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過世後，外祖父曾跟這媽過了十年。這讓我有機會聽外祖父講起家族中這位老人故事。他是外祖父的堂弟，因為自小在一個大家庭中成長，外祖父跟他的脾氣又相投，故兩人私交甚好。因我媽叫他四叔，就簡稱他為四叔吧。

四叔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在航空公司工作。48年他隨公司從上海撤退至香港，後又成為1949年11月9日兩航起義事件中的一員，回到了北京。兩航事件當時震驚中外，他也曾受到過總理的接見。

飛回大陸的飛機成了當時新中國民航業的主體。國家對剛剛歸來的人才也非常看重，他們成了當時幾乎空白的中國民航業的中堅力量。四叔留在了北京民航做技術工作，住在離天安門不遠的南長街5號，是一個四合院。他的頂頭上司是部隊裏複員的，不懂技術，領導著他們一批解放前的老大學生，當時屬於專家級的。這些人不滿於外行領導內行、經常發發牢騷。四叔在給外祖父的信中也有過一首打油詩來描寫那位領導，我隻記得最後的一句是：不知巴黎是何梨。

五七年四叔被定為右派，他的工資從每月150元降到每月50元。文革時期天安門附近有曆史問題的人都要離開，他被趕回了原籍，工資又從50元每月降到了這時15元每月。夫人不工作，一家人生活清貧。好在他生性樂觀，這時也不失幽默。他調侃道：一隻鐵桶漏的不能再補了，換個底子做了馬桶。再漏的連馬桶也不能做了，隻能搪成個煤爐。用這隻爐子做出來的飯怎麽會香呢？

這時的原籍對他來說已無至親，但我小姨那時正好在那。一天，他興致勃勃地來到小姨家，還帶了一個紅色慣性敞篷小汽車。小姨看著如此逆境中的四叔還記的自己兒子一周歲的生日，生活如此拮據的四叔還拿出錢來給自己的孩子買生日禮物，感動的讓她這輩子還怎麽能忘的了那輛紅色小汽車呢？

 
文革過去，右派開始平反。輪到他時，接通知回北京。查擋案時才發現，他是屬於內定的，沒有右派的正式文件，隻得草草了事。原來中航將所有兩航起義人員不是右派的一律內定為右派，所謂的平反也隻是補助了500元。他來信感慨道：20年冤屈，20分鍾，500元了事，彈指一揮間！

南長街的房子收了，回京後分給他一個住處，但隻有一間，而這時他已是三世同堂。後政府準備給“兩航”落實政策的人員分新房，他能分到一套二室的房子，記得好像是一個叫蒲黃瑜的地方。這讓他滿心歡喜，來信還畫了一張圖，告知地方，還說那裏現在有山有水，風景怡人。因當時那裏還未通車，家人按他畫的路徑七拐八拐找去看他才發現：其實那裏就是一個大工地，堆了些建築材料，坑坑窪窪，道路也沒有，門牌也沒有，他所謂的山是指磚和沙，水是指低窪處的積水。但他生性就是這樣樂觀幽默。。

他晚年病重住院，外祖父叮囑我在京的二舅代其去看望他。反而反複叮囑我二舅：你經常出差，不要舍不得坐臥鋪，年輕時也要愛惜自己的身體。還說：你看我現在不是天天在坐臥鋪？嗬嗬。看著二舅的孩子，他說：XX都這麽大了，我也該走了。病榻之上的他神情之中毫無對死神的恐懼，言談之間也還是風趣幽默。

四叔分到在蒲黃瑜專為“兩航”落實政策人員的房子時，已是癌症晚期。他一定要死在自己的房子裏，待從醫院回家住進這套新房直到去世，大概也就一個月左右。

附: 取自維基百科的背景資料
 

兩航事件（中國大陸稱之為兩航起義），是中國航空公司（以下簡稱中航）以及中央航空運輸公司（以下簡稱央航）兩家航空公司的飛行員集體自香港投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件。

在二戰結束前中華民國有三大航空公司——中航、央航以及民航空運隊。在國共內戰後期，中華民國政府轄下機關開始撤往台灣，包括民航空運隊。中航、央航自1948年起從上海將數十架飛機陸續移至香港。1949年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負責人潘漢年、夏衍，加上中共文化工作委員會駐紮於香港的張駿祥、蔡景超、於伶等人聯繫上了共產黨員何鳳元，後者當時是中航香港辦事處處長，從而進一步聯繫上了劉敬宜商議起義事宜。

而陳卓林與鄧是章等人此時也決定離開香港，因此開始聯繫央航派往南京的專員雷仲仁，由後者和北平接洽。國共談判破裂後，1949年7月中共中央軍委委派呂明偕和當時的央航副總經理查夷平去香港策劃起義。二者在8月24日抵達香港，通過與香港的張鐵生等人聯繫，決定改原來的策動飛行員起義爲策動兩航全體人員。

最終策動成功，兩家公司的總經理劉敬宜及陳卓林在1949年11月9日早上，指揮了12架飛機（1架CV-240、3架C-46與8架C-47等）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前往中國共產黨控製的大陸地區，其中一架飛抵北京，其它飛機飛抵天津。飛機到達時，受到中共官員及將領的迎接。而兩航在香港及海外的辦事處2000餘員工亦發表聲明投共，並陸續回到中國大陸復員。後合計80架飛機飛回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