校長不肯明確表示對猶太人種族滅絕的呼籲構成校園欺淩和騷擾，引發諸多不滿。保守派對她的批評尤其激烈。

在這一點上，批評哈佛的保守派們采取的顯然是雙重標準。之前他們一直批評美國大學的取消文化，認為這限製了言論自由。但到頭來我們發現，他們隻是在己方言論受鉗製時拍案而起，揮舞言論自由的大旗。當敵方言論沒有受到足夠鉗製時，他們搖身一變站在了言論自由的對立麵。

但哈佛自己在言論自由上何嚐不是采取雙重標準。對某些言論要歇斯底裏地取消，對某些言論卻強調言論自由，不碰不問。

保守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一個巧妙的戰術，但這並不自動給他們提供道德上的製高點。正如敵人的敵人並不一定是我們的朋友，錯上加錯並不就是對的。來自極左的取消文化要反對，來自極右的取消文化同樣要反對。

仔細想想，這次右派的取消行動比左派的還要蠻橫無理。哈佛校長自己並沒有發表反猶言論，她隻是對反猶言論譴責控製不夠。

本來該做的是譴責取消文化，讓校園有更多言論自由。但蓋伊的辭職顯示我們跟這個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左派的取消文化上疊加右派的取消文化，變本加厲，雪上加霜，大學校園言論自由的危機不但沒有因為這個契機得到緩解，反而繼續升溫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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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伊辭職的直接原因是涉嫌學術抄襲。她的論文的有些地方隻改變一兩個原文單詞，卻未聲明是引用原始文獻。雖然她是定量學者，學術成果不是體現在文字上。她應該並沒有竊取他人的研究成果。但她的做法仍然是違反了學術規範。

而且即使忽略可能的抄襲行為，蓋伊的學術成就跟前任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蓋伊成為哈佛這樣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學的校長，明眼人都知道得益於多元化政策。

這是哈佛這些美國大學麵臨的第二個危機：身份政治取代了meritocracy。確實，頂尖大學的宗旨不僅僅是培養學者，它們還肩負著為社會培養領袖的責任。但不管是錄取學生，聘用教授，還是選拔領導，都應該秉持meritocracy，擇優錄用，追求優秀。

多元化的用意，是幫助邊緣化群體在先前難以涉足的領域得到灘頭陣地，以開啟與其他群體齊頭並進的良性循環。但這應該是積極主動地對弱勢群體敞開大門，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優先考慮弱勢群體，而不是不屈不撓地攻擊meritocracy，將其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在招生和用人上把標準一降再降。

這些反智反精英的做法已經引起強烈反彈。蓋伊的辭職，又把這個危機擺在了聚光燈下。在美國這樣種族雜處的社會，多元化本來是個有智慧的做法。但由於極端人士的狂熱，它的名聲越來越糟糕，現在更是幾乎聲名狼藉，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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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言論自由和身份政治還不是蓋伊辭職事件凸顯的最大問題。這兩個問題這些年都說得很多，耳朵都聽起了老繭。這個事件真正開風氣之先，也是它最令人不安的地方，還是它挑明了一點：大學在金錢麵前必須屈膝低頭，學術獨立尊嚴不再。

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錢當然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東西。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早就不是秘密。尤其現在貧富懸殊嚴重，巨富手中掌握了驚人財產。他們不但直接插手政治，也用自己掌握的資源給大眾洗腦，以至於廣大貧苦人民，連自己的醫療保險都搞不定，銀行存款不到四位數，卻還體貼地為0.01%的富人操心，擔心他們交太多稅，擔心他們的財產會從一萬億跌落到五千億。

但以前財富雖然所向披靡，它們的勝利總還被一些枝枝葉葉遮擋著，吃瓜群眾看不真切。這一次哈佛和捐款人之間的較量則是眾目睽睽之下的一場bare knuckle fight（不戴手套的拳擊），捐款人取得了驚心動魄的曆史性勝利。

但這也是哈佛咎由自取。哈佛說它的使命是“為我們的社會教育公民和公民領袖，”但它還有一個使命，就是擁有越來越大的捐贈基金，成為世界上最富的大學，而且保持這個地位。

早就有人開玩笑說，哈佛就是一個對衝基金。它跟其他對衝基金的差別就是，它還有一個附屬的學校。

這些曆史悠久、世界聞名的高等學府在追求金錢上是一點都不害羞的。我的母校斯坦福在聲譽和財富上跟哈佛也有一點可比性。離開學校後，年底都會接到一個來自斯坦福的電話。“晚上好，請問是維立博士嗎？”電話那頭是正在學校就讀的學弟學妹。一開始他們親切地問寒問暖，詢問我聯係信息有無變化，說要更新通訊錄，然後話鋒一轉，“現在我們的工學院正在計劃某某項目，這個宏大的計劃將惠及未來學子，但也需要很多錢。我們可以期待你捐200元嗎？”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籌款電話。校友支持母校當然是應該的。我們當年身無分文來到美國，母校給我們獎學金，讓我們接受最好的教育，我一直心懷感激。但年複一年地，我的感覺慢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以前我有些迂腐的想法，以為象牙塔中的高等學府是清高的，超凡脫俗的，讓人仰視的，出汙泥而不染的，他們有資格也有意願傲視金錢。但其實美國這個社會沒有象牙塔。大學就是一個商業機構而已，他們追求的也是金錢利益。

比如我們都知道私立名牌大學錄取中有一個legacy政策，讓校友的孩子在申請時得到照顧。雖說私立學校有權決定自己的錄取政策，但這個做法跟他們標榜的公平正義顯然不相容，所以一直為人詬病。但擺脫這個政策被證明是非常非常難，為什麽呢？因為這個政策可以激勵校友捐款，直接影響學校銀行賬戶的底線。

既然早就被染上了銅臭氣，受到金錢控製又怎麽會讓人驚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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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受到的威脅、身份政治對優秀傳統的侵蝕，和金錢對製度的腐蝕是美國社會麵臨的三大危機。哈佛一直處於社會風暴的中心，而校長辭職事件，更是集多種爭議於一身，是三大危機集中爆發的體現，這也是為什麽這個事件特別值得關注。

去年最高法院裁決哈佛在招生過程中考慮膚色的做法違憲，已經給了哈佛一個打擊。這次校長辭職，哈佛在美國社會的文化大戰中再輸一城。雖然哈佛的對手不一定站在曆史正確的一方，但哈佛也並非清白無辜。它近幾十年的種種做法，為自己的挫敗埋下了伏筆。對今天的一切，哈佛自己難辭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