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來自邱永漢所著《中國人與日本人》。邱永漢是長期居住日本的台灣人，對中國和日本的文化及國民性都有體會和了解。在日本類似評論中國人與日本人區別的書籍很多，許多帶有明顯偏見，有價值的觀點卻少。邱永漢的不同。有他較獨特的觀點。原文是日文寫的，章節多，篇幅也較大。我挑選其中章節翻成中文。翻譯時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有所刪節。  中國人對於教育的熱情並不遜色於日本。這一點從台灣，香港沒有目不識丁的人這件事上就能看出。與日本的“學習塾”（補習班）一樣台灣的補習班可以占滿整條街。在美國的大學裏，因學習成績優秀而獲取獎學金的，大半是東方人學生。“東方人並不僅僅是他們自己在用功讀書，以父母為首，整個家族都在熱情支持，所以我們美國人贏不過他們”美國人會這樣抱怨。

大陸與香港，台灣相比，一則因為經濟落後，二則因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荒廢，留下了一些空白。但家長對子女接受教育的熱心是並不少於人的。有學問的人受到尊敬，社會地位崇高，這是自隋唐以來的悠久傳統，所以即便是大字不識一個的人也會要努力使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沒有機會接受教育隻是因為貧窮，但近來這種情況已經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共產政權建立之後，階級地位逆轉，農民，軍人等的子女屬於“家庭出身好的”，地主資本家的子女則歸於“出身不良”，這些“出身不良”的子女盡管本人沒有任何罪過，卻被剝奪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所幸那隻是一段時期的事情，“四人幫”倒台後，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改革開放以來，這種差別待遇已被取消。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依然隔著海峽相互敵視，各自強調自己的正統性，在教育上政治色彩極其濃厚，影響至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是滿腦子被充塞了這類政治概念教育的孩子們，當他們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卻依然會變成不相信政府的國民，思想教育的威力和效果讓人懷疑。

對待教育，日本人也許比中國人更加重視。由於日本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學曆社會，是否出自於好的學校對於日後在社會上立身處世，出人頭地具有很大影響。由於整個日本社會都是由“會社”這種組織形式所穩定地構成的，想要進入公司工作，就必須從選擇學校開始。在中國，雖然要想在官場出人頭地，學曆也是不容忽視的，但程度不似日本。在中國要出人頭地，比起學曆來，人際關係遠為重要。背景，或者說靠山至關重要。

日本人把學校教育看成是人格形成所必不可缺的東西。四歲進幼兒園，六歲進小學，小學六年，中學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短期大學兩年，醫科，牙醫科專業則需六年），人們相信這些是年輕人成長和個性形成所不可缺少的過程。如本人這樣的在台灣出生，接受日本教育的，把取得全勤獎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遲到是不會的，早退，除非有類似家人的葬禮非去不可的情況，也是不會的，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的。萬一，不得已而中途退出某個課程，不止是覺得影響日後立身處世，甚至會覺得是人生征途上的落伍者，為此而誠惶誠恐惴惴不安。

然而，我的太太則與我不同。太太出生於廣州，家則一直在香港。日本占領香港時，太太的父母因為害怕遭受日本兵的侵擾而讓孩子們帶了錢去內地避難。因為是在戰時，學校時斷時續，一旦有日本兵將會來到的傳聞，就不得不向更加縱深的內地遷徙。這樣住所不斷改變，學校也完全無法穩定在一個地方。太太認為她腳的形狀有些變形就是因為那時候沒錢買運動鞋，隻能穿著草鞋到處遷徙而導致的，至今耿耿於懷。幸好戰爭在她讀高中的時候結束，大學是在她回到廣州時讀的廣州法學院。雖是讀了大學，當中中斷過幾次，而且，無論刮風下雨學校必須得去這樣的想法也是沒有的。總之，是不會認為如果不去學校，就無法順利成長的。

從上述地方可以看出中國人與日本人對待教育的不同看法。在日本，進入政府部門也好，大公司也好，沒有過硬的學曆，想要登上高位是很困難的。而中國人即使在大公司，隻要手腕得到認可，與學曆沒有關係，很快就會得到提拔，被委以重任。如果是個人自己做生意，學曆就更不是問題。看看香港，東南亞那些取得成功的華僑大商人們，許多幾乎沒有進過學堂。因為要進入組織之中，就會需要學曆，而對於向中國人那樣原本對於組織這種東西就不是很重視，憑借實力決定勝負的人們來說，學曆就不是那麽非有不可了。隻有被人驅使的人，學曆才會被關心。

由於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生活過來的，我太太就會認為：學校這種地方，去比不去強些，但力所不逮卻勉為其難地去學校則大可不必。所以當我的大兒子提出要中止高中學習時，她絲毫不覺得不安，說：中止學校的話，就去外麵工廠裏工作。學校這種地方不去也一樣長大。如果是日本人的母親們，（遇到相同情況）一定會感覺惴惴不安的，從這些地方似乎就能看出日本人與中國人的不同來。

日本人像製造商品那樣把人也都當做規格品去製造培養。所以日本的學校仿佛是製造人的工廠一般。到了一定年齡，就要把孩子送入學校，學校畢業了，則就該進會社（公司）。對於從東京大學或其他名校出來的人就能得到些特殊待遇的做法，雖然也時有非議，但更多的家長們會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而努力使自己的子女進入好的學校。學曆無用論的叫囂時或也會聽到，但罷課，或者不去會社工作這樣的事情基本沒有。豈止如此，名校的報名者總是趨之若鶩，而為了讓兒子進入一流會社工作，家長們也總是想方設法奔波操勞著。如果能入一流會社，連對象都能找到更好的。

互為近鄰的中國與日本（對待教育與學曆）為何彼此之間有如此之大的不同？我覺得這是因為中國人在戰亂或者和平時候都是靠自己或者家人生活，而日本人則是組成集團依靠集團生活的緣故。盡管日本也並非沒有血統主義，但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在日本，存在著與血緣相比，地緣更受重視的風氣。從前武士因功績而被授予土地，會以那片土地的名字命名自己。因為領有叫做足利的土地，便起名叫做足利；被授予叫做新田的土地則名字就叫做新田。即使是好容易被允許有了姓名的武士（從前一般百姓隻有姓，沒有名），一旦離開那片土地，過了三代，就會失去原來的姓氏。所以得到土地的武士會全力保有土地，並盡最大能力去開發那片土地。所以日語裏才產生了“一所懸命”（全力以赴意）這個詞匯，後來“一所”演變成“一生”，就成了“一生懸命”了。所以為了保護自家的姓氏和門第，融入當地社會，得到當地人們的認同與支持是必須的。在日本，類似歐洲那樣的奴隸製（指從前）的跡象都不曾有過，不僅如此，即使是封建社會也是向來都是，領主與下屬共命運，下屬於一般百姓也同樣命運與共，非如此事情沒有辦法順利進行的。

日本是傳統的地緣社會，領主變多少回，以地緣為中心的原則都不會變。血統主義隻是領主的後代繼承領主的地位而已，如果沒有藩士（藩裏的武士）與百姓的支持，生產也好，分配也好都無法順利推行的。這種情形到明治以後都沒有改變。

廢藩置縣（明治天皇為強化中央集權所實行的廢除原來的藩屬地，將日本劃為若幹府和縣的政策）實行之後，以藩主為首，下麵的家老，家臣都隻好離開藩地。那些人裏麵有隱居的，有務農的，更多的則為了尋求新的職位而上京（去東京），為了一大家族的生存，尋求財富，設立會社（公司）的人不在少數。明治以後新設立的會社雖說未必都是由失業的武士們所設立的，但聚集在“會社”這頂傘下的芸芸眾生裏麵武士是不會少的。而且這些人們抱著如從前藩士對藩主忠心耿耿恪盡職守那樣的心情在會社裏工作。新的組織與舊時的體係並沒有大的區別，命令係統也基本一樣。所以日本的會社在以追求利益為目的的同時，具有一種在其他國家看不到的獨特的精神方麵的緊密聯係也就不足為怪了。明治以後，日本新出現的會社原本是繼承了武士的組織體係設立起來的。與中國人的為自己或為自己一家而追求利益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