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之間發生的這場戰爭是一場廣義的文化衝突。英國希望的不是把中國當作殖民地來統治，而是要中國繼續保持原來的主權國家，但要按照英國方式在法治精神下進行國際交往和自由貿易，因為這將為英國的商業利潤打開門戶。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在中國古老的社會中進行一場革命，而這一點當然要遭到堅決的反對。這種對西方文化及意識形態的抵製一直持續到現在。《南京條約》的簽定者，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也是後來第一任香港總督，在簽字儀式結束後的宴會上，對中方代表穆彰阿和耆英說，英國強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製度和商業”，中國也可以效仿。那兩位滿洲親貴沒有用現在已經聽膩了的論調＂西方的製度不適合中國＂回擊，因為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麽。

這場戰爭和現在中美之間爆發的貿易戰在起因上類似 －－都是由大量的貿易順差引起的。鴉片戰爭爆發之前二十年，中國對英國的順差每年是三百五十萬元西班牙銀元。中國現在每年對美國的順差額就先不提了。造成中國對英貿易順差的原因是封鎖國門的政策，為此而采取的手段比如高關稅、限製外商投資、政府壟斷進出口等等建立貿易壁壘，多少也和現在的情況類似，隻不過現在不是為了閉關鎖國，至少在全球商品流通方麵沒有這個國策。

假如清政府能聽懂璞鼎查的話，願意用貿易讓國庫的錢增加，那麽當時的中國人手裏的牌其實比現在要好，當然這場戰爭也就不會發生了。當時中國的GDP是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份額，雖然這個國家沒有一點工業化跡象，是實實在在的農業國，並且武力完全和英國不在一個等級上。但自由貿易的好處就是不論強國弱國，工業國還是農業國都可以從中受惠，這個從中國後來改革開放的這段曆史就能證明。78年中國依然是個弱國，經濟上已是弱的不能再弱了，軍事上和美國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91年海灣戰爭時解放軍的將軍們觀看完錄像，人人嚇的臉白，好半天有位將軍說出一句話：＂假如哪天戰爭發生在我們這裏，我們拿什麽和他們打啊！我們還在人民戰爭小米加步槍的年代！＂在那之前８２年的英阿馬島戰爭就震撼了鄧小平，從那以後加緊國防科技建設，直到今日中國在軍事上也和美國有很大的差距，但這些都不影響賺錢。七十年代末打開國門後中國人財富增加的速度有目共睹，證明了貿易是不論強弱都可受惠的事。

無論按經濟學的相對優勢還是絕對優勢衡量，以前的清政府相對於英國，在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上都處在優勢。從需求上看，中國所出口的茶葉、瓷器和絲綢，的的確確是西方趨之若鶩又無可替代的 －－這些東西在當時隻有中國生產，而現在，你幾乎找不到什麽是完全依賴從中國進口的，這使得貿易戰打起來時，中國出口廠商不得不發表告誡外國人的文章－－＂你可以不從我這裏進口成衣，但你知道麽？越南產的牛仔褲連褲腿都不一邊長！印度產的襯衫連商標上的字都印錯，因為他們的勞動力基本上是文盲！＂

讓清朝人意識到打開國門自由貿易的好處當然是異想天開，即使意識到了經濟上有好處，隨之而來的西方文化的浸染也將被嚴格地抵製，而假如這些還伴隨著＇炮艦外交＇，就更令人產生屈辱感和仇視感 －－承認自己打不過西方是太羞恥的事，因此由武力保駕護航而來的商品、文化、信仰、製度，都天然帶有缺陷，誰也不願意被強迫著接受對方的東西，哪怕那真的是好東西。這就回到前麵那個問題：為什麽你非要在我弱的時候強行打開我的大門和我做生意，為什麽你不等我自己完成工業化進程，等我和你一樣強大了，再來和我自由貿易。很簡單，因為按照中國自己的節奏發展，是永遠等不到那一天來臨的。這裏涉及的是＇為什麽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的經典議題，對此的回答有許多種，最普遍的看法，不是中國人不會發明蒸氣機，而是中國缺乏製度的保障 －－ 缺乏捍衛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意識和為此而設計出的製度。

“The poorest man in his cottage, may bid defiance to all the forces of the Crown. It may be frail; its roof may shake; the wind may blow through it; the storms may enter; the rain may enter, but the King of England cannot enter, all his forces dare not cross the threshold of the ruined tenement.(Private poverty under Common Law—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個寫進英國憲法的保護私有財產的精神，保障了英國率先進入工業革命。有了憲法保障，小業主們可以放大膽子追逐財富。想要財富最大化就必須保持競爭力，想要保持競爭力就必須創新，於是各種科技發明爭相而至，而想要創新出成果又必須大膽投入，而大膽的前提又是必須有法律保障你將來好不容易搞出來的成果不被＇共產＇了去，法律保證你不是養肥了就殺的豬。反觀中國，不是沒有大量出現手工作坊，明中晚期的紡織業規模不比同時代的英國小，可隻要你稍微做大了點，你就不得不依附於官僚階層，否則隨便一個稅就能把你瞬間打回赤貧。普天之下全是王土，你一針一線都是別人的，你剛搞出點東西就被別人拿走，你還有多少發展科技的熱忱？直到今天的私人企業主，也還是沒有擺脫這個困境，安全感上甚至比明末更糟－－那時候不過是淪為統治者的附庸，現在竟淪為他們的白手套。

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後的十多年中，清政府的對外政策調整為古老的＇羈縻＇。這個詞最早出現於《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羈，馬絡頭也；縻，牛蚓也，引申為籠絡控製。實行羈縻政策的地區名義上從屬朝廷，實際由當地原住民首領自行統治。說白了就是土司製。清廷把新口岸上的外國領事視為土司，希望用＇羈縻＇之法，將他們馴化。雖然1842年的那場戰爭＇偶然失敗＇，中國這個萬方共主之國卻沒有在精神上低下頭。清廷派出的＇督辦夷務＇的官員，天天使出整套的傳統伎倆與＇夷人領事＇虛與委蛇。他們試圖在外交禮節和名詞術語方麵使其外國對手處於下風：譬如說，會談隻許在貨棧那種令對手感到屈辱的環境中進行，或者隻許同低級官員進行。當被迫作出讓步時，也隻把它當作君恩，是清國大皇帝施予外國人的仁政，而不承認這是外國人本就該享有的、條約規定好的權利。軍事上的虛弱而文化上的優越使清朝的外交官員自動成為兩麵派，在麵對外國人要求履行條約進駐通商口岸時竭力迎合，滿口答應，私下裏卻百般阻撓拖延抵製，結果是廣州十多年都沒有讓英國人進去。

在抵製的過程中，煽動廣州鄉民的排外情緒起了重要作用。如此看來我們今天的人實在是無能－－所有的手段都是我們老祖宗玩剩下的，不過改了個形式，把＇鄉勇＇變成了＇水軍＇。根據《南京條約》第二條，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白紙黑字給予了英國人居住在廣州城的權利，但無論從皇帝到兩廣總督耆英，再到廣州老百姓，都對英國人打心眼裏膩歪，看到這些蠻夷，就勾起了創傷心理，一種很不舒服的回憶。天天麵對他們，豈不是天天被提醒自己是戰敗者這個事實。所以直到南京條約簽定的第五年，在廣州經商的三百名外國人依舊被限製在號稱十三行的老區，大約八百英尺的濱江地段以內，而本應在廣州城裏建立的領事館連個影都沒有，英國派過來的公使及政府官員一直被堵在城外，說什麽不讓他們進去。

拒絕外國人進城成了廣州人民反抗外族入侵的標誌。這其間不斷爆發衝突，雙方都覺得自己有理。英國人說建立領事館是條約規定給我們的權利，中國民眾說我們不承認什麽條約，你進來就是侵略。兩廣總督耆英一麵極柔和地安慰英國公使德庇時爵士，一麵授意鄉勇們當炮灰，要他們出於愛國的目的自己武裝起來趕跑英夷。耆英用來拖延的手段令人歎服。麵對德庇時爵士進城的要求，先是說並非我不讓你們進來啊，你看現在民意那麽激憤，中國老百姓對你們那麽不友好，你們在十三行的商館被石塊打破窗戶，經常爆發毆打和騷亂，你給我時間讓我安撫民眾…幾年過去英國人又要入城，耆英說給你們建館的錢不夠，你再給我兩年…這其間耆英與英國人積極發展私人友誼，甚至認了香港總督璞鼎查的兒子做幹兒子。他給璞鼎查寫信，說十分喜愛這個孩子，還要帶他到北京去覲見皇帝，還給那孩子起了個中文名字。＂從今天起，他就是我的養子弗裏德裏奇·耆英·璞鼎查了！＂

英國人看在和耆英的私人交情上不好太逼迫他，然而民眾對他們的敵意與日俱增。1847年初六個英國商人被廣州鄉民殺害，耆英馬上逮捕了凶手給英國人一個交代，好不容易把這事抹平；緊接著4月份暴亂再起，這次中國人連十三行也不讓英國人住了。商館裏的英商自衛，雙方不斷朝對方扔石頭。城外的英國公使德庇時爵士終於再一次訴諸炮艦外交，把英國的戰船從香港調來進攻虎門炮台。36小時內，英武裝力量打啞了清朝827門大炮，進入廣州，奪回了十三行。可他們能夠取得的最大成果仍然是耆英口頭答應廣州城門兩年後一定向他們開放。＂就兩年！決不食言！＂英國人沒轍再次退出廣州，橫豎這麽多年都等了，不在乎再等兩年。他們不知道的是，耆英馬上就要調回北京了。等自己一離開這個位子，所有承諾都會隨著他的消失化為子虛烏有。

耆英於1848年上半年被召回，其繼任者為漢人徐廣縉。徐奉行的是依靠民眾排外情緒的政策，亦即＂民心可用＂，他本人把對英國人的仇視擺在了明麵上。由於他代表的是官方，英國人大失所望－－以前他們至少可以認為，不讓他們進城並非政府的意思，隻是老百姓思想太保守。

失望之餘英國人做了最後的努力，1849年（就是耆英承諾的兩年以後的那個年）再次要求清政府履行諾言，徐廣縉在全城及鄉下動員民兵十萬人，成功以武力驅除了英國人。這種高昂的反抗外國的民氣受到清帝的嘉許。總督徐廣縉與那位表麵上氣壯如虎的巡撫葉名琛輕而易舉成了民族英雄，這更激勵了他們的鬥誌，屢屢駁回英國人的照會，＂遇中外交涉事，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置英國人的交換條件於不顧，極力維護民眾意願，甚至中斷貿易，修炮台，募軍隊，強硬擺出英勇鬥爭的態勢。

葉名琛在曆史上以＇六不＇聞名。對待外國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這裏有一個細節比較有意思。在麵對西方時，漢大臣的表現通常比滿大臣強硬的多。無論是徐廣縉、葉名琛還是前麵的林則徐，都比同時期的耆英、琦善等滿洲人＇難說話＇的多。這裏有漢儒文明對讀書人影響的因素，儒士所必須具備的高貴品質之一就是剛直不阿，對方越強大你越要表現的不屈服，以爭得一個錚錚鐵骨的青史美名（似乎無人深入想到這是在教人無畏的送死）。這種讀書人的擰勁令多少皇帝為之憤怒發狂，可以說明朝的滅亡就是由這群前仆後繼永不屈服的大臣造成的。假如他們不是那麽的執拗，那麽的不容妥協（政治本身其實是妥協的藝術），明朝的君臣關係不會緊張到逼的幾任皇帝罷工。其實這對大臣來說又有什麽好呢，終免不了共同毀滅的命運。萬曆皇帝對此看的很清楚，罵他們是＂沽名賣直＂，表麵上不容妥協的強硬態度，不過是想博個勇敢的好名聲罷了，說白了還是為了他自己。而林則徐葉名琛等漢人的英勇不屈，還有另一層意思。他們必須表現得比滿人更英勇不屈，才能令滿人的皇帝相信他們的忠心。身為被征服的民族，伺候異族征服者要更加小心翼翼，他們永遠逃不掉被猜忌的命運，而滿大臣由於是自己人，是皇帝的家奴，即使替外國人說幾句好話，也不會令皇帝懷疑他是在裏通外國，有推翻他的動機。這種以強硬表達忠心，你越強硬說明你越愛國的認知延續到了現在，主戰等於忠心愛國，主和等於投降賣國，無論政府發言人還是貿易戰的談判桌，＇決不讓步，以牙還牙＇成了最常見的詞。倘若當初不那麽＇英勇不屈＇，很多大的損失都可以避免，包括兩次的鴉片戰爭，造成多少生靈荼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