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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時，有一個同事叫傅克堅，她是傅作義的女兒，和她大姐傅冬菊是同父異母的姐妹。 所以我對傅家的事也有耳聞。 下麵的故事，除了傅克堅同我講的外，大部分史實取自傅冬菊的回憶錄，並加入其他資料中的內容。
和父親徹夜長談
傅冬菊，後改名傅冬（1924～2007）。 1939年，十七歲的傅冬菊就讀於天津遷來重慶的南開中學。 當時重慶南開中學集中了一批國民黨黨政軍要員的子女，學生們關心戰事國是，自發組織起了一個讀書會，經常請一些出身南開的名人來演講。周恩來多次受邀到讀書會演講。 他在讀書會內成立起一個秘密小組。經過慎重挑選，傅冬菊被吸收為秘密小組成員。 思想激進的傅冬菊，很快被周恩來的說教所迷倒。 她經常到曾家岩八路軍辦事處拜望“周老師”，每來必留飯，周老師還親自下廚替她燒製淮安名菜“紅燒獅子頭”。她多次向周老師提出去延安學習，卻被周老師和師母婉拒。1939年前後，傅作義將軍多次來重慶出席國府重要的軍事會議。每次，都由傅冬菊提供自己父親的保密住址，並充當聯絡人暗通款曲，讓周恩來、王若飛去拜訪交談。1942年，傅冬菊考入昆明西南聯大中文係。在西南聯大期間，她隻被允許加入中共青年團的前身——民族先鋒隊組織。她的頂頭上司是王漢斌。1946年秋天，傅冬菊從西南聯大畢業，根據她本人的意願，她隨《大公報》報社遷回天津，擔任副刊編輯。 就在她剛去天津《大公報》工作的時候，傅作義所部連續與八路軍發生了衝突。 1946年秋，眼看解放軍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傅作義卻為閻錫山的部下解危大同，並先後從解放軍手裏打下了集寧、豐鎮，他連得數城後，又公開致電中共中央，要他們放下武器， 到國民黨政府裏去做官。 傅冬菊對她父親的作為很不滿，於是就利用星期天，又請了兩天假，乘火車來到了張家口，與她父親爭辯了一個通宵。 她抓住了傅作義說過的一句話：“抗戰勝利後，我要'解甲歸田'。 ”批評他言行不一致，嘴裏說“解甲歸田”，行動上充當蔣介石打內戰的急行鋒！ 這下把傅作義激怒了，他說：你剛剛走出校門，年輕，對社會了解多少？ 你知道嗎？爸爸為了實現抗日救國的抱負，費盡了多少心血才經營了這樣一支軍隊？ 那時，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燒殺，就需要槍炮子彈、軍餉軍糧，這些東西靠誰供應，隻能靠我心裏非常不滿意的國民黨政府。 當時，八路軍抗日，不也需要國民黨政府供給嗎！ 我打了勝仗，蔣介石要給我授勳，我堅決辭勳，不給蔣介石好臉看，不就是表示：對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滅共的政策不滿嗎! 抗日勝利後，我又連續提出辭呈，也是對蔣的對察綏軍奉行的“排斥、滲透、控製、互解、吞並”等一係列政策的抗議！ 我不會忘記，時時警惕著蔣想利用中統、軍統兩條繩索捆住我的手腳，讓我充當他們的鷹犬，去咬那些吃不飽穿不暖的窮苦百姓。 所以，我所帶的這支部隊，是在控製與反控製、吞並與反吞並的鬥爭中逐漸壯大的，也是在夾縫中生存下來的。 你小小年紀，哪裏懂得爸爸的苦衷…… 那天夜裏，傅作義向傅冬菊訴說了不少在別人麵前無法啟口的隱情。
到父親身邊臥底
傅冬菊到了天津《大公報》社工作後，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加入中國共產黨。 傅冬菊在作為大公報副刊部記者，經常到北平、天津的大學為大公報副刊組稿、編稿。 在來往於北平和天津的過程中，傅冬菊多次專門去探望駐紮在張家口的父親。 據傅冬菊的女兒晨風透露，當時正爆發內戰。母親和姥爺談得最多的仍是希望他不要打內戰。
1947年年底，解放軍在各個戰場節節勝利，蔣介石決定在北平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傅作義出任總司令，並遷居北平。 1948年9月，傅冬菊又到北平來組稿，任務完成就要返回天津了。 就在火車即將開動的時刻，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長劉仁指派李炳泉上車來找她，對她說：天津那邊來電話了，叫你留下來，以照顧你父親生活的名義， 多向黨提供一些你父親的思想動向等方麵的情報。 還讓我轉告你，北平黨的學委書記佘滌清近日可能與你接頭，由他領導你的工作。 沒過幾天，傅冬菊愛人周毅之也來北平了。從此之後，傅冬菊就留在了父親身邊，並與佘滌清接上了頭，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東皇城根李中家裏，和佘見麵，有時佘有事來不了，就由崔 月犁替他來。 傅冬菊將能觀察到父親情緒上的細微變化，都毫無保留地告訴了黨組織。
在照顧父親的日子裏，傅冬菊經常跟父親談論國內形勢與和平問題。 她也發現父親在讀毛澤東寫的《論聯合政府》，其中有些感興趣的地方還劃了線。 傅冬菊還接受了黨組織布置的任務，竊取傅作義寢室保險櫃裏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機密。 雖然傅作義開保險櫃從不回避女兒，傅冬菊也知道保險櫃的密碼，但保險櫃的鑰匙，裝在父親的上衣口袋裏，白天不離身，晚上放在枕頭下。 為了拿到這把鑰匙，傅冬把腦筋動到同父異母的五歲小弟弟身上，她買了幾塊價格昂貴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了一筆交易，讓他從父親上衣口袋取出鑰匙交給她。 傅作義下班回家，得寵的小兒子爬到爸爸懷裏，撒嬌要爸爸講故事，並乘機拿走爸爸上衣口袋裏的鑰匙，交給了大姐。 就在傅作義又去開會時，傅冬菊進了父親的臥室，用密碼和鑰匙打開保險櫃，拿起照相機，將最重要的軍事材料拍攝下來。 隨後，把鑰匙還給小弟弟，讓他放回父親的上衣口袋。 任務完成後，傅冬菊又送他幾塊巧克力，並讓弟弟拉勾發誓，保證永遠保守這個秘密。 中共很快得到這個膠卷，稱之為“這是解放戰爭初期最重要的軍事情報”。
1948年11月2日，遼沈戰役結束。 3日，蔣介石來電，要傅作義到南京去開會，說是最高級的軍事會議。 傅作義囑咐傅冬菊說：我明天去南京開會，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門，免得特務們盯你的梢。 傅冬菊問傅作義，開幾天會？什麽時間回來？ 傅作義很不高興地說：這些事，你不該問。 傅冬菊說：爸爸，今天我見到了一位老同學，他非常關心我，也十分關心你。 他說：戰爭的形勢發展這樣快，你父親是抗日英雄，和共產黨、八路軍合作抗日，並肩作戰，所以有接受和談的可能，共產黨希望你父親再次合作，和平解決平津問題， 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業城市天津再遭戰火摧殘！ 傅作義一聽，馬上反問：你說的老同學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特務？ 你可別上當，要碰上假共產黨就麻煩了。傅冬菊說：是真共產黨，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務！ 傅作義沉思了一會兒說：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訴你。 不過你的行動，一定要小心，沒事不要到處亂跑，正因為你是我的女兒，特務們會加倍地注意你的。 1948年11月7日，傅作義從南京開會回來了。 11月17日早上，傅冬菊來到父親的房間，傅作義說：近來與那位同學又見麵沒有？他到底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 傅冬菊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產黨! 傅作義說：那好，請他替我給中共發個電報。 傅冬菊說，好，就要去拿筆、紙。 傅作義有些生氣地說：“一個字也不能用筆記，隻能記在腦子裏，對你的同學，也隻能口授，決不能字傳，一點痕跡不能留下。” 於是，傅作義口授了兩遍，又讓傅冬菊複背了兩遍，沒有錯誤，這才罷休。 電報的原文大意是這樣的： 我已認識到過去以蔣介石為中心來統一國家、複興民族和隨蔣戡亂是完全錯誤的， 決計將所屬的約六十萬軍隊、二百架飛機交中共方麵指揮，以達救國救民之目的，請求派南漢宸來平商談和平事宜。 但電報發出後，一直沒有得到回音。
1948年12月14日，解放軍包圍北平後，第二天，傅作義就派了北平《平民日報》社長崔載之、記者李炳泉（中共地下黨員）攜帶電台和譯電員到易縣前線指揮部談判，與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 但不接受中國共產黨方麵提出的傅部保留兩個軍，逮捕蔣係軍師級頭目宣布起義的方案，談判暫時擱淺。 正在談判期間，解放軍連續攻克了新保安和張家口，消滅了三十五軍和一○五軍， 25日淩晨，中共又宣布了頭號戰犯，傅作義的名字也在裏麵，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辦公桌上的電話、茶杯、筆筒以及文件等等，統統用臂橫掃於地，跌跌撞撞走向臥室的時候， 撞在門框上，摔倒在地。 當傅冬菊聞訊趕到時，他已躺在床上，嘴裏念叨著：“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傅冬菊把傅作義大鬧居仁堂的情況向佘、崔匯報後， 1949年1月1日，中共方麵發了一個電報給傅作義，這封電報一下子解除了傅作義的思想疑慮，派出少將處長周北峰、民盟成員張東蓀與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再次談判，並草簽了“會談紀要”。
1948年12月28日，傅作義派專機到包頭將鄧寶珊接到北平。 鄧是傅十分信賴的朋友，又與中國共產黨長期保持著友誼。 鄧寶珊到平後，二人頻繁地進行交談。 經與鄧寶珊推心置腹的交談，消除了思想上的疑慮。 中共北平地下黨城工部也同時發動進步人士開展了和平解放北平運動。 一時，社會名流紛紛力促傅作義順應人心，走和平起義道路。 前北平市長何思源為奔走和平，其女兒遭到特務的謀害，也毫不退縮。 就是追隨傅作義多年的將領如“總部”政工處長王克俊、經濟處長冀朝鼎、聯絡處長李騰龍、軍醫處長杜敬之以及傅的高級政治顧問劉厚同等，都力勸傅作義早作決斷，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傅作義下決心與中共合作，並決定派鄧寶珊作為他的全權代表，再次出城談判。 1949年1月14日，鄧寶珊由周北峰陪同，在通縣馬各莊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招待所與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正式會談，原擬談判內容包括平、津、塘、綏四地實行和平解放。 是日，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已下對天津總攻令，當晚天津解放。 中共中央指示綏遠問題留待以後解決。 為此，雙方就北平和平解放問題達成了協議。 22日，傅作義正式宣布《關於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協議》公告。 同日，北平城內的20餘萬國民黨軍移出城外，開至指定地點聽候改編。 1月26日的晚上，鄧寶珊將軍和解放軍最早入城的蘇靜處長，來到中南海居仁堂來看望傅作義，傅冬菊就退到了裏邊房間。 緊接著，鄧寶珊也進了裏屋，並把一封沒有封口的信交給了傅冬菊，他說：冬菊，你先看看，爾後抽個適當機會交給你爸爸。 傅冬菊看後，感到措辭很嚴厲，好像一份通牒。 信一開始就指責傅作義率部大肆進攻解放區，先後占領了70多個縣鎮，並且一一列舉了縣鎮的名稱。 接著就指責傅作義所部所到之處，奸淫燒殺，無所不用其極。 最後給傅作義指了兩條路，一是自動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編，並限1月20日下午12時前作出抉擇。 傅冬菊看到信時，國民黨軍正在向城外開，她怕傅作義看到信後， 生了氣把協議推翻，於是決定，等國民黨軍隊都開出城之後再說。 誰知2月1日，《人民日報》以《北平解放經過》為題，全文發表了這封信， 傅作義看後大發雷霆，說為什麽登報前不給他看，這是打他的悶棍，有意把他在全國人民麵前搞臭。 鄧寶珊解釋說:這封信是林彪在通縣談判完後交給的，他看後認為已經簽了協議，沒有必要再交給傅作義看了， 所以回城後就把信交給傅冬菊，讓傅冬菊收起來存檔就行了。 就這樣把事情搪塞了過去。 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周恩來曾對此信作了說明： “信是由我代擬，送主席改定。 朱老總有過顧慮，少奇、弼時主張發表。 主要是從全局出發，給全軍將士一個交代，也給傅作義的下屬們一個警告，叫做又拉又打嘛。 隻拉不打，是右傾；隻打不拉，是左傾。 這次叫先打後拉。 記得主席也是同意了的。” 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正式的入城儀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建國後的命運
傅冬菊在北平解放以後，到天津任《進步日報》副刊編輯。 1949年8月，傅冬菊參加了第二野戰軍西南服務團，參與《雲南日報》的創辦。 1951年3月，傅冬被調入人民日報社，先後在記者部、文藝部工作。 她一直用傅冬的筆名，為人低調,積極工作但不顯山露水,別人不知她就是立下奇功的傅冬菊。 1953年 “三反”“五反”時，傅冬菊所在的支部有人說她扣壓中央給傅作義的信。 傅冬菊不僅寫了文字檢查，還在支部委員會上作了檢討，這才算完事。 “文革”期間，懷疑她是假黨員。 調查人找到傅冬菊本人，問她的入黨介紹人是誰。傅冬菊答：“李定”。 李定正在原單位挨批鬥，不敢承認這件“介紹大軍閥女兒入黨的事”。 傅冬菊被作為“階級異己分子”給揪出來，遭到殘酷批鬥，戴上了“反黨、反毛主席”的帽子。 她去“探望”父親，自身難保的傅作義對她說：“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 文革後，傅冬菊的日子好過一點。 1982年，被借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任編輯部副主任，從事統戰工作。 1995年，傅冬在人民日報社崗位上離休。1995年後在美國與孩子生活了兩年，此後，就一直生活在北京。 傅作義1974去世後，這位人民日報社資深記者傅冬菊，住的是二十幾年沒有裝修過的老房子，隻有布麵沙發等簡單家俱。 雖說頂著“離休幹部”的名義退休，但她和那些真正得到實惠的“離休幹部”相比，卻是天壤之別，什麽也沒有。 她一直病病怏怏，有限的那點退休金除了大量開銷用於吃藥，還要支付保姆的工資。 去世的前幾年，單位要房改，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人員幾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錢來買房。 事實上，傅作義在北京建政初期，把自己的多處房產都捐獻給了“國家”。 傅冬菊臨終那年是2007年，此時她已臥床兩年多，貧困交加，當年平津戰役時期求她辦事的許多人早已身居高位， 哪個人說句話都能夠改變她的處境，但直到臨終也沒有人去看望她。
她曾說，想寫一本父親的回憶錄，但最終沒有動筆，她說現在才發現自己對父親的了解實在太少了。 她還說，隨著歲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親當年的做法，但為時已太晚了。 在她病情很重、多次被報病危，急需專家醫治時，被北京醫院拒絕住進高幹病房，理由是“資格不夠”，隻有副部級以上人員才可以享受這待遇。 她隻能住“特需病房”，這種病房隻要付錢就能住，每天住宿費400元，護理費自己出，兩個護理員每天12小時一換班，每個護理員每月工資數千元。 隻有退休金的傅冬菊負擔不起“特需病房”的開銷，護理她的人因為嫌付的錢少，關鍵時刻甩手走了。 後來又找了幾個幹護理的，開口要價月薪5000元， 兩個護理員每月工資要支付一萬元，傅冬菊及其家人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單位”理也不理，任她自生自滅。 最後，躺在病榻上的傅冬菊已口不能說話了。2007年7月2日，傅冬菊在北京醫院去世，終年83歲。 傅東菊終於解脫了她人生的一切痛苦與煩惱。 讓我們記住傅東菊這個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重大貢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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