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來自邱永漢所著《中國人與日本人》。邱永漢是長期居住日本的台灣人，對中國和日本的文化及國民性都有體會和了解。在日本類似評論中國人與日本人區別的書籍很多，許多帶有明顯偏見，有價值的觀點卻少。邱永漢的不同。有他較獨特的觀點。原文是日文寫的，章節多，篇幅也較大。我挑選其中章節翻成中文。翻譯時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有所刪節。



  中國人與日本人相比較最明顯的區別在於:中國人以利己主義（包含家族）為行動準則，而日本人以集團利益或者說公益為優先。

與中國人隻有粗淺交往的日本人常會有一種印象，覺得中國人重情義，心胸寬廣。可是一旦深入中國人的生活，就會得出不同的印象。去台灣，香港或者大陸看看，不能遵守約定的中國人比比皆是。對錢斤斤計較，掙錢不擇手段。明明是自己的過錯也不認錯道歉，經常還要強詞奪理。總是覺得自己最了不起，即使明擺著是自己的過失，也要想法委過給別人，自己卻不做反省。有些日本人不禁會想：“由這樣卑小性格的人群所組成的集團妄稱什麽大國國民呢”。

誠然，持有這樣的看法因為並非完全沒有根據，所以未必能說它是完全錯誤的，但如果說原本以為中國人是心胸寬廣的大國國民是一種誤解，所以在多少了解了中國人的真實性情之後就把他們貶的一錢不值的做法則是由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真實情形大概介於上述兩者之間。如果長期在中國社會中生活並與中國人打交道，就會逐漸明白並理解中國人的處事原則，以及他們為什麽會抱有這樣的處事方法。因為生意關係而與中國人頻繁接觸的日本人在頭一兩年裏，常有接連不斷的目瞪口呆之經曆，因為他們眼前的中國人與他們之前想象中的中國人大相徑庭，他們感覺之前的期待和信賴遭受背叛，禁不住就會對中國人口出惡語。

然而兩年之後，他們就會習慣。最初對中國人所抱有的強烈的不信感就開始逐漸減少消失。說謊吹牛，不守時間，這些在中國人裏司空見慣的事情，就會變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他們會認為倘若非要中國人早來不可，可以特別強調希望對方守時。或者算好時間，將約定的時間適當向前調整。這樣事情同樣能夠順利進行，他們會想：“這裏不是日本，沒有必要事事都像日本人那樣循規蹈矩，日本人的做事原則又不是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所必須遵守的唯一原則。”

台灣作家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裏，提到“醬缸文化”，意思是說外來物一旦進入黏糊糊的醬缸之中，就會失去他們自身原有的麵貌，被同化成黏糊糊的醬缸裏的一部分。西洋文明也好，近代思想也好，或者日本的生產技術也好，一旦進入中國，受到具有五千年傳統的“醬缸文化”的影響，就會失去原味，變成一種似是而非的東西。元朝，清朝都是異民族侵入後建立起的王朝。在中原建立政府後，隨時間的經過，都在中國人之中被同化了。因為是具有如此悠長的文化傳統的地方，資本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民主主義也好，隻要進入中國的醬缸文化之中，就都會帶上中國醬缸的味道。在漫長曆史中形成的中國人的國民性，你若想去摻沙子改造它，其結果是被染上它的特色被它所同化的可能性大得多。

那麽是不是今後若要嚐試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和行動原則就不可能成功呢？中國人是不是永遠甘心滿足於維持專製的官僚政治，而與民主主義，法製，還有公益優先這些個東西無緣呢？

我覺得未必就是這樣的，我是持樂觀看法的。同樣是中國人社會，先一步進入經濟發展軌道的台灣，香港，新加坡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思想和行動原則都是由環境促成的。與中國人相比較，日本人雖然可以說是從以前就有較好的團隊合作的意識和傳統，但真正使日本人團隊合作意識得到強化固定的是戰後導入的法人優遇的稅務製度。比起個人經營店鋪，個人擁有財產，以公司名義經營稅務上遠為有利。如此一來，小店鋪也變成了公司。公司賺到的錢作為資產大部分由公司積累。正是由於這樣的體製得到確立，日本人才成功地使得以公司為單位的團隊合作得到了強化。

公司這種組織形式一旦被普遍化，日本人就開始把公司作為一種堡壘在其中經營他們的社會生活。金錢的流動，交際費的支付方法，文化活動的讚助等等都變得以公司為中心進行。大部分的公司職員都會效忠於公司，不與老板生死與共生活都會出現問題。因此，可以說，是選擇優先公益或者團隊利益，還是徹底貫徹利己主義，是由社會製度所左右所決定的。至今為止，中國人以利己主義為行動準則，乃是因為他們處於那樣的環境和社會製度之下，但卻不能說今後永遠都會這樣。

實行共產主義四十年的中國人以利己主義為行動準則，而實行資本主義的日本反倒公益優先，這看上去似乎矛盾。但仔細想想，正是利己主義的結果導致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卻也仍然無法改變中國人的利己主義。由於利己主義，自力更生都是為了在嚴峻的環境中生存下去而產生的智慧或對策，隻要環境沒有改變，利己主義就不會改變。中國人頭腦靈活，如果以個人相比，恐怕中國人的智能指數高於日本人。如果把焦點集中在賺錢方麵，與骨子裏是商人的中國人相比，日本人完全不是對手。

具有上述特點的中國人如果不受約束地自行其是，其結果是土豪益發土豪，窮人則淪為社會底層。貧富差距的問題顯而易見。可以說在中國正是由於貧富差距之大超過了一般民眾的情感所能忍受的限度，才導致共產主義革命取得成功的。過去幾百年，幾千年，包括後來的共產革命，每當由於政權交替而出現動亂，洪水，饑荒時，中國人除了保護自己及家庭避災以外還能做什麽呢？你說那是利己主義也好什麽也好，能救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是首要之事。接著是親朋好友。至於其他人隻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了。

我這樣說並非是在侮辱貶低中國人。通常中國人也都是關心政治和社會事業的，但在內心裏他們所關心事情的順序都是非常清楚地定好的。向中國人那樣徹底實行利己主義，以自己家族為中心考慮事情的國民其他並不多見。

當然，日本人裏也有很多利己主義者。在戰爭剛結束時期，即使日本人也一樣全力隻顧讓家人吃上飯，其他人的事情是顧不上的。但即使在那個時期，日本人也很快意識到集團行動的利處，很快製造出“會社”（公司），藏身於其中。“小毛魚需要集體行動”，日本人常這樣自嘲式地比喻自己的集團性。個人個人即使是柔弱的，一旦結為團體，行動起來卻讓人瞠目結舌地強悍。過去的藩士以藩為靠山行動，藩就成為藩士的後盾。農民作為村子裏一份子，村子就會全力支持照顧他。同樣在黑社會裏，服從道規，就會得到黑社會組織的全力保護。而作為交換，集團利益就必須優先於個人利益。這些個行事規則長久以來已成為習慣，成為日本人血肉的一部分。

所以主子與仆從的關係分明。家臣以殿樣為中心，村民以村長為中心，漁民以漁民頭目為中心，而黑道則以黑道老大為中心構築起上下關係。集團在集團規則下運行。按上級指示殺人也好，頂替殺人犯去監獄服刑也好，都是集團利益優先思想下的產物。那些描寫夾在義理與人情之間掙紮的黑道電影常常喚起日本人的共鳴而使得他們感動流淚，是因為他們常常處在相同境遇之中的緣故。中國人在社會生活之中，很少有這種為義理或人情而煩惱的情況。沒有優先公益或集團利益的習慣，自然也不易有日本人那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