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發明的＂綏撫＂之法在當時就被英國人看穿了。直到今天，西方人一直抱怨中國人當麵一套背後一套，謙卑的笑臉背後是腳底下使絆子。在1840年，這種抱怨具體體現在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這些阿諛奉承的中國外交官員一方麵佯稱是他們的朋友，另一方麵卻向中國的皇帝和百姓傳播＇這群性格粗野、形體汙穢的外國人＇是多麽的令人憎恨。在英國人看穿了這套把戲後，英國全權代表義律不顧琦善的笑臉，依舊堅持那幾條和談條件: 割讓香港；賠款六百萬元；兩國官員在平等的基礎上直接交往；開放廣州貿易；事後不許追究中國代理商（俗稱漢奸）的責任。這一條尤其令人感慨噓籲。

義律知道一旦京津的壓力減輕，清帝的驚恐心就會減退。如果不在武力威懾的情況下讓中國人簽定合同，一旦撤軍他們馬上就翻臉不認。

他還是低估了中國人的毀約能力。可以說自1840年這場鴉片戰爭後，中國人接連遭遇的數次戰爭，都可以叫＇毀約＇戰爭，包括去年開始的這場貿易戰。從1840年起，中國人就視合約為無物，是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隻要能讓敵人退兵，簽什麽都行，橫豎一轉眼就可以隨便丟棄。中國人根深蒂固地認為，我們之所以簽定合約，是你逼著我們簽的，因此它是屈辱的，因此在我眼裏是無效的。＂甭跟我說什麽WTO，全是扯淡…你還問我當初為什麽簽？不簽你征我高關稅，我的東西賣不出去我吃虧啊。因為不簽合約我就隻有吃虧，所以這是屈辱條約，所以我們不承認！你說不加入WTO就要征高關稅是國際公認的？你這是強詞奪理，狡辯！誰定的規則？憑什麽我不加入就要被征高稅？憑什麽你定的規則就非要讓我遵守…什麽？你說自我加入WTO後你馬上履行了合約降低我的關稅了，你的市場對我開放了…這不是你讓我取消貿易保護的理由。你履行了什麽我沒看見。我還不了解你，黃鼠狼給雞拜年你沒安好心！你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你給我的優惠也都是假的，我們不承認我們得到了實惠…＂於是招來更多的拳頭，於是不得已簽更多的條約，於是更覺得屈辱，於是更相信毀約有理，於是招來更多的拳頭。幾天前文學城有位博主發文，說川普高興的太早了，他低估了中國人的韌性，這個韌性具體指吃苦耐勞的能力。川普的確高興的太早了，但在我看來他低估的不是中國百姓吃苦耐勞的能力，而是中國政府的轉眼不認帳能力，或者又叫＇滾刀肉＇能力。這樣的政府還真是讓人頭疼。他在強硬的逼迫下可以爽快答應你任何條件，反正是權宜之計，等危機感一過去，該怎麽著還怎麽著，自己簽字的契約？不過忽悠人的玩意兒誰當真誰SB！

這種心態直接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實際上在這第一次鴉片戰爭裏，這也是令＜南京條約＞的價碼越升越高的原因。義律提出的這幾條後來被稱為＜穿鼻草約＞，琦善滿口答應隻求英國人快快撤兵。英國軍艦剛從天津撤到廣東清廷立馬不認帳，搞些小動作在半路打伏擊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命令鄰近省份的四千援軍開赴廣州，一月底派遣他的堂兄奕山率領靖逆軍去廣東消滅敵人。琦善本人也在清廷的出爾反爾中當了替罪羊。皇帝覺得割讓香港這等屈辱條款簡直是聞所未聞，不僅撕毀合同，還得有人來背鍋。1841年2月皇帝下詔：＂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穿鼻草約被否認，琦善剛歎別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沿著他的前任林則徐的足跡，披枷戴鎖離開廣州流放。

實際上英政府也不滿意＜穿鼻草約＞，巴麥尊其實看中的不是香港而是氣候好土地富庶的舟山。他暴跳如雷地斥責義律是傻子，既然占領了舟山，有條件定出對自己有利的條款，有條件要更多的殖民地，卻單單看中了這麽個＂幹燥多石的島嶼香港＂！女王也悶悶不樂，但無論是她還是巴麥尊都隻能接受現實，契約就是契約，虧了也隻能認了。唯一可做的是將義律撤職查辦，這個林則徐和琦善的對手與他們殊途同歸。三人都是被本國政府所怪罪，盡管他們都為了本國利益鞠躬盡瘁。

相對於英國人的契約精神，清廷完全是無賴。是皇帝讓琦善不惜任何代價解燃眉之急的，為此割讓香港，人家撤到廣州後又緩過勁來了，又＇細思恐極＇覺得丟臉，又追到廣東去打人家，又打敗了再次認慫，過後又覺得丟臉再攪事，結果又是小打小輸大打大輸。1841年5月21日奕山最終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殲滅戰，結果是中國戰艦被擊毀七十一隻，岸上的炮台失守六十座，英軍幹脆占據了廣州北麵的高地，整個省城都位於英軍炮擊的射程範圍裏，隨時可以將廣州城炸的片甲不留。在此之前中國人已多次違背諾言，英國陸軍少將提出再不能對中國人客氣，應該立即予以重擊，但義律仍然堅持不能讓無辜百姓遭殃，希望使廣州免於一場屠殺。那時的義律已經被撤職了，但新的全權代表璞鼎查還沒到。義律的主張占了上風。5月27日英軍與奕山簽訂協定，奕山認輸，帶領清軍離開廣州，在一周之內交出六百萬元的“贖金”以使廣州免遭破壞 －－不交錢，就開炸。

中國近代史上最常見的一句話是落後就要挨打，這話象念咒一樣催眠了太多的中國人，以至於誰也沒仔細地想一想，是因為落後而挨的打麽，還是因為你從不守信屢屢耍弄別人最終激怒對方而挨打？挨了打以後又到處哭訴，我這麽弱小列強都欺負我嗚嗚嗚…這種教育下長大的孩子，難怪帶有欺軟怕硬混不吝的影子。

皇帝不承認＜穿鼻草約＞，英軍剛好以此為由接著打你。現代中國人總形容那場戰爭是冷兵器對熱兵器，但那是不準確的。清軍有槍，是自明朝流傳下來的火繩槍，比英軍配備的有擊發裝置的滑膛槍當然是落後，但還不至於是長矛對槍炮。清正規軍也就是八旗兵的誌氣也令人歎服。實際戰鬥中他們的抵抗非常頑強。在浙江乍浦和鎮江，戰敗時1600多名旗人士兵殺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她們遭受蹂躪，他們自己寧可在營房自縊也不投降。英軍指揮郭富將軍在放出惡臭的死屍堆中寫道：＂我從內心深處厭惡戰爭。＂

1842年7月26日，當鎮江守軍潰散的消息在北京被證實後，道光帝意識到再打下去他的損失會更大，而英國人也許真的象他們所說的那樣，打這場戰爭隻是為了貿易，不是為了推翻他，到中國來當皇帝。1842年夏末皇帝派代表到南京，無論如何接受英國人的和談條件。英國人接受此前被反複戲弄的教訓，一再要清廷保證派出來的代表是說話算數的，是能夠認真履行承諾的。英國人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中方派出了最高級別的官員，1842年8月29日在璞鼎查所乘的英艦康沃利斯號上簽訂南京條約，具體內容共十三款，主要包括：

（一）中英兩國是平等的邦交國。（原文：嗣後大清大皇帝與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

（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港為通商口岸；（實際上這條的原文是：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條開敘之例，清楚交納貨稅、鈔餉等費。）

（三）在品級對等的官員之間平等往來；（原文：議定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複，用劄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若兩國商賈上達官憲，不在議內，仍用奏明字樣。）

（四）在各通商口岸建立英國領事館；

（五）廢除公行壟斷；

（六）對英商進出口貨物一律秉公征稅；中國海關無權自主；

（七）割讓香港為英國領地；（這條的原文是：因英國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需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準將香港一島，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八）釋放英囚；

（九）赦免“漢奸”；（原文：凡係中國人，前在英國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伺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諭旨，謄錄天下，恩準免罪。凡係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者，亦加恩釋放。）

（十）兩千一百萬元賠款分期付清（一年前的穿鼻草約才隻要六百萬！）；

中國的大門終於被打開了，但英國人高興的太早了。首先皇帝對開放福州以及容許外國人在新開商埠長期居住堅決抵製，結果有十年時間在福州確實沒有對外貿易；而在廣州，直到1858年英國人才獲得進城的權利，當然更談不上居住權了（這是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另外，英國人簽字的條約是用中文寫的，文中提到雙方時都同樣地抬頭書寫，以示英、中兩國處於平等地位。但是這個版本並未送交到北京，隻是糊弄外國人用的。清政府負責談判的官員在意識到＇竟使我大皇帝與夷婦並書＇時，如喪考妣，這要送到皇帝麵前，不是等著掉腦袋麽，於是這個版本幹脆不送了，另寫一份大皇帝在上，女王在下的＜南京條約＞，送到北京去。

這個條約到底是不是＇不平等條約＇？曆史學家、華東師範大學建校元勳之一的陳旭麓（1918~1988）的評論：

＂西方人提出的平等要求會引發傳統社會中的人們絕不願意看到的種種問題。（評“平行之禮”）幾十年來，我們滿懷義憤和民族情感對帝國主義的曆史罪惡作過無數次的譴責、批判、聲討，產生了眾多的書籍和文章，這是曆史研究的一個必要部分。它裁決了曆史上的正義和非正義。但是，倫理觀念隻能說明曆史的一個方麵。在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過程中，非正義的侵略者同時又往往是曆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者；而正義的反侵略者則常常同時是落後者。以貪欲為動機的侵略過程常被曆史借助，從而在客觀上多少成為一個進步改造落後的過程。（評割讓香港）。＂

陳旭麓的學生茅海建：”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為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賠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後半部分）；三、赦免“漢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規定批準程式，並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釋放英囚也合乎當時和現在通行的國際法慣例；至於條約第十一款平等國交，反是這項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從短期上講，負麵作用大於正麵效應，而從長期來看，負麵作用在不斷退隱，正麵效應在逐漸生長。至本世紀（20世紀），正麵效應超過了負麵作用。（評三項經貿條款） “

《劍橋中國晚清史》：" 其中有些權利是在歐洲國際製度的範圍內正常地給予外國締約國的國民的···就是在中國，過去許多世紀的對外交往中，一般也是容許這樣做的，隻是沒有在條約中詳細地規定下來而已。英國新獲得的大部分條約權利把自由貿易的理想應用到了中國沿海··· 為了在中國沿海口岸的活動中實現這些目標，英國人堅持搞許多附加條款，它們合起來就構成了對英國臣民的領事裁判製度（治外法權），而且它是以海軍炮艦為後盾的。這樣，一種新的外國人的社會權力結構就逐漸在中國沿海找到立足之地，並且日益膨脹起來。"

自媒體作者梁宵 ＜天朝的麵子＞: "中國在近代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裏，基本都沿用這樣的一個“天朝”思維，對於具體的領土，關稅，港口，內河航運這樣的主權問題幾乎視而不見。而一旦涉及到天朝的麵子，那幾乎都是據理力爭。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簽訂《天津條約》的時候，為了不讓外國公使進駐北京，甚至把關稅降為了零。這麽一看，我天朝上國的麵子還真是值錢。

條約是簽了，但是我們並沒有打算好好執行。

第一，條約是被逼的。鹹豐說了“自古要盟不信，本屬權宜。” 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的說法“要盟也，神不聽。”城下之盟連神都不聽，鹹豐當然有底氣不遵守條約。第二，對於戰爭的結果，中國人普遍不服。基本邏輯大概如此，要麽就是道光昏庸；不是道光昏庸的話，就一定是受了小人蒙蔽沒重用主戰官員；在或者就是忠臣受了漢奸賣國。總之一定就是要找出個借口來的，不然讓我們接受打不過英國這個事實，豈不是很沒麵子？

在這樣的情緒之下，契約精神自然蕩然無存。中英兩國是注定尿不到一個壺裏去的。《南京條約》隻是換來了大清的寥寥敷衍，或者說是暫時的休戰，而更大的災難就在不遠等著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