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鴉片戰爭沒開始打，到南京條約，道光皇帝啟用、依賴的一係列國家棟梁，從林則徐，鄧廷楨，琦善，伊裏布，楊芳，奕山，牛鑒，耆英，沒有一人不騙道光的，耆英在南極條約談判過程中尤其騙得厲害，是因為這些人都是腐敗至極，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的一群賣國賊嗎？可以說肯定不全是，往往也談不上什麽個人利益，林則徐有很多判斷、決策上的失誤，但人格政績都很經得起敲打，琦善被曆史誣陷成了賣國賊，也是在其力所能及的權限之內盡了力的，他們都不想騙，可大家都騙，是因為道光逼得大家除了騙他之外別無選擇。

 

皇帝一個又一個地任用新人，是因為每一次丟城失地，總是慘敗，臣子卻想方設法掩蓋，結果皇帝怎麽也不明白，隻能做出一個臣子不稱職，不忠的結論，以為下一個新人就能扭轉局麵，結果下一個還是一樣，皇帝卻還是不明白，又是依舊走同一條路。

 

整個清朝連英國人說什麽也搞不清楚，雖然翻譯是個大問題（連今天的劉鶴（在中美貿易談判時）都栽了），但沒有人，尤其是道光沒有，對解釋不通，想不通的照會去問問到底是怎麽一回事，用的是天朝自己的思維、觀念去解釋，包括迷信，結果一切都糊裏糊塗，出賣了一切遂不足為奇（條約上有“所有協議都有中英文版本，解釋不清的，以英文版本為主”之說），這不僅僅是無知，而是整個體製不允許朝廷商討、質詢的機製，結果最後連道光皇帝都失去了控製權，一切都在於經事大臣在以盡早了事（而不是國家利益，甚至也不是個人、朝廷、皇上的利益）為目的下如何讓英國人撤兵為主要目的，讓自己脫離皇上給自己無法完成的使命，不至於丟了官位，或性命。

中國以往是國家專製，絕對皇權，皇帝是國家的主人，對國家（所有臣民）有生殺之權，有些朝代好些，如唐宋，有些朝代內閣有一定的勢力，限製了皇權，至少提供了一個商討的機製，有提問就有不同的聲音，有不同的聲音才能判斷事態和策略是否合適，但清朝不是那些朝代。道光的時代，皇帝是絕對的，皇帝的決定，沒有內閣，連個商議、參考的班子也沒有，而且國家所有大事都得由一個人做主。當一個國家所有大事都由一 人做主，康熙乾隆也是不能勝任的，這是為什麽康熙乾隆其實不是奠定了一個盛世，而是給清朝指向了一條死亡之路，而這死亡之路，也是中國整個國家陷入劫難的路。

 

絕對的皇權讓道光這般平庸的君主自以為如其祖上那般英明，容不得半點異議，任用的，是絕對服從自己旨意的人，真正為社稷著想的人唯一能做的是一邊奉承皇帝，一邊做與聖意相違而自認為正確的事。清朝整個朝廷對世界和那個時代根本毫無認識，隻知道天朝的絕對地位，像道光本人就更加無知了，還自以為了不起，結果一個無知而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給一群無知的奴才發下完全是與現實脫節的指令，一旦執行，那群無知臣子也知道行不通，可是不執行會怎樣呢？皇帝可以幾天變幾次卦，一個人可以一步升天，也可以一步落地，在整個鴉片戰爭與英國談判過程中，任何人除了道光是無權做出任何決定的，一切都得上奏，道光還不斷發出諭旨，指定，也限製死大臣能在授權範圍能采取盡量為本國爭取更大利益的餘地，麵臨這一選擇，臣子除了公開欺騙君主，還有什麽辦法？連關天培都謊報戰功，販賣鴉片沒有中國商人和各級官員的積極參與是無法實現的。

 

你可以說有節操的人可以選擇回避，根本不參政，但這不會改變整個社會的運作，因為總有人會參政，隻要有人參政，結局是一樣的。

 

這種欺騙很多時候是公開的，大臣的奏折偶有經朝廷辯論，但並不一定在大臣之中傳閱，所以你以為這隻是一個大臣和皇帝之間的欺騙，但鴉片戰爭之間當一個欽差大臣被革職，下一個欽差大臣在洞悉前任的策略之後，並不把前任的行為上報給皇帝，而是還會采用欺騙的對策。道光皇帝有時看奏折看到莫名其妙，也根本沒有覺察其中奧妙的能力（康熙乾隆大概好些），就是說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騙，這就是我們見到的整個清朝最後連到底出賣了什麽國家利益也不知道的原因。

 

這種絕對權力還伴隨著天朝絕對優越性和儒家理學與現實脫節的高度腐朽，那段曆史是必然的，不那樣才見鬼。對於權貴階層來說，這一切並沒有影響他們繼續壟斷整個國家的大部分利益，即使大家在皇帝麵前是奴才，在整個社會裏卻依舊是絕對利益的占有者，所以雖然英國海軍船堅炮利是個共識，整個清朝毫無對策，上上下下根本無意尋求一個對策，因為一方麵寄望於海岸炮台防守，一方麵盲目相信清朝陸軍遠勝英國陸軍，更重要的，是天朝有無盡的資源來安撫蠻夷（今天叫出賣國家利益）。

 

真是人人高談社稷，卻見不到人作為於社稷。

 

這種世界觀發展到明清，中國社會的整個意識形態，這種心態是如此僵化，整個社會上層即使麵對被打得一塌糊塗的現實也寧願相信空言，而不願意接受事實，結果是不僅僅不肯承認中國打不過英國（至少是陸戰），連商討一個戰役為什麽失敗的過程都沒有，力主“剿”的官員，包括一些武官，往往無知加狂妄自大，根本對英軍為什麽打垮上一個炮台毫無興趣，自己的計劃也完全是處於個人想象力，連炮能不能打（如不能左右調整覆蓋一定的區域）都不在乎，而戰敗後卻又嚇得屁滾尿流。

 

的確，如果說整個統治階層在整個鴉片戰爭也與皇帝一樣站在了自己私利的一方，那就是他們對思維策略與現實的脫節置若罔聞，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一書裏講及當時的務實者跟朝廷理學大家高談大道理時，根本不是對手，大道理總是滔滔不絕壓倒現實，連英軍必敗的道理都是現成的。

 

再從一個例子看看清朝如何麵對時代的變遷。清朝並沒有禁海，但卻無力致力於水師的建立（這一康熙乾隆以降造成的弊病），為了維護皇權的絕對優勢，就不允許民間有比水師更大的船隻，這在兵器火器上也是如此，我最近見到一個關於自駕車的報道，中國5G和人工智能泡沫下的自駕車其實不僅僅跟不上美國的，而且進步難題重重，結果企業不是致力於如何克服自己的缺陷來建立應付千變萬化的環境下的技術，而是與政府聯合建立新的交通規則，限製交通的自由程度來彌補自身的不足，這種進步是自己欺騙自己的進步。

 

當英軍進攻中國時，為什麽中國民眾完全將之置為身外之事？僅僅歸結於中國民族觀念尚未形成是說不清的，因為以前就有抗擊外夷入侵（宋朝和宋朝之後）的先例，關鍵的，是全社會都覺不到國家這麽一個東西，國家是皇帝一人，皇帝除了能一高興就殺了自己，把自己一切家產奪走之外，大家見不到國家所提供的一個社會運作的框架，因為皇權太大了。這樣一來，哪有抗英的理由？

 

當一個體製和那個體製的統治者有自己一套完善的思維方式，他人與現實都不足以讓他們從夢裏驚醒過來，看來沒有鴉片戰爭，中國也不會徹底變革。

 

時評

今天與當時相差之大，天淵之別，可卻又是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