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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國民黨中的諜報人員，職位最高、作用最大、最有傳奇色彩的，當推國民黨軍隊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兼國防部作戰廳（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中將。上個世紀末，此人身份一經解密，海外一片嘩然。（有人認為國民政府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是最大的共諜，但對劉斐是否共諜，國共兩黨內都有不同說法，如白崇禧就認為劉斐不是共諜，中共官方也無證實。故隻能存疑）
郭汝瑰（1907～1997)，四川銅梁人，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後受吳玉章指派去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棟軍中任排、連、營長，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暗中籌劃組織“兵暴”失敗，失去黨的聯係後赴日留學。他的組織關係也由此中斷。回國後，郭汝瑰進了陳誠的18軍。在1937年抗戰爆發的當口，參加了淞滬大會戰，他作為42旅代旅長，在數十架日機狂轟濫炸下，率部堅守陣地。與日軍反複衝殺，七天七夜，八千多人還剩下兩千餘人，陣地仍未丟失，自此成為全軍著名的戰將， 受到陳誠的賞識，也成為蔣介石心目中的“軍界精英”。一帆風順，僅幾年就當到了軍參謀長，由上尉升到少將。
抗日戰爭勝利後，郭汝瑰已是國民黨中將，不久又“一年三遷”，任直接參與指揮作戰的國防部的作戰廳長，成了陳誠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運亨通，紅得發紫。由於他對國民黨的腐敗與黑暗極為不滿，還是覺得馬列主義才是救國良方，在國共內戰緊要關頭，他通過各種關係與渠道終於和中共地下組織接上了頭，並多次和董必武見麵，秘密接受中共黨員任廉儒的單線聯係與指揮，成為中共高級的情報工作人員。由於他隱藏得很深，從未有過暴露，故一直深受國民黨當局的信任。國防部作戰廳長要直接參與指揮作戰，並且要經常向蔣介石提供作戰方案，定期到蔣介石官邸匯報戰況，聽取指令，有時還要隨蔣介石到各戰區視察。在整個三年內戰期間，郭汝瑰將蔣介石作戰計劃的最高機密，通過任廉儒全部提交給中共，毛澤東才有 “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節節勝利，直到把蔣介石趕到台灣。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蔣介石侍從室主任俞濟時的電話：“今晚8時30分，請到總裁官邸出席晚宴並匯報戰況。” 這時，山東軍情緊急，解放軍一度攻克泰安，並進入卞橋、梁邱一帶。郭汝瑰匯報了戰場態勢和作戰方案，經過討論，蔣介石決定：以湯恩伯兵團攻營城、沂水，以歐震兵團攻南麻，王敬久兵團攻博山，對共軍實施合圍。郭汝瑰一回到家，即將作戰部署抄錄了一份，交給前來聯係的任廉儒，並且特別叮囑說：“這一次的戰鬥序列中，有整編第74 師，全部美式裝備，要解放軍特別小心。” 果然，在這次重要戰役中，解放軍因為知己知彼，經過一番激戰，在孟良崮之戰中，全殲了國民黨的王牌部隊第74師，擊斃了其師長張靈甫，使蔣介石重點進攻山東的圖謀嚴重受挫。電影《紅日》就描寫此事，但無郭汝瑰提供情報一說。
1948年10月，淮海戰役前夕，何應欽在國防部召開作戰會議，提出“守江必守準”的主張，決定集中優勢兵力於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尋機與共軍決戰;並責成郭汝瑰製定作戰方案，送蔣介石審批。此方案尚未下達到國民黨的軍隊，就被郭汝瑰送到解放軍的指揮機關。以後，杜聿明在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時，決心放棄徐州，堅守蚌埠。因為對郭汝瑰有些懷疑（杜聿明在郭汝瑰家中做客時發現他家中的沙發有很大的修補痕跡，杜聿明認為自己是當時國民黨高官中最清廉的了，想不到郭汝瑰比他還要清廉，懷疑郭汝瑰是共產黨員，但是沒有證據，不敢向蔣介石報告）,所以在會議上他沒有公開說明，隻是在會後向蔣介石個別呈請，並獲批準。想不到移師途中，郭汝瑰又誘使蔣介石三變決心，先是要杜聿明率兵去解黃維兵團之圍;旋又令“萬勿再向永城前進，迂回避戰”;不久又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屬部隊的混亂，終於全軍覆沒。杜聿明以後在《淮海戰役始末》一文中說：“我接到這一電令後，又感到蔣介石所以變更決心，是被郭汝瑰這個小鬼的意見所左右的，很後悔我在28日(即在南京參加作戰會議時)對蔣未說明我對郭汝瑰的看法……弄到現在，老頭子聽郭的擺布……陷國民黨軍於全軍覆沒的危險之中。”“這時，我認為蔣介石、顧祝同是完全聽信郭汝瑰這個小鬼(因他是軍校五期畢生業，人又矮小，所以稱他為小鬼)的擺布，才造成這種糟糕局麵。我想責問郭汝瑰為什麽不照原定計劃將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見顧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報告這一案，覺得爭也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爭吵起來，反而會失了蔣介石的寵信。”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後，蔣介石的幾百萬精銳部隊已喪失殆盡。郭汝瑰擔心蔣介石將作戰失敗歸咎他人，決定主動引咎辭職，準備到解放區去。但中共仍叫他留下來，預計解放軍渡江後，蔣定會固定西南，雙方必有一場惡戰，叫他掌握一支部隊，待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時舉行起義。他去找顧祝同，要求下部隊出任軍長。經過顧祝同的保薦，蔣介石不久即任命郭汝瑰為72軍軍長，要他重建這支已經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圍殲的部隊，並立即開往四川。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組建72軍的同時，單線聯係指揮郭汝瑰的任廉儒也以重慶川鹽銀行高級職員的公開身份來到四川。
直到這時，蔣介石還被蒙在鼓裏，以為在此節節失利、軍心渙散之際，郭汝瑰還能臨危受命，組建起一支很像樣的部隊供自己驅使，實在難得。當解放軍進入湘西準備向四川進軍時，蔣介石飛抵重慶，召開守衛大西南的作戰會議之後，還親自召見郭汝瑰，詢問他的部隊作戰有無把握。當得悉解放軍已經進入貴州，由貴入川時，蔣介石又叫國防部電令郭汝瑰為第22兵團司令，直接指揮21軍、44軍、72軍和三個獨立師，作為防堵解放軍進入四川的前哨兵團;並要求72軍在長江、沱江布防，以便蔣介石將其主力集中於成都附近，與解放軍決戰。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郭汝瑰已經剪除了72軍中所有擁蔣人員，在解放軍入川時，在宜賓地區通電起義，破壞了他固守大西南的計劃。在他到台灣後十分痛心地向人說：“沒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諜”。
中共建國後，郭汝瑰並未受重用，隻當了川南行署交通廳長一職，相當於一個副局級幹部。不久，他奉命調到新建的南京軍事學院任教員、軍史史料教研處副處長。在肅反中還被審查。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他在南京市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將心裏積怨與不滿一古腦兒地傾倒出來：為此被定成右派，遭到猛烈的批判鬥爭, 被降職降薪發配到農場進行監督勞動改造。在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拉出來批鬥，抄家遊街備嚐辛酸。
直到1978年他的問題才得到解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郭汝瑰正式被確定為副兵團級離休幹部。此時郭汝瑰已是七十一歲的老人了，他以無權無錢耄耋之軀，聯絡當年各方戰友編寫了兩本600餘萬字的巨著《中國軍事史》和《中國抗日戰爭正麵作戰戰記》。 1997年郭汝瑰因車禍與世長辭，享年九十歲。中央軍委在為郭汝瑰舉行的追悼會上，對他作了很高的評價，讚頌他的一生是“驚險曲折、豐富深刻的一生”，稱郭汝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在晚年完成《郭汝瑰回憶錄》並正式出版，之後由王鍾倫寫成的長篇報告文學《獨釣龍潭》也相繼出版，台灣方麵輿論嘩然，一些報紙以《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負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等通欄大標題發表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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