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男人來說，大多數情況下婚姻和事業可以兩者兼顧，到底是愛情第一，還是事業第一，從來都不是問題。但是對於女人，人們總是寧願祝福她們生活幸福，而非事業成功，為事業而放棄愛情婚姻的女人，即便事業成功也往往被貼上寂寞孤苦的標簽。可是女人為了愛情放棄自己的才能和事業就一定會幸福嗎？無數的事實證明，丈夫背後的好女人們有一天忽然發現男人看自己的目光如此呆板平淡，全無曾經的讚賞和愛慕，自己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平淡無奇的附屬品在婚姻的保險箱中自動貶值了。此時，女人年華逝去，才情不再，雖然後悔著曾經的犧牲，卻也無計可施，唯有任命這一條路可走了吧。好歹婚姻是枷鎖也是保障。

女權主義者們顯然不能滿意為人妻為人母的附屬角色，如果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那麽沒有婚姻呢？如果女人獨立自主依舊保有事業，同時也和男人一樣兼顧著愛情，這樣就可以擁有天長地久的愛情了嗎？麵對這樣一道高難度的命題，最富於挑戰精神的是薩特和女權運動之母西蒙波娃，他們向世界宣告終身不結婚保持情侶關係，不用婚姻去綁架愛情，因為真愛必須是偉大的，真摯的，自由的....

愛人之間，情侶之間，夫妻之間的愛都有排他性，占有欲是愛的明確標誌，但薩特和西蒙波娃似乎要用自己的經驗去證明世間存在一種真愛，就是給對方空間，給對方自由，不用契約去捆綁對方，不用圍城去囚困對方....愛應該存在於兩個獨立的人之間，你做不到是因為你不夠寬容，不夠自信，不夠無私。所謂無私就是指那種不計得失，不占有，不嫉妒。這是一個偉大的嚐試，我也一度被西蒙波娃的勇敢坦誠所震撼，敢於不要婚姻的女人一定是非常自信的吧？直到我查閱書籍，發現了硬幣的另一麵，傳頌在世人口中的自由之愛隻是被斷章取義的傳說，真相其實非常痛楚非常醜陋：

曹長青的《理性的歧途——東西方知識分子的困境》中對莎特和波娃之間的關係有過這樣的闡述：

“薩特和薩特和西蒙波娃在相愛初始就定下原則，他們兩人之間的愛情是本質的愛（essential love），與此同時，他們各自可以體驗和他（她）人的偶然情愛（contingent love affairs），條件是兩人要相互絕對坦誠，不向對方隱瞞任何事情。出於女性本能，西蒙波娃對這種做法一開始就有所畏懼，但是在理性和理論上接受，加上對薩特的一往情深，所以答應了。在準則定下之後，薩特首先付諸實現，並坦然地和西蒙波娃談論他的女人們。

麵對這種情形，西蒙波娃在第二卷自傳《鼎盛人生》（The Prime of Life）中寫道：「在我這方麵是沒有嫉妒的┅┅我既然已經接受了這個原則，那就沒有困難接受這個事實。」但這完全不是西蒙波娃的真實。在她毫不諱言是根據自身經曆而寫的第一本小說《女賓》（She Comes to Stay）中，女主角在無數次理性和感性的掙紮、妒火和原則的衝突中痛苦不堪，最後把她的情敵殺了。而且是完全按照存在主義哲學理論做的，小說這樣結尾：「『我按照自己的自由意誌這樣做了』┅┅她選擇了自己。」

為了實踐「各自可以體驗和他人的偶然情愛」的理論，西蒙波娃在一次到美國的旅行中和芝加哥的作家艾格林（Nelson Algren）相愛，並給他寫了後來發表出來長達五百多頁的情書。她在信中寫道：她有「使自己幸福的天才」。但真實並非如此，她的美國情人不僅沒能使她緩解對薩特情婦們的妒嫉，反而更增加了一層困擾。

盡管對描述自己的真實情感相當有保留，西蒙波娃在她的幾部傳記中還是經常流露出她和薩特關係的痛苦。她多次提到經常喝酒，經常淚如泉湧，或突然無法控製地痛哭，隨後是長時間的情緒低落、沮喪，覺得周圍一切都是灰色的，毫無生氣。由於薩特定期去見他的其他女人，西蒙波娃寫道：「和薩特分離總是令我非常痛苦。每天晚上睡覺之前，我都長時間地哭泣。」 

難以想像這個曾被《紐約時報》稱為「女權運動之母」、這個令無數女性羨慕、佩服的榜樣，竟常常如一個小女人般可憐。她的經曆無法不給人一種感覺，她本人是她那種女權主義的最大受害者，隻不過她用巨大的理性克製了自己。她說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一種樣板式的經驗。於是為了成為樣板，為了實踐一種理論和設想的生活方式，她寧肯忍受巨大的痛苦，寧肯扭曲自己。

西蒙波娃這種情願犧牲自己的情感，也要滿足薩特情欲的做法，從男性自私的角度來看，似乎應該感激。但事實是，她不僅摧殘了自己，也害了薩特。正是在西蒙波娃的聳恿下，薩特才坦然地、理直氣壯地放縱自己，最後把男人的自私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這裏，西蒙波娃是負有相當大責任的，她扮演了一個既可悲、又可憐的角色。 

她不僅容忍、聳恿了薩特的女人們，甚至幫助拉皮條，勾引自己年輕的女學生送給薩特。在和薩特關係的痛苦和沮喪中，她試圖從女人中尋找情感安慰，和薩特的女人們發展同性戀關係。但這種荒唐的關係不僅沒能給她帶來解脫，反而更把她拖向痛苦的深淵。

而薩特也淨找些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就要那種被崇拜的感覺。他自己對需要各種女人的解釋是：「敏感和智慧不能分割，敏感是智慧的一部份」；他「希望從女性那裏得到男人在成長過程中失去的敏感」。這話聽起來滿有道理，但他似乎忘記了，敏感不隻是指自己對外界事務的感覺，還包括對他人的理解。雖然西蒙波娃拚命努力去理解薩特，而薩特卻從未理解、甚至從未想過去理解那個和他生活了半個世紀的女人，就更別提其他女人了。薩特的做法是左派的典型，他們總能拿出各種聽來滿是那麽回事兒的理論，但這些理論和實踐無論怎樣脫節，都無關緊要了。

在這些和女人們的關係中，薩特和絕大多數男人完全一樣，要滿足的隻不過是男人的征服欲、肉體快感和被女人們寵著的得意。但這兩個所謂的哲學家，硬要從這裏麵解釋出各種意義，西蒙波娃更是拚命努力地要去理解薩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獨特」，並為隻有她能「理解」薩特而自得。誰知道薩特的其他女人們是否也或多或少地持同樣想法呢？

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女性成了效仿西蒙波娃的受害者。好萊塢影星、美國女權主義分子簡．芳達在她最近出版的自傳《我迄今為止的人生》（My Life So Far）中就詳細地描述了她怎麽幫助第一個丈夫找情婦、和妓女一起伺候丈夫的經曆。這個「瘋」了一輩子、現在政治上仍繼續左瘋的、離了三次婚的近七十歲的簡．芳達，唯一在情感問題上開始醒悟：表示羨慕那些維持了一輩子婚姻的老人，遺憾自己沒能有一次維持了五十年的婚姻。

左派們首先害了自己，然後害他人、害世界。西蒙波娃是個最典型的代表，她首先害苦了自己，其次害了薩特，害了薩特的其他女人們，然後他們一起害死了無數崇拜他們「高智商」、要模仿他們生活方式的年輕人。 

西蒙波娃在扮演著女性「樣板」的角色、不和任何一個薩特的情婦公開決裂的同時，絕對沒有忘記報複她們。她在自己的五本傳記中，（除第一本描述少女時代的之外）對薩特的女人們極盡嘲諷、挖苦和貶損。薩特死後，她出版了薩特給她的信件，把其中薩特對別的女人的議論，從性、愛、相貌，到年齡、智商等等，全都一古腦地倒了出來。她在傳記中說，「把我們聯係在一起的同誌和戰友般的關係使我們足以嘲弄我們和任何其他人的關係。」薩特對西蒙波娃說，「我和你是生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也就是說他和其他女人是生活在一個虛幻的世界。薩特還多次跟西蒙波娃強調，她是中心，其他女人隻是邊緣。這些信件發表之後，令好幾個薩特的情婦憤怒至極，她們意識到自己成了薩特和西蒙波娃的犧牲品。”

開放式的男女之愛，無私的隻是表象，兩者中愛得更多的那一位，付出了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回報，犧牲了卻沒有贏得戰爭的成果，一定憋著一肚子的委屈和傷心，愛得絕望又辛苦。自由的靈魂喜歡追逐無限的寬廣，受寵的愛人無限度的濫用自己的權利，無視對方的感受，這樣的愛是自私的也是悲傷的。我想薩特其實是個被寵壞的孩子，否則他怎會無視西蒙波娃的憤怒呢？顧城也是個被寵壞的孩子，否則怎會不在意謝燁無言的怨恨？

作為女權運動之母的西蒙波娃自得地宣告「把我們聯係在一起的同誌和戰友般的關係使我們足以嘲弄我們和任何其他人的關係。」，她或許沒有發現自己隻是站在一群情敵的最上端自欺欺人。為了那個專寵的男人，她依舊是一個附屬品，沒有界限和底線的自由隻會毀掉愛情，終身情侶或許是個貪婪的偽命題，如果是真愛，為何不敢給予承偌？

在終身情侶的實驗中，被世人掐頭去尾隻講故事的前半段，被用來誇大偉大愛情中的包容和大度，也被用來為人性中的濫情做借口，但事實上唯一能說明的是這樣的愛情不平等，一個人太無私必定縱容了另一個人的太自私，所謂的終身情侶，終究不如一夫一妻製來得磊落有擔當。

越是真愛越需要韁繩，願意為愛著的對方約束自己，那才是愛的表現，因為愛所以克製，因為愛所以守諾。愛的無私不在於過渡揮霍自己的欲望，使用自己被寵愛的權利，而是珍惜那個愛自己的人，也全心全意的去愛對方，投入自己的感情。愛的無私表現在不過度索取，留給對方成長的空間，但同時也不能放棄自己，過分依賴對方。愛是兩個人的行軍，彼此照應，相互關愛，適當妥協，在同一片天空下最大限度地發揮自我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