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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發生了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倉惶出逃，墜機在蒙古”，由於這一 “叛黨叛國”的事件，林彪這個毛澤東昔日的親密戰友和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已經被徹底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在隨後進行的大批判中，人們對林彪無限上綱大批 特批，恨不得撇清與林彪曾經有過的一切關係，對林彪之死因此喜形於色歡欣鼓舞。但惟獨周恩來不是這樣，在林彪飛機失事後，堂堂一國總理竟然空前失態嚎啕痛 哭了一場。
據周總理的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透露：當年，林彪在蒙古溫都爾汗折戟沉沙。稍後的一天，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派人帶回了現場照片，證實了林彪的確 已死。原本彌漫著高度緊張氣氛的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終於恢複了往日的平靜。當其他人都如釋重負地離開後，屋裏隻剩下周總理和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突然， 一陣嚎啕之聲如江水崩堤猛然暴發，撕肝裂肺、痛楚無比。發出這哭聲的，正是周恩來！就是那個越是風波險惡，就越是從容鎮定，仿佛是專為克服困難而來到這個 世界的周恩來。在這一刻，這個超人居然失控了！足足過了20多分鍾，才逐漸平靜下來。平素反應敏捷極善言辭的紀登奎，被震得說話都結巴了：“總、總理，林 彪一夥摔死了，這是不幸、幸中的萬幸……”周總理說：“你不懂，你不懂！”
紀登奎說的沒錯，林彪一夥摔死了，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偉大領袖毛主席又一次取得了一場殲滅戰的勝利。周恩來應該高興才對，為什麽要大哭，而且要嚎啕大哭呢？
對此，周秉德是這樣解釋的：林彪作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卻叛國投敵自我爆炸，總理深感無法向世人交代，無疑，這種說法最符合官方的觀 點。但我們隻要多想一下就覺得這種觀點站不住腳。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林彪的二號地位是其一手提拔的，周恩來即使有責任，也隻是一個次要責任，無論如何也 不能怪罪到周總理頭上。最應該感到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的人首先是毛主席，根本不應該是周總理。周總理是善於掩飾自己感情的人，某種程度上已經達到了喜怒不 行於色的境界。為什麽這次唯獨對林彪的死亡這麽失態呢？居然失態到嚎啕大哭，而且一哭就是20多分鍾，這裏麵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這就得從周恩來和林彪二人的交往關係以及二人的政治見解說起了。由於林彪已經被批成了臭狗屎，周恩來與他的真實交往資料，我們現在已經無法準確得知，倒是 說林彪要對周恩來下毒手的資料還能夠看到。英國人迪克·威爾遜著的《周恩來傳》裏寫道，1971年3月，周恩來結束對越南的訪問，坐飛機回到國內。林彪為 了消滅這個敵人，曾下命令等飛機一回到中國境內就將它擊落，但當接受這個命令的將軍看到飛機的民航標誌後，沒有開火，而是強行命令飛機降落。周總理把林彪 的那份電報拿了回去，讓人在自己死後交給毛澤東。這個故事一看就是編的，當時林彪已經是二號人物了，周總理是文革中一撥即倒的人物，對林彪根本構不成威 脅。平白無故為什麽要下命令擊落周恩來的座機呢？這隻不過是妖魔化林彪的一種手法，汙蔑林彪不是東西，連忠厚謀國的總理也要消滅，這林彪可就壞到家了。
其實，林彪對總理是非常尊重的，這從他對身邊工作人員下的一個死命令就可看出，“我睡覺時，有人來電話，我一律不接，但毛主席、周總理除外”。貴為一人之 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本可以不把周恩來放到眼裏，在睡覺時還要接總理的電話，可見二人的關係應該不錯，最起碼能看出林彪對總理的那份尊重之情。
曆史的可笑之處在於，數年後竟然把林彪和江青集團一塊批判，稱之為“四人幫”和林彪反黨集團，事實上這是兩個水火不容的集團，“四人幫”執行的是文革路 線，而林彪集團的政治理念是發展經濟恢複生產，文革新貴張春橋批判林彪集團得力幹將陳伯達的罪狀就是唯生產力論，“四人幫”和林彪集團的分歧可見一斑。這 點可以從晚年陳伯達寫成的《陳伯達回憶錄》一書的有關回憶得到證實。陳伯達這樣回憶到：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後，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請了總理、林 彪、康生、謝富治和我，討論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久。總理講了經濟停滯、社會無政府主義、大批幹部被打倒等問題，主席聽著，有時用鉛筆記著，林彪講：“同 意總理意見。要發展經濟，發展國防，整肅社會派別、山頭。”我也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已經取得徹底勝利，要發展經濟,團結大多數。”主席怕(文革)結 束，他講：”鬥批改還剛起步，鬥爭還有反覆，徹底勝利！還要不要革命？看來，今天我又是少數。”康生、謝富治當即表態,站在主席一邊。當時氣氛很沉悶，總 理說：“我對主席的教導、對主席思想的學習、領會還是很差，要很認真總結、檢討，否則，在工作上會犯大錯誤，還迷惑著。”主席講：“'總理，檢討不要勉 強。黨內有不同觀點、有不同立場，我不驚奇。”他說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訂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後，總理見了林彪，也打了電話給我，希望能向主 席作檢查，緩和政治局常委內部的氣氛。為此，林彪給我打了電話，表示理解總理善意，顧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比斯大林更專製，國家會 有災難降臨。
從陳伯達的這段回憶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來對當時政治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自己準備的九大政治報告裏，也是要抓建設、搞國強民富的一套。他們都不約而同 地誤以為，打倒了劉鄧及其一大批追隨者，毛澤東的文革目的也算達到了，應該回過頭來發展經濟安邦治國了。可惜他們都無法理解紅太陽的內心苦衷，因為如果再 發展經濟，就等於回到劉少奇曾經走過的老路上去，這就等於說劉少奇是無辜的，因為劉少奇被毛澤東所指責的罪責，無非就是發展經濟，不搞階級鬥爭。英明偉大 的毛主席怎麽可能會自己走到文革的反麵去呢？
林彪發展經濟的主張並不是孤立的，與他對毛澤東領導的文革持反對態度是一脈相承的。林彪死後作為其罪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就真實地記錄了林彪的這一 態度：“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曆史地走向反麵”，“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 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獨裁者越來越 不得人心”，“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 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 相受剝削。”
與林彪的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幾年後鄧小平回憶這一段不正常的曆史時說的話：“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 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製現象，不斷滋長”，林彪和鄧小平兩個人的說法真實地揭露了那個時代中紅 太陽的專斷獨裁，隻不過鄧小平的說法比較含蓄。
對待文革的態度，周恩來雖然不敢明確反對，但一直是在被動地消極應付，在這點上，他與林彪是不謀而合的。以前的搭檔劉少奇死了，如今林彪飛機失事也死了， 以後還有誰能共商大計反對文革呢？那個時候，我們的總理一定感到了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孤獨寂寞，以致再也控製不住，嚎啕大哭起來，既是為林彪的命運惋 惜悲傷，也是一種兔死狐悲，為自己今後獨木難支的命運痛哭悲歎，更是為國家的不幸命運而擔憂悲哭。然而，周總理的這一內心悲苦誰又能理解呢？
事實也是如此，從此以後，周恩來在黨內工作更加艱難，處境也更加凶險，終於得了不治之症，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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