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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去世當天晚上，美國最高法院前聚集了幾千悼念的人，場麵之肅穆壯觀令人動容。這當然是因為金斯伯格是一位受人愛戴、成就斐然的了不起的女性，但也是因為作為一個傳奇人物，在這個曆史的緊要關頭，她的去世給美國社會帶來了兩大挑戰。
金斯伯格去世前對孫女說，“"我最熱切的願望就是等新總統上任後才被取代。"
2016年大選時，有些人之所以投票給川普，僅僅因為他承諾要任命保守派大法官。上任後，他已經任命了兩名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給了他第3次機會。
但大家都還記得，2016年2月大法官Scalia去世，最高法院出現一個空缺時，離大選還有9個月。但作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麥康納拒絕考慮奧巴馬總統的大法官提名：“美國人民應該對選下一任最高法院法官發出聲音。因此在我們有新總統之前，不應該填補這個空缺。”川普的第一個任命大法官的機會就是這樣得來的。
現在離大選不是還有9個月，而是隻剩一個多月，那我們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等有了新總統之後再填補這個空缺呢？
麥康納似乎不這麽認為。金斯伯格去世的當天他就宣布，他會讓總統的大法官提名盡快通過。
在黨派之爭如此激烈的今天，如果他堅持這麽做，我不會感到驚訝。但這種做法將是非常短視的，因為這是對最高法院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的損害。
黨派之爭，左右之爭，保守派和進步派之爭，是美國政治永恒的話題。你有極左，我有極右；你加稅，我減稅；30年河東30年河西，鍾擺朝一個方向擺過頭了，又擺向另一個方向。美國人民就在這樣的現實中過著日子，美國這個國家就這樣跌跌撞撞地前進。
作為一個普通選民，不必把其中一派看成魔鬼，另一派看成天使；或者把一個當成一朵鮮花，另一個當成一堆牛糞。永遠秉持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態度，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
但美國人民這種淡定的底氣，建立在對製度有信心的基礎上。我們有權力製衡，依法治國，媒體監督，專業誠信。在這個製度的框架之下，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不管他們怎麽蹦躂，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即使不小心遇到壞的政客，也有這個框架把他牢牢框住。
但這些年我們漸漸感覺到，美國這套製度並不是固若金湯的城堡，而是由民眾的信任和信心粘結在一起的土坯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民主製度的運行有點像一個自證預言的過程。民眾對它越信任越有信心，它就越有效。反之亦然。比如說，如果多半人缺乏對選舉製度的興趣或信心而不去投票，即使不說民主選舉製度名存實亡，至少選出民意代表的想法幾乎成了癡人說夢。
這種對製度的信心，就像一個品牌的信譽，又像一種先進的文明，建立起來很難，摧毀起來卻很容易。
最高法院是一個公正、獨立、超越黨派之爭的聲譽卓著的機構。在曆史上，雖然最高法院大法官由屬於某一黨派的總統任命，但在參議院確認時，經常都以幾乎全票通過。最近十多年來，參議院在確認大法官時按黨派劃線的投票方式已經損害了最高法院的聲譽，在這一點上。兩黨都功不可沒。
但麥康納2016年的做法更加惡劣，等於以一己之力，單槍匹馬地給了最高法院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致命一擊。如果他現在忘記4年前的說法，堅持要在總統選舉之前任命新的大法官，又會再次在美國人民心中播下質疑最高法院合法性的種子。如果大法官都是這樣選出來的，最高法院有什麽資格對美國社會最重大的問題說三道四？
這也是川普這個人最大的問題。川普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穿梭來往，沒有什麽連貫性、係統性的理念可言，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為個人的輸贏不擇手段。這幾年美國的選舉製度、情報機構、聯邦儲備這些美國社會皇冠上的明珠和穩定的基石，其信譽全部遭到他的攻擊。新冠疫情發生後，FDA和CDC這些本來很專業很有公信力的部門的獨立性也被他破壞，而這一切隻是為了自己的虛榮和權位。
金斯伯格的去世，又把是否應該把黨派的利益、個人的意識形態淩駕於民主製度和程序的合法性之上的問題推到了前台。我們的政客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來處理這個問題嗎？讓我們拭目以待。 但我對他們不抱太高的希望。尤其是考慮到我們有過讓最高法院決定總統選舉結果的先例，搶在選舉之前完成這個任命是大概率事件。
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中。保守派（conservative）和進步派（progressive）在好些議題上都有激烈交鋒，最高法院在這些議題上有至高無上的話語權。金斯伯格最為人所知，也是她一輩子花費最多精力為之奮鬥的，是女性的權利。
保守和進步很難說哪一個是好的，哪一個絕對是壞的，關鍵是在合適的時候有合適的節奏。簡單地說，保守派認為現在的一切都不錯，維持現狀就好，要改變也不用那麽快。而進步派則認為現在的狀況不夠好甚至很糟糕，應該盡快讓社會取得進步。將溢美之詞堆在保守派身上，或者將進步派吹得天花亂墜，都同樣幼稚可笑。
一般來說，生活已經很安逸的既得利益者是保守派，因為他們不覺得社會有急劇變化的必要。但處於社會下層的弱者急於從艱難困苦的生活中掙脫出來，他們不能也不願等待。
女性幾千年來在社會上處於弱者的地位，因此比男性更可能屬於進步派的行列。
金斯伯格60年代從法學院畢業時，因為找不到律師的工作，隻能擔任教職。美國曆史上第一個進入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Sandra Day O'Connor （順便說一句， O'Connor 是裏根總統任命的一位保守派大法官。我對她非常尊敬，佩服有加，以後有時間專門寫一篇她的故事）50年代從法學院畢業時根本無人雇用，隻好找了一份沒有薪水的工作。
今天法學院畢業的優秀女生可以像男生一樣到頂尖律師事務所工作，正是因為金斯伯格她們這一輩人的努力。
女性的權利在過去100年中進步了很多。100年前，也就是美國建國150年之後，女性才第一次可以投票。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大規模進入職場，1960年代才被允許申請哈佛商學院。1973年最高法院的Roe v. Wade 之後，女性才被確保合法墮胎權，才擁有了對自己的身體做決定的權利。
現在保守派最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就是女性的墮胎權。推翻 Roe v. Wade 是他們想把更多保守派大法官送進高院的最主要目的。保守派篩選大法官提名時，最重要的一個考量就是他/她對 Roe v. Wade 的態度。
因為這一點早就是公開的秘密，所有有雄心進入最高法院的人，都對自己對 Roe v. Wade 的態度諱莫如深，即使被直接問到，也拿出他們律師的專長，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他。但可以肯定的是，金斯伯格的去世，讓女性這100年好不容易爭得的一點權利受到了更大的威脅。這不是一個進步快還是進步慢的問題。如果金斯伯格被一個視女性權益為洪水猛獸的保守派大法官所取代，我們看到的將是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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