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救險是一個難題。當年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戰列艦旗艦 Arizona號被擊沉，很多水兵被困在艙內來不及逃脫，1177人遇難。2001年，中國海航戰機駕駛員與美偵察機相撞以後跳傘，雖然僚機匯報了墜機方位，海上救援船隻依然無功而返。這次長江客輪遇險翻船，400餘人遇難，生還者寥寥，很多人對於救援中的種種問題提出很多質疑。追查責任固然重要，但是從中吸取教訓，避免悲劇重演，也許是事故過後更重要的工作。
我個人覺得這起事故反應了中國災難救援上兩個由來已久的問題。一個是缺乏專業救援人員，另一個是缺乏有效的反應機製。
1995年，奧克拉荷馬市中心發生恐怖襲擊爆破案。爆炸發生後，第一輛救護車在不到一分鍾內到達現場。一分半鍾內，醫療救險中心接到報警作出反應，救護車，消防車和警車源源不斷感到現場。五分鍾後，由醫生，消防人員和警察組成的臨時指揮部成立。23分鍾以後，州緊急救援中心成立，統籌調動所需的物質，資金和人員。半個小時之內，周圍十幾個州的救援隊已經出發上路。可以看出，美國災難救援是一個完整的體係，以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員為主，而且這個體係的啟動是一種觸發式自然反應，靈活迅速。
長江船難救援工作，第一個問題就是反應遲緩。因為缺乏有效反應機製，平常沒有訓練，中國的遇險救援停留在官僚體製階段。救援所需的人力物力，隻有在各級領導到達現場，才開始調動，嚴重耽誤救援時機。水上翻船需要潛水人員，但是星期一發生船難，到星期三大量潛水作業專業人員才趕到，怎麽可能還有人存活？而大量陸上車輛堵塞，缺乏有效調動指揮，浪費人力物力又毫無意義。各級領導好像隻是為了給民眾一個交代，把場麵搞得轟轟烈烈，根本不管是否有效。
在中國，對於事故的重視好像是由到場的領導級別決定的。總理到了，市長到了，書記到了，好像就顯示了救援的決心和力量。問題是，這些領導懂得專業救援，知道需要哪些設施，那些設備，懂得製定有效救援方案？在大規模事故救援中，領導應該是後勤，保障物資和資金的供應，而具體安排應該是專業人員負責。看的出來，在我們現有的體製下，沒有專業人員願意負責，也不敢負責，更不敢搶了領導的風頭。僅僅等候各級領導到場，就已經耽誤了救援時機。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突飛猛進，很多人提出了日本可能取代美國的言論。當時，日本以半導體技術，家用電器，汽車出口為龍頭，以出口帶動內需，股市繁榮，房地產更是牛氣衝天。有人說，把日本賣了可以買下美國，而日本持有的貿易順差也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餘額。日本的富翁在全世界大肆購買豪宅和名畫珍寶，日本人喊出了“日本可以說不”的口號。
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已經是曆史，而日本1995年神戶地震凸顯了日本與美國在社會救災體製和效率上的差異。對比在這之前不久發生在洛杉磯的類似地震，日本的救援可以說令本國人民和政客汗顏。地震發生後，日本國民表現的克製和冷靜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和讚揚，但是日本政府地震救援的無能和遲鈍得到強烈批評，有的地區在發生地震一個月以後救援人員才到達。日本學者反思：美國能，日本為什麽不能？
中國跟日本不同，跟美國也不同，照搬哪國的經驗都不合適。但是，日本的教訓值得中國重視。中國經濟發展尚不及當時的日本，但是中國的經濟體製更接近日本，過分依賴出口，缺乏技術創新，股市和房地產的瘋狂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可以說在走向富裕的道路上才剛剛起步，但是表現出的浮躁已經非常明顯。長江船難事故救險中表現出來的問題，提醒我們中國在改進官僚體製，增強社會運作效率上，還遠遠不及理想，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也不小。中國不應妄自菲薄，但更應該克服急躁和浮誇心態，紮紮實實做好基礎教育和基礎建設。
剛來美國時，與在洛杉磯的一位朋友交談。他說，剛來美國，看看周圍高樓大廈，覺得中國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後來，看到美國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覺得也許需要二十年。慢慢了解美國的社會運行機製以後，覺得也許需要五十年，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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