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是個官迷。文革中後期（林彪事件以後）政治環境寬鬆了，家裏來的客人也多了，每天總有一個兩個。不是說我父親的官有多大，而是因為他的身體不好，所以他的那些戰友們來看他的多，他走訪別人家的少。反正他們都是閑賦在家，沒事做就串門子唄。這個有點相似現在的同學聚會，那個時候他們那代人都到了四五十歲，也都想起戰爭歲月的戰友，聚一聚也是應該的。我不知道父親當年是如何安排作息的，當年肯定沒有 microsoft outlook 的，但他那些朋友們來總都能岔開來，最多一次一個星期天一下來了四撥子，但一般每天都是一個兩個。

當時我們家住的小區，水費是近十來戶人家按人頭來計算的。來的人多了，以至於有鄰居提出我們家應該多算一口人，因為來人總要喝水呀上廁所呀，說不定還要吃飯，有時候還來好幾個呢。所以我父母也同意了，再增加一個人口留給客人。有時候來人坐了很久，怎麽樣讓他走呢？有辦法的。拿一個暖水瓶，進去給客人倒開水，或者再泡一杯茶吧（比如已經泡了兩浦了）？不用了，不用了，客人就會推辭，然後很自然會把話題聊到要走了。這個很管用。

但是認為我整天就是幹著趕客人，那肯定是錯了。客人來了，我外婆或者我（我一個姐姐已經下鄉，另一個姐姐工作了）開門迎客，我父親出來會說，這是我嶽母這是我兒子，然後按他們的年齡跟我說，這是你某叔叔或者某伯伯，也有的人會說還是喊叔叔吧，嗬嗬。我呢，然後是進去倒水泡茶。客人一走，我就忙著去打聽，這人是幹什麽的？幹革命！父親被我經常問的不耐煩就會這樣回答。那以前是幹什麽的？以前也是幹革命！為什麽不告訴我呢？我覺得挺冤，哈哈。現在想起來，人家是幹什麽的（官職）如果自己不說，我父親肯定也不會問人家，所以父親也不一定知道。那你們什麽時候認識的？這個我父親會回答，這個是在抗大認識的，宿遷認識的，或者是在蘇北日報，或者是在華中建設大學，南匯，鬆江，鎮江，四川宜賓等等，還有長春一汽，國務院建築工程部等等。我大姐現在總有遺憾，她跟我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太短了。她中學畢業就去了農場，後來上大學也是在外地，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工作後來又公務出國，所以跟我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太短了。了解他也太短了。其實父親走的早，我和我另外一個姐姐跟他在一起的時間也不算多的。

還是回到原來的話題。我們家做客的也不全是當官的，平頭百姓，老鄉，親戚，鄰居，病友，其他官員的老鄉親屬來托辦事情的什麽都有。但因為我是個“官迷”，所以我記得的多是當官的。當官的中間，搞文教、宣傳、行政的多，軍隊啊、廠礦的少。小官中官很多，好像大官沒有。這個跟父母親不喜歡攀附，交友都很淡泊有關。

每次來了人以後，他們大多都是開著房門談話，但有時候也關著門，尤其是林彪事件，還有就是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期。估計也是一些“小道消息”或者是牢騷，怕影響我們，不讓我們聽見。但也有有冤情的，被不公正待遇的，來請教我父親，這些人也有不少。

幾個比較印象深刻的客人（除去常來的客人，父親的這些好友以後有空再聊）。比如，父親的這個老友我估計是他們當中最風光的一位，後來是中國駐冰島大使，那一年他陪同冰島國王夫婦訪問中國，在上海有一站，他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安排，於是他約好來看我父親。他的“紅旗牌”停在樓下，很多小孩都來圍觀。父親很敬重的一位客人，是父親的入黨介紹人，當年的地下黨。父親每次提到他時都是全稱“武某某同誌”。他文革前是安徽貴池地區專員，文革時也是革委會主任。來上海做客，後來我父親帶我母親和我去他們住的和平飯店回訪。他們父母有七八個孩子，最小的一個女兒（生她是因為說要治母親的什麽病），當時才六七歲。記得我父親說起，他當時就負責計劃生育，所以每次開會，他都要先自我檢討一番（生了太多了）。還有一個李某同誌（單名），父親說他曾記是三野的警衛團長，後來是華東局保衛處負責人，是個非常爽朗的人，跟我父親是河南老鄉，來了大聲說話。後來他又帶來另一個李某，是上海市城建局的黨委書記，也是河南人。他們三人聚在一起，忽然唱起“在太行山上”。不用問，他們仨肯定都是抗大太行分校（一分校）畢業的。我記得那次父親跟他們談起，當年彭雪楓犧牲時，當地的老百姓像是死了自己的父母一般披麻戴孝，排成幾十裏長的送葬隊伍。

文革以後，家裏來人頓時減少。父親也出去忙工作了，估計他那些戰友們也都“官複原職”，忙著呢。但是還是有客人來，好像這時候來的不少是有冤情的，來申述的居多。父親總是和他們耐心的談話，再找證人，他們一般都要來好幾次，然後父親就會寫好證明材料，然後由單位蓋章，再給來人帶回去。以至於，那時候我上大學，周末回家時總是看到父親散步時手裏都是摞著幾張信紙，有材料要寫。他確實是幫助了不少人平反昭雪的（後來這些人都來參加他的追悼會）。

我考大學時，父親對我的唯一一個建議就是，不要搞政治，學一門專業。這一條，我是謹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